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求共眠》是我這輩子寫得文本最有趣、最自由的一本小說。”閻連科說。

在兩部長篇小說之間，閻連科一般會寫一本散文書，或是一本評論書。可在《日熄》和《心經》之間，卻是《速求共眠》。作爲一次放鬆、一次嘗試，它與閻連科以往的小說迥然不同。

《速求共眠》由兩個故事組成：

其一講述了一名叫閻連科的作家，想要大紅大紫掙大錢，就以拍電影的名譽成功地將顧長衛忽悠了進來（用50萬元的預付去創作劇本），期間閻又想要自己當導演，因此裹挾着女作家蔣方舟去出演女一號。然而，在複雜博弈中，閻連科的劇本創作不斷改變，最終變得不忍卒讀。這是一個非常埃科式的故事。

其二是李撞的故事，他是閻連科的生活和劇本中的人物，他意外與一名畢業於北大的女生糾纏在一起，後者人生失意，花3萬元請李撞去“教訓”自己的領導，結果陰差陽錯——二人產生了愛情。這是一個標準的寫實主義故事，貧與富、鄉村與城市、藍領與白領……種種矛盾板結其中，最後成了一個充滿戲劇性的荒誕故事。

《速求共眠》對讀者的閱讀既是巨大的挑戰，又是少見的輕鬆。這源於前者帶有後現代風格，不做清晰的情節安排，契合生活的本然節奏，亦少人物塑造；後者則以情節突變取勝，人物個性鮮明。將兩種不同的調子放進同一部小說，給讀者造成了“不適的舒適”。

人們讀閻連科，是爲了讀自己想讀到的那個閻連科，可閻連科偏不入套。

也許，這正是閻連科最寶貴的地方，雖已61歲，他仍在不斷突破自己，仍在不斷在尋找新的講述方式。

騰訊文化特約作者，日前就《速求共眠》專訪了閻連科。

在小說中，真假的界限已被破壞

騰訊文化：好長時間沒看到您的新書了，沒想到出來的卻是這本《速求共眠》，爲什麼？

閻連科：這些年我有六七本書沒能出版，即使是這本《速求共眠》，也被多家退稿，有的還是很好的朋友。人家說：“閻老師，您一定能理解的。”我也就理解了。之所以要努力出版這本書，是因爲我很長時間沒和讀者直接聯繫了，希望修復這種關係。

《速求共眠》首先產生的是電影劇本，如果直接將劇本改爲小說，會比較容易操作，這是中國影視與文學最常見的“作品互動”。但這種偷懶的事我幹不來，所以乾脆以劇本爲文本之源，重新寫了這部小說。大多數情節沒有完整而既定的構思，順着思緒寫下來了。所以它有趣、好讀。《速求共眠》是我這輩子寫得最有趣、最自由的一本小說。

當代文學不重視“碎片化寫作”，中國很少有相關創作，對此讀者也許不太適應，所以這算是我的一次寫作實驗吧。

騰訊文化：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這意味着書中您坑顧長衛那些都是真事嗎？

閻連科：小說是不真實的，但它又呈現出巨大的真實。非虛構是真實的，但未必就是事實。

95%的讀者關注閻連科“寫了什麼”，可真正吸引我的是“怎麼寫”。

如果我單寫李撞，雖然有趣，但這太沒有寫作難度了。我希望文本是有創造性的，文體是有難度的。把閻連科拍電影的過程寫入小說，這是趣味，也是文體。這本小說沒有完整的故事，李撞的命運雖然相對完整，但拍電影的過程——情節，則矛盾、凌亂、不完整，亦真亦假。那麼，究竟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讀者可以去深入思考。

總會有人悟到：這本小說想說的，是真實與虛假之間界限已被破壞。對一個人而言是如此，對一個社會而言也是如此，以小即可見大，以虛更可見實。

騰訊文化：在《速求共眠》中，您把顧長衛、蔣方舟、楊薇薇等人都寫進去了，不怕他們跟您急眼嗎？

閻連科：不僅是他們，書中還有別的朋友，用的都是真名。在寫之前，我和他們打過招呼，後來還把寫出來的東西給他們看。出版時，出版社怕惹官司，希望他們都審閱簽字，表示認可小說中的內容。對此他們也異口同聲地表示：閻老師怎麼寫都行，只要能出版，我們都沒意見。

他們是我的好朋友，都希望這本書能早點面世。

我經常把閻連科寫進小說

騰訊文化：讀者好像一直比較關注您“寫了什麼”，而非“怎麼寫”，爲什麼？

閻連科：對於寫什麼，我想生活本身已幫作家完成了，對於有洞察力的讀者，理解閻連科“寫了什麼”並不費力。但我更希望他們能關注我“怎麼寫”。比如《四書》，除了內容，怎樣講述是非常重要的，可讀者卻總是停留在故事本身。這讓人非常無奈。再如《炸裂志》和《日熄》，我在形式上下了很大功夫，寫作時非常講究，可大家還是隻討論它們的內容。沒辦法，這就是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吧。

就小說而言，小說不光是語言的藝術，它還是結構的藝術、敘述的藝術，表達人的情感、精神的困境的藝術。在這諸多方面，作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很好，但他使出的力氣一定是力求均衡的。在內容之外，他一定會重視語言、故事、結構、節奏等。有時候，後者的重要性可能還大於內容。比如《日光流年》，如果沒有“怎麼寫”，那故事無非就生老病死，有什麼意義呢？

騰訊文化：提起閻連科，讀者還會給您一個名詞，就是現實主義，您怎麼看？

閻連科：這是很高的褒獎。不過我也很煩這種主義的分類。使用現實主義手法與關注現實是兩回事，如同用很輕的東西也可以表現沉重和美。有時候，只有擺脫現實主義的方法，纔可以更加真實地抵達現實。換言之，文學中往往真實比現實更重要。所以，對我來說，什麼主義都無所謂，而真實纔是最重要的東西吧。

騰訊文化：在《速求共眠》中，您寫了一個不斷犯雞賊的“閻連科”，把自己寫進小說，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哪個纔是您？

閻連科：在我的小說中，確實有幾次把閻連科放在裏邊了。這沒有什麼新鮮的，元小說早就這樣了，中國作家如馬原也寫過。但我不僅是爲了文學的元小說，還是希望寫出一個不同的“閻連科”。如《日熄》中江郎才盡、焦慮不安的“閻連科”；《速求共眠》中充滿慾望的“閻連科”；《炸裂志》中力求個人真實的“閻連科”。

雖然寫過很多“閻連科”，表面看他們都是一個人，而實際上，他們是完全不同的“閻連科”。

1/3買我書的人可能沒讀完我的書

騰訊文化：作爲一本“信馬由繮”的小說，《速求共眠》寫了多長時間？

閻連科：3個月左右。

騰訊文化：也並不算太快啊？

閻連科：不快嗎？實在說我是個寫作上非常有紀律的人，每天起牀都寫兩千字，就算寫興奮了，也不過寫上三千字。有時候需要上課，還要寫教案。如果哪天寫得非常快，我就會早點出去喝茶、看電視，如果寫得非常慢，就是超時到寫作三個小時，過了喫飯時間，我也一定會完成兩千字。如果在家，我幾乎天天如此。至於能不能出版，倒不是那麼重要。但每天都寫很重要。

騰訊文化：在您心中，《速求共眠》的讀者羣體是誰？

閻連科：我心中沒有這樣一個讀者羣。我的讀者是來自農村，還是來自城市；是文學愛好者，還是大學生或者普通人；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我不知道。

我想，假如我的一本書能賣15萬冊，其中有5萬人可能沒有看完它。他們可能翻翻就放在書架上了，或者扔掉了。

我不可能走向世界

騰訊文化：《速求共眠》會馬上翻譯爲外文嗎？國外的評價會如何？

閻連科：我不關心這些。我一個英文單詞都不會，就是出版方告訴我你的書有多少多少的書評。因爲看不懂，所以這些對我其實沒有什麼意義。不是不在乎，是沒有能力在乎。所以不關心，也就非常放鬆了。

一本書處在不同的語言、文化環境內，那一定會產生許多誤讀。不僅人家誤讀我，我們也在誤讀別人。誰也不比誰的誤讀少，誰也不比誰的誤讀多。我們這麼關注西方文學，我們的理解就真和人家是一樣的嗎？我看不一定吧。

前些日子，西班牙駐華使館教育參贊哈維爾·費爾南德茲在一次國際詩歌節上，說閻連科對拉美文學的重視讓他感到驚訝。可見，在人家眼中這是挺意外的事，爲什麼會這樣？是誤讀，也可能是我在《發現小說》中，較多地論述了他們的小說吧。

總之，在文學上，誤讀是一種常態。沒有誤讀就沒有文學。沒有誤讀就沒有經典。所謂經典，就是可以有各種各樣誤讀的文本。

騰訊文化：在很多讀者眼中，閻連科是中國文學最有希望走向世界的作家，您怎麼看？

閻連科：這怎麼可能。一點可能性都沒有。什麼叫走向世界？走向世界就要對人家的文學產生影響，要對世界文學做出貢獻。可我們連世界文學的樣態是怎麼發生、怎麼結果，什麼過程都不太知道，這不就是瞎猜嘛。

當然，我覺得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水平已經很好了，只是還有待他們進一步認識到。世界文學是一個太大的概念，我們與其高水準的作品還有一定差距。但我們的一些經典文學，也有待他們的不斷的發現和理解。

實在說，因爲價值觀的不同，彼此的理解實在太難了。

年輕作家應更有破壞性

騰訊文化：中國文學該如何走向世界呢？

閻連科：這太難說了。不過我想文學應該要有對現有文學秩序的“破壞性”。

相對過往的傳統，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種破壞，福樓拜是一種破壞。於19世紀的文學言，卡夫卡是一種破壞，喬伊斯是一種破壞，卡爾維諾、博爾赫斯、胡安.魯爾福他們都是對現有文學秩序的破壞。

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我想要寫出與20世紀小說有巨大差別的作品吧，就像20世紀小說與19世紀小說之間差別那麼大。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的小說太注重“建設”而少了“破壞”。我們過分沉浸在現實主義之中不能自拔了。現實主義很偉大，但我們不能爲了這一棵大樹而忘記了整個森林的存在吧。

現在許多年輕作家好像特別喜歡沉浸在文學傳統、文學慣性中，年經人應該多些破壞性。我們這一代大約已寫不出具有破壞性的東西了，成了老作家，年輕作家應該和我們不一樣。

騰訊文化：您從事寫作教學工作多年，您會鼓勵學員們怎麼寫？

閻連科：一定要關注個案。每個作家的寫作，面對的都是同行的茫茫人海。這很可怕，很容易就被吞噬了。作家要逃離同行的大衆，以最個人化的寫作，逃離作家的人海。

寫作中的個例、個案非常重要。可現實是，很少有人願意當個案。我們在各方面都缺乏個案的準備和勇氣，都願意成爲集體中的一員。

當然，這方面我們可能過度關注小說了。前段時間，我集中讀了一些70後作家的一批散文，發現他們與大家的寫作區別很大，語言、思維方式、知識體系、人生體驗等，都不一樣。而且，他們彼此的區別也天差地別。差異——這太了不起了！

至於教學，我希望我們那些同學朋友們，通過3年他們彼此的相互爭論和學習——不是跟着老師學了什麼，是他們之間爭論了什麼，從而會有所收穫。三年不在於讀了多少書，也不在於拿過什麼獎，而是能忽然頓悟或漸漸形成自己獨一無二的文學觀，這比什麼都重要。

我以爲一個偉大的文學時代已經基本結束，另一個偉大的文學時代可能馬上到來，也可能不會到來，但這和我這代作家似乎沒有太大關係了。希望我的那些同學朋友們，千萬別走我的這條路。一代人正在謝幕，文學的舞臺已經靠他們來出演唱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