2016年3月28日上午11時17分許，在西湖國小大門附近的巷口，發生王景玉砍殺小燈泡的驚人命案。台灣高等法院的判決書（106年度上重訴字第14號）記載命案發生過程如下：

王景玉自對街觀察，認定年幼之劉○○（按：小燈泡，下同）即為其欲尋找之行兇對象（妄想其為四川女子），且欠缺抵抗能力，遂於同日11時17分許自對向治磐社區穿越馬路至劉○○後方，先將劉○○推倒、壓制在地，明知頸部乃人體重要部位，倘以銳利之刀刃砍殺將會傷及頸部血管，致失血過多而生死亡結果，仍以左手持菜刀多次猛力砍切劉○○之後頸部，王○○（按：小燈泡的母親）見狀隨即上前拉扯王景玉並大聲呼救，王景玉仍未停手，持續砍切劉○○之後頸部，王景玉上開行為致劉○○之頭部及雙膝受有鈍創共7 處（分別位於頭部5 處及雙膝2 處），頸部受有深層組織銳創共23道（包括淺切割5 道，致命銳創砍性切割傷17道），前開致命性銳創造成第2 、3  頸椎間分離性切割傷，高位脊髓、頸部動脈、靜脈血管斷離，因中樞神經性休克、出血性休克死亡，並當場身首異處。

「當場身首異處」就是小燈泡的命案慘況。如果沒有路人鄭凱峰、林明煇、許智鵬、許國勝等人合力壓制，以及警察趕赴命案現場，王景玉的「妄想型思覺失調症」急性發作與病情活躍的代價，就是更多無辜生命的白白犧牲。

高院合議庭的三位法官如審判長謝靜慧、受命法官吳秋宏、陪席法官陳美彤，試圖在上開判決書建立精障者殺人免死的判決「典範」。判決書確實詳細討論量刑因子，依據《刑法》第57條的10款規定，論述王景玉死刑減輕為無期徒刑與5年保安處分的法律理由。可是，判決書中提及王景玉在命案發生前曾有兩次強制就醫紀錄，分別是2010年10月間與2014年10月間。

判決書指出三軍總醫院、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醫師均認定王景玉非嚴重病人而未予強制住院治療，案發前6個月已有：「類似夢境的視幻覺，但因其描述上非典型幻覺，而是偏向夢境似地發生在睡覺時，雖然是以視覺影像的方式呈現，亦無法排除其為一種思想插入（Thought insertion）的症狀，並且被告發展出完整的妄想系統，其思考多無正常邏輯，也不會去深究自己思考的正確度和理由，為一種偏邏輯思考（Paralogical Thinking）的狀況。被告出現許多妄想性行為（Delusional  Behavior），如筆記自己的妄想內容（具有某種執著性，被告似乎想要讓他人知道筆記內容）、出門燒燬筆記影本（王員認為就像燒紙錢，具有與一般人溝通的效果）、到外遊蕩比手畫腳（被告認為乃是指揮軍隊）、在家躲在廚房吃飯（避免被被告父母親看到被告的皇帝臉龐等）等，且斷絕自己的人際往來，不跟以前會來往的朋友互動，多數時間自己關在家中房內。」等病情明顯症狀。

王景玉與其家人欠缺病識感，排斥就醫治療，暫且不論拒絕就醫的行為責任屬於故意或過失以及由誰承擔、是否影響死刑得減輕為無期徒刑的討論，當精神科醫師認定王景玉沒有強制住院的積極醫療必要時，這是「醫療怠惰」應追究「消極不醫療」的行為責任，還是醫師迴避病人照護責任，把球踢給家屬與病患的卸責行為？王景玉的凶殺行為不能與精神疾病切割，我們應該問問法院與政府，如此需要強制住院且積極治療的病患，發病後的代價，為何要以三歲小女童的生命白白犧牲？當廢死團體與歐盟廢死干預勢力在國內大聲高呼時，為何沒有具體且務實地討論「社會安全網」的必要與重要？

當辯方律師主張殺人犯有免死理由、可教化與再新時，有哪些具體的教化規劃與計畫，可以獲得矯正署背書保證？誰來評估教化的效果？教化如果不如預期，難道可以把無期徒刑改為死刑槍決？當殺人犯表現宗教信仰行為時，倘若法院確信凶嫌免死而判決無期徒刑，請問法院教化的結果，是要求殺人犯在監獄裡成為「Seafood」或「上人」？還是可以成為傳道者，將來成為牧師或神父？法院只重視教化的可能性，卻無同時要求矯正署與辯護律師擔保教化的具體結果，如此教化可能，終究只是「幹話」，淪為判決書的紙上善意。

小燈泡的不幸案例，絕對可以事後諸葛證明政府無能保護小燈泡，同時社會安全網也不在乎王景玉病情活躍與加重的失控危險，這是社會治安與社會安全的雙重失效與失靈。廢死若不矯情，放棄借重歐盟外力干預內政的霸凌意識，對於死刑存廢以及社會安全網如何撐住邊緣人的務實討論，應該會有更多交集與希望。

政府依法執行死刑並非故意殺人，不等同殺人犯的犯罪行為。日本執行13名死囚的絞刑，顯見廢死並非普世價值。當終身監禁、無期徒刑只是虛耗死囚生命而無任何教化價值時，法官如果堅持廢死意識而未依法判決，這是法治國的悲哀，也是廢死透過政府、司法而濫權霸凌反廢死的邪惡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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