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紅向記者講述她眼中的父親

王宇紅和父親

1964年，王樹聲全家攝於故里

春節期間，98歲的楊炬在家中留影 編者按：

《法制晚報》“家國情懷”欄目通過回憶往事來深挖革命元勳與子女相處的細節，從而由小見大，展現老一輩革命家的優良品德和家風家教。同時，着眼於現實，探討當下社會熱點話題，拉近與當代受衆的距離。欄目從2016年2月始，已採訪了近百位元勳後代。2019年，《北京青年報》副刊將承接這一欄目，秉承其紮實客觀接地氣的報道風格，保持其原有的欄目定位，繼續弘揚優秀傳統，傳播正能量，將這一品牌欄目堅持下去並做得更好。

他出生於乘馬崗鄉，後稱爲“中國將軍第一鄉”，全家13人先後參加革命，僅有他一人活了下來；他南征北戰，追隨徐向前元帥，把一支農民武裝拉成了十萬規模的紅四方面軍；他身上有着許多傳奇色彩，“神射手”、一路乞討回延安、“神仙”救他於沙漠……他還是鄂豫皖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創始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軍械部籌建人、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他就是開國大將——王樹聲。近日，本報記者來到王樹聲之女王宇紅的住處，聽她講述自己心目中的父親。

全家13人投身革命事業

“撤離大別山時只活了父親一個人”

採訪的那天，北京下起了2019年的第二場雪。洋洋灑灑的雪下了小半天，景山公園北門附近的遊客紛紛雀躍起來，“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轉個彎過去，是一處置身於熱鬧之外的院落，在雪的覆蓋下，更顯清寂。小院裏臨牆種着一排月季，中間則是幾株高大的玉蘭，只見一個人影穿過走廊，未見其面，已聞一串爽朗的笑聲。見到王宇紅時，她穿着簡單的藍色開襟毛衣，搭配灰色長褲，有如外面的風景一般素雅。

一張木桌，一杯紅茶，和王宇紅的交談就此徐徐展開。王宇紅告訴記者，她的家鄉湖北麻城是一個有着幾千年歷史的地方，有一位美國教授羅威廉著有《紅雨——一箇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一書，寫的就是麻城的歷史。麻城乘馬崗鎮有“中國第一將軍鄉”之稱，1955年授銜的乘馬崗鎮籍將軍有大將一位（王樹聲）、上將3位（許世友、陳再道、王宏坤）、中將7位、少將22位，共33位。在革命戰爭年代，乘馬崗鎮有2萬多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冊烈士5938人。而王樹聲家族就是這爲國犧牲的萬千家庭的一個縮影。

王樹聲（王宏信）1905年出生於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幼時上過私塾，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是受到了族兄王幼安（王宏文）影響，王幼安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黃麻地區早期共產黨員之一。王樹聲和家族中的兄弟姐妹互相影響，先後投身革命，僅近支親屬中，就有13人。王宇紅說，這13人中，在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撤離大別山時，只活了父親一個人。“爸爸跟我講過很多次，他說他的親妹妹，也就是我的親姑姑在肅反擴大化中被殺害，只有23歲。後來我在想，是不是因爲我長得和姑姑有些相似，所以爸爸總是提起這個呢？”王宇紅說，“爸爸特別寵愛我，其實，別說是自己的孩子，那些子侄他都特稀罕，因爲我們整個家族在戰爭中死的人太多太多了。”

王宇紅說，1964年寒假，她9歲的時候，曾經跟着爸爸回過一次老家。先在武漢東湖賓館，又在麻城人武部招待所住了幾天後，一天早晨，他們乘車向老家出發，路特別不好走，在一段上坡路時，車停住不走了。下車後他們進了一座很破舊的房子，屋裏連一把像樣的椅子也沒有，地面上有一個很大的長方形的石砌的井，屋頂相應位置有一個同樣大小形狀的“洞”，過了一會兒，王宇紅看到從旁邊屋子裏冒出很多煙，是專門爲了給他們燒開水才生的火。因爲整個屋子沒有窗戶，生火沒煙囪，煙只能從廂房，然後從堂屋的大長方洞中冒出。“在回縣城的路上，我爸爸問我回老家有什麼感想，我說就一個字——窮。現在好了，國家對農村有很多優惠政策，農民自己都說日子好多了。”王宇紅告訴記者。

十幾年來遍尋父親足跡

“長征苦，西路軍苦得多”

王樹聲對家鄉的感情也影響了王宇紅，近些年她經常回老家看看，走走麻城附近的革命歷史遺蹟。從2007年開始，王宇紅前往父親長征、率領西路軍西征曾經到達的地方。她還十多次從北京自駕尋訪，單程一般得花上一兩天。“我想了解父親，想知道這支軍隊的歷史，這些年我去過四川、甘肅、河南、寧夏等地，希望父親走過的地方我都能去走走看看，後來因爲年紀大了，其實還有好多地方沒去的。”王宇紅告訴記者，重走父親曾經走過的路，她有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汽車輪子沒有他的腳厲害”。

一路上，王宇紅聽來很多故事。幾年前，王宇紅來到四川蘆山縣，知道來訪者是王樹聲大將的女兒，一位老年村民指着大山崖口告訴她，當年，她父親正是從那裏一路打進來的。紅四方面軍分成三個縱隊，在蘆山苦打了幾天，死傷衆多，減員達兩個營。在四川劍閣縣劍門關，王宇紅登上自古以地勢險要無人能破著稱的高山，站在當年敵人修建的戰壕邊，往下一看，汽車只有螞蟻大小，紅軍硬是從山下一路打到山上。王宇紅說，“很多地方我現在都沒法到達，真要靠自己腳走過去，不大可能了，而當時紅四方面軍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下，要幾過雪山，幾過草地，可以想象是多麼的艱難。”

1927年11月13日，王樹聲率部參加了黃麻起義，起義軍改編爲工農革命軍鄂東軍，王樹聲任第二路軍分隊長。1931年11月7日，紅四方面軍在黃安（今紅安）縣七裏坪成立，王樹聲任第11師師長。“從1927年至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紅軍的整整十年，紅四方面軍是完整的十年曆史，從頭到尾，是從大別山農民起義歷經千難萬險的一支隊伍。”王宇紅說。1933年，王樹聲任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這一年，他僅僅28歲。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會寧，隨即，爲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王樹聲率部西渡黃河，任西路軍副總指揮兼第9軍軍長，徐向前任總指揮。由於歷史的種種原因，西路軍接連失利，損失嚴重，最後兵敗祁連。餘部於1937年3月編爲3個支隊，轉入祁連山區打游擊。王宇紅說，父親在祁連山的冰天雪地裏堅持了三個月之久，從祁連山回延安也異常艱苦，這中間有許多傳奇故事，包括一路乞討、昏死在沙漠（有傳說是“神仙”救了他），歷盡艱險，輾轉回到延安。也就是在前兩年，王宇紅終於清楚了父親是在寧夏中衛遇到了救他的恩人俞興仁，她兩次去中衛，拜訪了有救父之恩的俞興仁的族人，聽到當年的故事。

王宇紅說：“爸爸給過我兩句話，至今都深深地刻在我腦子裏。其中一句是——中國革命死了多少人啊，另外一句是——長征苦，西路軍苦得多！”這每一個字在王宇紅看來都是很有分量的，重如千斤。她說，爸爸跟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肯定知道她聽不懂，但還是很感嘆地說了出來。

長大後，王宇紅和人聊天時，聽別人說很晚才知道“西路軍”這個說法，“但是我十二三歲時就聽說了，那時我並不理解，只知道紅軍、八路軍、新四軍，什麼是西路軍呢？後來才慢慢知道這個歷史。”王宇紅告訴記者，“每次接受採訪，我都會說，每一個紀念碑和烈士牆都是特別好的故事，值得好好發掘。烈士牆上的名字，有的連正經名字都沒有，諸如李二狗之類，還有很多沒有名字的人犧牲在長征路上。在四川，很多人跟我說他的爺爺在哪個軍，他的大伯二伯跟着紅軍走，沒回來，走到哪兒，不知道。在甘肅臨澤烈士陵園，工作人員告訴我，這裏一個墳冢裏，就埋有2000多紅軍屍骨。我也採訪過很多老紅軍，聽他們的故事常常讓我不由自主地落淚。”

父母戰火愛情可歌可泣

“革命與孩子保誰舍誰在樹聲心中是有桿秤的”

十位大將夫人中，如今健在的只有兩位，其中一位是羅瑞卿大將夫人郝治平，另一位就是王樹聲夫人楊炬。楊炬出生於1921年，去年年底剛剛過完97歲生日。“老人家思維依然活躍，對什麼社會問題反應都特別快，跟她對話非常有意思。”王宇紅說，爸爸媽媽的戀愛結婚故事已經成爲一段佳話，“這段故事媽媽老講，去年年底還在說。有一天，老媽突然反應過來，‘我結婚的時候，是他們計劃好的吧？’我說：‘媽呀，你才反應過來啊！’”王宇紅說着笑了起來。

爲何說和王樹聲結婚是被“計劃”的呢？

1938年，上完中學的楊炬在大哥的帶領下從老家到了武漢，然後坐着破火車到了西安，又走了一個月的路來到延安。1941年，學醫畢業的楊炬分到中央門診部當醫生。一天傍晚，王樹聲來到中央門診部，等其他病人都看完了才坐在楊炬面前，等問完她是什麼地方人，多大年紀，入伍幾年，在哪裏學的醫，最後冒出一句：“楊醫生，我對你的印象很好！”

楊炬被這突如其來的表白弄得不知所措，把鋼筆放桌子上一扔就跑了。“我媽媽在中央醫院接生，當時條件太差了，她覺得她是來參加抗戰的，什麼時候鬼子打敗了，才考慮婚姻問題。後來在周總理和傅連暲等人的撮合之下，媽媽雖然對我爸爸印象逐漸變好，但沒有想到要結婚。”王宇紅說，父母於1944年中秋節結婚，兩個月後，11月父親就奉命南下開闢河南抗日根據地，擔任河南軍區司令員及河南抗日人民軍司令員。“現在推想起來，媽媽肯定是‘被計劃’了。很熱鬧的，賀老總徐老總應該算是證婚人吧，就在徐帥辦公的房子，吃了一頓飯。我還專門跑延安，到爸爸媽媽結婚的地方看了看。”

楊炬曾回憶，1946年6月中原突圍，她親身經歷，與丈夫患難與共。在國民黨的重兵包圍下，部隊缺衣少糧，沒有飯吃。當時她懷孕五個月，王樹聲40歲出頭才第一次要當爸爸了，但他考慮到這是一場惡戰，妻子若挺着肚子行軍，對於他指揮行動和妻子在戰場救護都有諸多不便，於是便同妻子商量打胎。“他的話說得輕聲細語，但從說話的聲調和流露的眼神，我看出他下這個決心是痛苦的，也是堅決的。在非常時期，革命事業與孩子，孰輕孰重？保誰舍誰？在樹聲心中是有桿秤的！”楊炬回憶說，兩個警衛員不忍心40多歲的司令員沒有孩子，暗中合計出一個偷樑換柱的辦法，用自採的野草替換打胎的中藥煎了讓她喝，這樣，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才保住了。

農場挑水磨破肩膀

“沒覺得有什麼，孩子受點罪挺好的”

新中國建立後，王樹聲任湖北省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參與指揮大別山剿匪作戰。中央讓他參加開國大典，他說我要完成任務，就沒回去。1955年王宇紅出生在湖北，在她出生一百天時，王樹聲被任命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軍械部部長，從湖北調到北京。還在襁褓裏的王宇紅也跟隨父親一同來到北京。

可能是因爲經歷過戰爭的洗禮，王樹聲特別喜歡女孩，對這個50歲時才盼來的女兒百般寵愛。王宇紅回憶道，爸爸的生活很簡單，不吸菸不喝酒，一家人在大圓桌上吃飯，她的固定位置在爸爸的左邊，爸爸的“固定節目”是一小碟醃豇豆。在王樹聲留下的照片中，永遠是站如鬆坐如鐘，從未見過他有懶散之態，生活也是簡樸而有規律，很早就起牀散步，等他散步回來，會挨個屋打門，敲得山響，因此孩子們也都不敢睡懶覺。

王宇紅說，對於過去帶兵打仗的經歷，爸爸不是特別多講起，“講了我們也聽不懂，我從幼兒園開始就住校，爸爸媽媽沒時間照顧，直到小學四年級轉學走讀纔回到家裏住。”有人說王樹軍“教子如治軍”，家裏的“生活規則”着實有不少，比如孩子上幼兒園時規定手絹、襪子之類的小東西要自己洗，到上小學三四年級時衣服要自己洗，待進入中學之後，被單之類全部要自己洗。他還叮囑孩子不許在同學中誇耀自己的父母，不準用小汽車接送，生活中如果需要幫助要態度和藹地請阿姨幫忙等等。

在王宇紅的眼裏，爸爸是非常非常樸實和克己奉公的一個人。採訪中，王宇紅講述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有一天，院裏的一個阿姨拿了一份《北京晚報》給我們看，上面是北京飯店的一個老職工寫的文章，說一個老軍人帶着一個小軍人急急忙忙跑到他們餐廳來，要一瓶北冰洋汽水，當時一瓶汽水是一毛五左右吧，兩人你一口我一口喝完之後，服務員說再來一瓶吧，老軍人馬上說‘不來了，就要一瓶’，後來他們才知道這兩人就是赫赫有名的王樹聲大將和他的警衛員。飯店的人還說他都進城二十多年了，怎麼還這麼土得掉渣兒，一毛五分錢的汽水還捨不得喝第二瓶啊！這是個真實的故事，我們都不知道。

1969年冬天，不滿15歲的王宇紅成爲了一名通信兵，在軍委長途臺擔任話務通信工作，各個地方的轉接號碼到現在她還記得。那時上班時，王宇紅經常可以接到爸爸的祕書爲爸爸掛長途，但作爲紀律，她絕不可以多說話，只能按照班上的術語，問去話和回話的號碼、單位、時間、人稱，不能有一點特殊。

1971年3月份，王宇紅被送去宣化農場待了四個月，整田、撒種、放羊、餵豬……每天挑泔水餵豬還要挑河水做發酵飼料，這對從未挑過膽子、身高1米69體重100斤的王宇紅，是個不小的挑戰。兩天下來，右肩已被磨破出血，又腫又疼。“我向爸媽寫信匯報過當時的生活，但絕不敢向他們請求寄些好吃的給我。”如今談起這段經歷，王宇紅笑言：“沒覺得有什麼，孩子受點罪挺好的。”

結尾

1974年1月7日，王樹聲在北京逝世，享年69歲，當時王宇紅還不到19歲。王宇紅說父親在最後彌留之際，心心念念是他的家鄉大別山，曾喃喃自語說家鄉屋前有小河，還說家鄉的魚丸子最好吃。爸爸去世前，從未對任何人說過後事的安排，但在晚年，他曾寫在一個小本子上：“門外到處是青山，埋骨何須桑梓地。”在他去世後，母親遵從他的遺願，將他的部分骨灰從八寶山移至家鄉，安葬在了麻城烈士陵園。

王宇紅說，她很想在有生之年循着爸爸戰鬥的足跡，多走走多看看，現在很多地方還沒有走到。“循足跡知艱辛，更要了解真正的歷史，想想便知，如今的生活有多來之不易，每一個人都應該珍惜，更不能忘懷爲之付出鮮血和生命的那些人。”

文/本報記者 陳品 攝影/本報記者 王曉溪

（資料圖由被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