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軍宣傳隊在朝鮮（資料圖）

隨著戰線不斷縱深，彈藥沒了，炒麵也沒了。

按照約定，各個部隊間撤退時需交叉掩護，但後來才發現，左翼、右翼部隊早退了，只有處在中間的第180師沒有退。

我們就這樣被美軍包圍了，朝鮮是山區，我們在山上，美軍只是在山下的公路設卡包圍，我們都羨慕美軍是「少爺兵」，他們打仗就跟幹工作一樣，多的事情一點也不做，在公路上每天駐紮8小時就交班了，任務輪給下一班。

第180師成立了臨時的黨支部，開會商量怎麼突圍，關於這個後來有很多的說法。我是小兵我記得清清楚楚，決定傳達到我這裡是：「以小組為單位，向西北方向突圍」。

當時，我已經餓了三天，全靠喝冷水、嚼野菜活命，分散突圍一傳達，我們班長也不管了，自己跑了。

三

我跟另外兩個戰士組成突圍小組，一個是20多歲的老兵，另一個和我一樣是娃娃兵，大家像無頭蒼蠅一樣，哪裡人多，就往哪裡跑，沒有路標，也沒有指南針，分不清東西南北。

美軍只管哨崗，哨崗和哨崗之間有500米，中間你跑他也不管，我發現中間有個小河，準備從這裡溜。

有個排長也跟著我，我看到上面有人影，就問可不可以上去？對方回了一句朝鮮話，我心想壞了，怕是南朝鮮的軍隊，悄悄轉身跑了。排長看我一跑，「砰！」一聲重響掉到溝裏，動靜太大，我嚇得躲到一棵樹後，結果上面沒啥反應，我也跳下溝跑了。

一路低頭猛跑，路上遇見一所朝鮮老百姓的房子，躲進去一看，裡面還有不少戰友，大家一覺睡到天亮。

志願軍被美軍俘虜（資料圖）

第二天，有降落傘飄過來，不僅丟下來很多食品，還有一個之前被俘的志願軍排長，正在用喇叭大喊：「弟兄們，歡迎你們來投奔自由」。

沒有一個人理他。

後來又有人喊：「同志們，四野部隊來救我們了！」

我不信，有人信了，跑出屋子一看，外面全是美國人，拿槍抵著我們。

就這樣，我被關進了巨濟島的第86號戰俘營，同一批被俘的有23人，那是我進入朝鮮戰場的第66天。

四

1951年8月中旬，戰俘營駐進了美國遠東民眾教育館，安排了大量臺灣教員來給戰俘上思想教育課，每週三次。

有一天，有個教員召集大家問：「這裡有沒有鄧文儀的乾兒子毛蟲？」

我一聽驚呆了，毛蟲就是我的小名，鄧文儀是我父親生前好友，他對我很好，去臺灣後任國民黨行政院內政部政務次長。

見沒人回答，那人仔細看了一遍，問我是不是，我趕緊說不是，我是廣東人，不是四川人，只是同名而已。

我怎麼能承認這個關係啊，我想回大陸，我不願意去臺灣。

但當時的戰俘營，已經被白色恐怖的陰影所籠罩。

被密切監視的戰俘營（資料圖）

戰俘營軍管理處宣佈，全體中國戰俘將於1952年4月8日起接受「遣返志願甄別」，讓大家自主選擇去臺灣還是回大陸。

當時，美國人他們不願意我們這麼多人回到中國大陸，他們希望這些人能去臺灣，加強臺灣兵力。

這天晚上，厄運也到了我的頭上。

我和另外兩個娃娃兵一起被帶去甄別，我們三個早就商量好了，一定要回祖國。

當時很多人被強行刺上「反共抗俄」等字眼，我不願刺字也不寫血書，慢慢就被盯上了。

對方問我們：「你們想好了沒有，到底去哪兒？」

我們都說回大陸，對方又問單獨問我：「你為什麼不去臺灣？」

我回答說：「我想來想去，還是共產黨好些。」

被刺上標語和旗幟的戰俘（資料圖）

就因為這句話，我被毒打了一個多小時，屁股都打開花了。好在我的一個戰俘好友告訴我，打你不要怕，反正打人就是兩分鐘買賣，打個兩分鐘，你就昏過去了，再打你也不曉得。

但我的難友們，就不只是被打了。

林學逋、楊文華等難友回國意志最堅定，反動者都把他們視作眼中釘，對他們進行特殊甄別，被綁在柱子上，刺字、割肉、剜心後，恐嚇現場的人。

在林學逋、楊文華遇害兩個月後的一天，我卻第一次感受到了英雄禮遇。

五

1952年6月22日，我和幾千名爭取到回國的難友，得以從第86戰俘營轉到第602回國集中營。

途中需要穿過朝鮮居民區。我們一路唱著朝鮮歌曲，沿路的朝鮮人民開窗、駐足、敬禮，呼喊著「中國老大哥」，連小孩子也拚命呼喊，像是要留住這些英雄一般。

那時，似乎所有的酷刑、拷打都是值得的。在朝鮮人民心中，我們是老大哥。異國他鄉聽著一聲聲親切呼喚，我再也控制不止，嚎啕大哭。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那樣撕心裂肺的哭過，哪怕後來回國時也沒有。

回國集中營比之前好多了，我因為生性樂觀，又熱愛學習，在這裡不僅學會了朝鮮話，還學會了作曲。

我所作詞曲

1952年10月1日，大家用雨布、紅藥水等做作了10面五星紅旗，國慶當天在集中營升起為新中國慶生。沒想到美軍當局動用武力來鎮壓，為了護衛集中營的國旗，65位難友在這場鬥爭中犧牲了。

1953年8月，抗美援朝戰爭結束，我們終於踏上了回國的歸程。這場戰爭中，志願軍被俘2萬餘人，其中6000餘人返回大陸，14000餘人被運往了臺灣。

回來的路上，我們受到了熱烈歡迎，中朝雙方領導親自接見。回國後，我們就被關押到了昌圖志願軍歸來人員管理處，剛開始，我們的待遇還很好，讓我們好好療養身體，每餐都有四菜一湯。

但很快，情況就不一樣了。

六

在中國人傳統的思想觀念中，「戰俘」和「叛徒」、「走狗」沒有區別。

11月，我們開始接受政審，每個人都要交代自己在戰俘營期間的情況，後來我發現，誰交代的越多，交代的越嚴重，就越受到表揚，好多人都去交代。

我沒有複員前的戰友

但交代得越多的政審越嚴苛，有的被開除黨籍、軍職、下放農場，還有的被毆打、槍斃、自殺。

我也被離開部隊恢復了羣眾身份，我第二年順利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但才讀了三個月，就因為戰俘的身份被開除了。

三年困難時期，我的祖母、母親都被餓死了。

「文革」爆發後，像我這樣有「國民黨父親」、「戰俘」標籤的人，各種罪名加身，很多和我一樣經歷的難友忍受不了自殺了。

我和妻子結婚時的合影

我這種人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每次被批鬥時，我就在心裡做速算，一場批鬥結束，我的答案也算出來了，長期下來，我竟然學會了父親沒來得及教我的速算。

艱難的批鬥我熬過來了，我的家人卻沒有這麼幸運。

在一次次的批鬥中，我的大兒子精神受了嚴重刺激，他一聽見敲門聲，就要躲起來，以為又有人來抓我們去批鬥了。直到現在，他無法工作，每天躲在家裡不見任何人，靠我們老倆口養活。

我們都老了，現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的大兒子，擔心我們百年之後，再沒人照顧他。

我和大兒子蝸居在昆明

七

1980年，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志願軍被俘歸來人員問題的複查處理意見》，對大部分志願軍被俘人員給予平反。

林學逋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只是他《烈士證明書》和撫卹金，已無人領取。後來，他的名字以校友的身份，被刻在四川大學烈士紀念碑上。

林學逋的名字被刻在了烈士紀念碑上

直到50歲，我才得以落實政策，做了農場的小學教師。那時大陸沒有速記教材，我聯繫到父親在臺灣的學生，根據他給我的教材改編新的速記教材，教了很多學生。

後來，我去北京參加了「中國速記10週年學術交流會」，又擔任過雲南省速記速算研究會會長。

1989年，兩岸政策相對寬鬆，一位當年選擇去臺灣的戰俘營難友回來了，為了回家，他用硫酸洗去了身上的刺字。他後來在四川老家買了房，每年為了拿退休金，只回去臺灣一兩個月。

相比較晚年來說，去臺灣的難友大多過得不好，他們到了臺灣後雖然集體參加了軍隊。但他們大多文化程度低，身上又有刺青，有的還紋在了臉上，那種恥辱，沒人願意嫁給他們。

他們沒有家庭、沒有子女，大多在「榮民之家」走完孤寂一生。

1998年左右，我得知每年4月8日這一天，我們大陸的志願軍戰俘都會聚到四川大學紀念林學逋，他犧牲時才22歲，就如校園裡的學子一樣年輕，滿懷理想。

紀念林學逋是我們這個羣體最大的節日，他是大家的精神支柱。而官方的抗美援朝紀念日，我們很少會受邀參加，似乎那場勝利，和我們沒有關係。

剛開始來參加紀念活動的老兵還有30多人，昨天只有11人到了現場，我們能聚的難友越來越少了。60多年過去了，關於那場戰爭，很多人都還在尋找答案。

在志願軍老兵裡面，我們是一個特殊的羣體，是一個另類，我們很少和其他老兵交往。不僅是當年的戰友，整個社會，包括自己的家人，都會用異樣的態度對我們。

60多年前，我們活著走出了戰俘營，但外面的社會卻像一個更大的戰俘營，我們用一生，甚至連我們的子女， 都無法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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