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與灰鷹》這部鴻篇鉅製基於英國文學家、文學評論家、記者、旅行作家麗貝卡·韋斯特三次前往南斯拉夫的旅程:第一次,1936 年春,應英國文化委員會之邀,前去做講座;第二次,1937 年春,與丈夫亨利·安德魯斯同行;第三次是1938 年初夏。

也是從1936 年起,她投入了五年時光,列清單似地將一個國家的林林總總記錄下來。隨着“海量材料”內容的不斷增加,這份“清單”最終形成了一幅巨型的、極其複雜的圖畫——關於她自己心靈的畫像,也是處於“二戰”邊緣的歐洲畫像。在其中,觀察與玄思,思想與對於“生活的本真意義”的即時反應,無時無刻不相互錯雜而行。其背後更是蘊含着韋斯特對人類及其無盡的愚蠢和悲劇的理解與同情。

今天分享的是傑夫·戴爾爲《黑羊與灰鷹》撰寫的導讀選段。從這裏起步,我們可以先對韋斯特的寫作特質和人性關懷有一個初步的理解。

這本書有兩個主題:一是南斯拉夫,二是其餘一切

文/麗貝卡·韋斯特

節選自《黑羊與灰鷹》

韋斯特的目的是要“讓過去與它所創造的現實並肩而行”。她的一部分成就就是試圖揭示了,即便是明顯不具歷史性的知覺——比如被掐下的一朵花的香氣——都飽含着過往的氣息。

地理與歷史,其道理更是如此,常常難以分割。因此,特定的地域便會“給土地上的民衆打上同樣的烙印,不管歷史帶給這片土地的是怎樣的民衆——即便是爲了征服而將當地的人口滅絕,就像潑水一樣把他們倒出去,再灌入種族、哲學截然不同的另一羣人”。不耐煩的讀者,往往會跳過歷史敘述的部分,但他們是在冒着很大的風險,因爲過去——被敘述的歷史——可能悄無聲息地化入眼下的現實。最爲引人注目的例證是在一番長篇大論之後才被提出的(讀到這裏時我覺得這論證確實有點太長),那是14 世紀塞爾維亞國王史蒂芬·杜尚統治期間,發生在普裏什蒂納的一件事。

在大約二十頁之後,我們得知了他的死亡:

在生命的第四十九年裏,他死在一個普通的小村莊裏,村莊小得今天已無跡可尋。他在痛苦中死去,似乎中了毒。由於他的死,一些不合意的事情就發生了。比如,我們坐在普裏什蒂納一家餐館,手肘下的桌布仍帶着污漬,盤子裏的雞瘦得像麻雀。一男一女朝我們走過來,女的背上扛着一個犁頭。

啊!這豈非所曾見過的最大膽的跳切、最大膽的時間移位、最出乎人意料的推演?韋斯特並沒就此打住。這對男女的出現,將她的思緒又拉回到這本書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即男人與女人之間讓人慾說還休的關係:

在大男子主義不受限制的地方,女性被驅使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卻沒有權利實踐自己的意願。這種狀況令人作嘔,說它噁心,並不是因爲工作對於女性的影響—她們總能從工作中學到東西—而是因爲它讓男人變成了廢物。

韋斯特仍未就此打住—又回想到史蒂芬·杜尚的死,然後才從餐桌旁起身,來到“一個土耳其式的廁所”:

地板上那黑乎乎的洞,以及廁所逼仄的空間裏顯得詭異的某種東西,讓人覺得,似乎糞便—男人所排泄的——也樹立起一種新的權力元素,充滿敵意且具有魔力,能將其暗黑的濁流與惡臭的潮溼氣息覆蓋滿整個世界……我感覺那地方正用它的穢物將我玷污,而且永遠無法再洗滌乾淨,因爲那污穢的實質比溫和的肥皂和水更加頑固。

韋斯特仍然沒就此打住……我們且繞回去片刻。爲了檢視所有涉及的問題的內在含義,這本書中無窮無盡的自我證明式的討論,是韋斯特創作結構與寫作風格的核心特色。她的所有結論都與過程(這本書的關鍵詞)緊密相連。

在此過程中,這些結論被一一梳理出來。任何能引起韋斯特注意的東西——比方說書的第507 頁的一件小事,在一家餐館裏,收音機播放着一首莫扎特交響樂——都會被作者生動直觀地傳遞出來。當韋斯特仔細描述和處理這一小插曲時,她會帶着我們踏上一段偏離主題的旅程,直到推思默想至最幽深處,再準確無誤地返回我們藉以出發的地點或場景。刺殺弗朗茨·斐迪南的普林西普以此成爲作者意圖的積極代言人:“他將自己全身心地獻給每一個大事件,以便徹底領悟這一事件如何揭示宇宙之本質。”

麗貝卡·韋斯特

以此看來,《黑羊與灰鷹》除了是一部浩大之作,還能是什麼呢?即便是羅伯特· 費斯克(Robert Fisk) 的《文明大戰》(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的忠實讀者,也可能覺得這令人一見難忘的大部頭之所以厚重的唯一原因是其豐富的積累以至於裏面所包含的材料太過龐大。《黑羊與灰鷹》作爲一件藝術作品,其承載如此厚重。如威斯坦·休·奧登(W. H.Auden)在“給拜倫爵士的信”(“Letter to Lord Byron”,1936)中提到的,韋斯特需要“一種足夠宏大的形式,以遊弋其間”。作品思想的尺度,蘊含在它的詞句和結構之中。經編輯節選的《麗貝卡·韋斯特精簡本》(The Essential Rebecca West)看似方便,且頗具吸引力,卻感覺像是一種對美的強暴。實際上,將這樣一部作品精減到只剩要點是極不妥當的。我懷疑,其中的某些刪減恰恰是我最喜歡的部分,卻可能被刪減者認爲並非精華所在。

這種刪減制約了敘述的清楚度,也是韋斯特所一再公開反對的。我不想貶低《黑羊與灰鷹》作爲一部關於南斯拉夫的著作的重要意義,它基於“南斯拉夫西部與南部地區的自然構造和色彩,與(韋斯特)想象力的內在構造與色彩,實現了近乎巧合的一致”。不過,雖然我所珍視的諸多部分源自南斯拉夫,它們卻並非專屬於世界的那一個部分。這樣的例子成百上千,舉幾個便已足夠:一匹馬“情慾熾盛而焦躁不安”,它“因爲恐懼,也因爲享受,眼珠兒直轉,胃口好極地從食物中尋得安撫,馬也明顯知道可以從中獲得安撫,並且追尋它所宣稱的自己所恐懼之物”;一個女人,“貌美若伯恩·瓊斯的畫,同時,她握緊的粗糙指關節,可以將她可愛的臉蛋揉擦出窟窿”;那些穆斯林,“禁酒也不過是爲了沒了酒精照樣能夠陶醉興奮罷了——這實在沒有任何邏輯可言”。

《黑羊與灰鷹》的文思河奔海聚,支流蜿蜒——你永遠不會知道接着會發生什麼——但這並不是說它結構混亂。它可能枝葉蔓延——這是事實,但請記住,首先,一部表面上描述一次旅行經歷的書,實際上卻是三次不同的旅行天衣無縫的糅合。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漸漸熟悉了《荒涼山莊》或《尤利西斯》的複雜結構;在當代,我們讚賞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小說繁複纏結的情節、人物及主題。而《黑羊與灰鷹》卻對讀者的期望值提出了另一種要求。它是散文體的連續即興創作,集統一性與流暢性於一體。就如同薩克斯手或號手的即興演奏那樣,韋斯特信筆漫遊卻不曾迷失路途的控制性因素是她的“基調”。“基調”在某些結構之承載上的大膽展現是這本書創新意義的關鍵所在。憑藉總體上保持一致的基調,韋斯特能夠輕鬆地在各個音區之間自由徜徉。她可以機智地說:“訪問極爲愉快,雖然一無所獲——根本算不得訪問。”亦可戲謔:

“那我們幹嗎不帶上那本書呢?”我丈夫問道。“噢,那書簡直比石頭還重,”我說,“我在盥洗室的磅秤上稱過。”“你稱它幹嗎?”我丈夫問。“因爲有一天我突然想起,除了自己這堆骨肉外,我已經不再知道任何別的東西的重量,”我說,“因此我拿起它來,以便讓我的心思別有所寄。”

韋斯特的文字可以詩情繾綣(“當我們駛近岸邊,船身下的水體如淡綠的寶石,陽光灑落,可見到水底的沙子”),同時又那般奇異華美:

橋的前方,河面變得寬闊,水上長着一片黃色睡蓮。兩岸邊緣像鑲了明鏡,垂柳立岸,樹的正下方,倒影映入水中。那驚人的綠,那千尾貓尾般下垂的柳枝,彷彿靜態的禮花,讓我們驚奇不已。

另一方面,當她鄙夷在波斯尼亞一家賓館遇見的一個女人時,韋斯特也會出言不遜:“她就是殘忍,她就是污穢。”(第438 頁)最讓人驚奇的是,如此的一部長篇鉅作中,韋斯特展現出敘事簡潔的天賦:“(我們)再次置身於具有瑞士風情的鄉間”,“一帶裸露的山脈漆黑如夜,高聳的山脊上白雪點綴如星”(第734 頁),“一陣便士硬幣大小的暴雨”。

這篇導讀的進程正被它的長篇累牘所妨礙,但終而言之,到底必須騰出一些空間,以便一瞥韋斯特的思想。《黑羊與灰鷹》出版幾年後,韋斯特考慮過她的美國編輯本·休伯什的建議——寫一本關於大英帝國的書。她本有心採納這一建議,但“只能是在宗教與形而上學方面,我可以胡言亂語,提出隻言片語的見解”,她於是斷定,於如此一項研究,自己沒什麼新的東西可奉贈。

當然,正是這點兒“胡言亂語”,才使得《黑羊與灰鷹》成爲一部極具思想性的鉅著。在《尾聲》中,韋斯特談起她十多歲時,易卜生以他的方式“糾正了英國文學中的嚴重不足,即在認識思想動力方面的失敗”。以其典型的熱切語言,她後來認定,“易卜生對於思想觀點的呼喚,就如人對於水的渴求,恰恰是因爲缺這東西”。若說韋斯特只擁有一加侖水,那是低估了她。《黑羊與灰鷹》除了其他種種,更是一股思想觀點的洪流。一如對於勞倫斯,你很難分清作者的知覺止於何處,思考又於何處發端。觀察與玄思,思想與對於“生活的本真意義”的即時反應,無時無刻不相互錯雜而行。

這本書最大的思想恰恰是它的簡潔,如此簡單以至於別無他物:“願合意之物勝於違逆”。

我們只有部分人心智正常,這部分人喜好快樂,喜好幸福的時日能更悠長,希望能活到九十多歲,然後安然地死去;希望死在自己建造的屋檐下,而這屋宇又將爲後來者遮風擋雨。我們另有一半的人幾近精神失常。他們偏好違逆的東西勝過合意如願的東西,喜好痛苦,以及比黑夜更暗沉的絕望,希望暴死橫逆,致使生活回到原點,使我們的房屋一無所存,除了被煙火燻黑的地基。

當韋斯特寫下這些文字時,歐洲正一頭栽向那樣的災難。1993 年,我第一次讀到《黑羊與灰鷹》時,電視畫面上到處是燻黑的房屋地基,而且那裏正是韋斯特曾描述過的地方。韋斯特內心受夠了她本性厭惡之事的折磨,她意識到,要想得償所願,必須經過不懈的內心掙扎與政治鬥爭。她對於這一思想的堅持與信心,在奧登附於其十四行詩《戰爭時刻》(In Time of War,發表於1938 年,當時韋斯特正埋頭寫作本書)的評論中得到迴應:

理智勝於瘋狂,爲人所愛勝過爲人所懼;

坐下來享受美餐,勝於胡亂填飽肚子;

兩人同眠勝於孤枕獨眠;快樂更合人心願。

在兩個案例中,謙遜的結尾都是智慧的明證——反之亦然。《黑羊與灰鷹》是一部浩瀚的、雄心勃勃的、繁複的鉅著。它反覆強調了普遍真理與樸素真理的親緣關係。韋斯特堅信,“這只是敲出的一個低階音符,換作貝多芬和莫扎特,彈奏出來的音節會高得多”。在黑山共和國,韋斯特遇到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努力想弄明白降臨在她身上的種種不幸。這次相遇使韋斯特相信,只要“在之後的千秋萬代,每代中至少有一個人永不停歇地探尋命運的本質,甚至在命運拋棄他、打擊他的時候仍不停歇,那麼終有一天我們會解開宇宙之謎”。如果一個世紀裏能有一本或兩本,像《黑羊與灰鷹》這樣的書,那麼,那一天將指日可待。

注:題圖及文內圖片(如未註明)均爲20世紀20-30年代的南斯拉夫鄉間(攝/Kurt Hielscher)

《黑羊與灰鷹》(全三冊)

[英] 麗貝卡·韋斯特 著

向洪全,夏娟,陳丹傑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8069-9

三輝圖書天貓店已預售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新舊歐洲的轉折點,作爲歐洲火藥桶的巴爾幹,在 20 世紀40 年代前後的命運截然不同。 本書觀照了自14 世紀中葉至“二戰”爆發這漫長歲月中的巴爾幹歷史。這片土地經歷過什麼?爲什麼會蛻變爲浸透鮮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連串難解的謎團和苦難又是否有跡可循?

本書以作者巴爾幹之行的沿途見聞爲線索,追溯了巴爾幹歷史上緣於民族、宗教、地緣等因素的內外政治糾葛與軍事衝突;也在對當地居民生存現狀的見證中,力圖揭示當地各民族命運的悲劇之謎——巴爾幹苦難之人的內心始終湧動着一股爲神聖犧牲的、如鷹般洶湧的渴望,他們祈盼着,猶如被獻祭的羔羊以毀滅的姿態達至永恆。 這種獨特的精神稟賦,指引巴爾幹人超越苦難,也滑向了悲劇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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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咬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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