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劍榮，女，1963年12月出生於黑龍江省寶清縣八五三農場，祖籍四川。1980年就讀於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1984年大學畢業後在鐵道部工作，1987年後在中國青年雜誌社從事編輯記者工作。2003年至今從事環保工作。

皮鞋

文 / 漆劍榮

1984年我大學畢業時剛剛20歲。本來我是分配到鐵道部機關工作，8月去報到時，人事部門的一個阿姨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年輕人要到基層去鍛鍊，待在部裏學不到什麼。然後就給我開了一張派遣單，讓我到保定一個職工中專去當教師鍛鍊一年。

1984年的保定還像電影《野火春風鬥古城》裏的街景一樣，整座城市就是灰牆土瓦土磚的巷子和土圍子。有一個古老的直隸總督府象徵着當年這個城市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軍政地位。一個古蓮花池公園和公園裏一牆的碑刻，顯示了這個城市曾經有過的文化氛圍。

我教書的學校在五七路上。是兩棟新建了沒有幾年的二層磚樓，一個紅磚圍起來的院子，院子四周種了一圈楊樹。東邊是一所鐵路小學，再往東有一個百花市場，還有一個百花電影院。學校東邊屬於保定比較繁華的地方，學校西邊就是荒地了。

校長是個五十多歲的北京人，戴着黑框眼鏡，人瘦得像用報紙糊出來的，輕飄飄的。校長說，漆老師啊，我看了你的簡歷，你是學校最年輕的老師，也是恢復高考後派到學校來的唯一一個大學畢業生，你給學校會帶來新氣象啊。我們這些學生不是一般的學生，都是鐵道部工程局下面的工段長、青年突擊隊隊長，挑上來的都是優秀骨幹，你好好教他們。然後教導主任給我一本教學提綱，校長說，我們今天都去聽聽漆老師的課吧。

我跟着校長教導主任往教室走，順手翻了一下提綱，類似高中學生的語文課內容。我要教的學生大概在二十五歲到四十幾歲。我進教室就在黑板上寫了《嶽陽樓記》。從中學到現在，《嶽陽樓記》我倒背如流，所以那天我的課應該是講得特別好，下課時學生還給我鼓掌。校長過來握着我的手說，這麼年輕，講得這麼好，有前途啊有前途。

學校給我配分了一間單獨的宿舍，在辦公樓的二層。我的宿舍旁邊是其他幾位老師的宿舍，都是那些年下放下鄉到外地如今想回北京又回不去，暫時在這個學校教書的老師，校長也住在我們旁邊。接下來我的生活就是教這些比我大的學生，一天三頓飯和這些老師學生一起在學校食堂喫。週末有時會回北京，去王府井的書店，朝內大街的人民文學出版社，買幾本自己喜歡讀的文學書籍，然後又回到保定的學校。

我的課基本都是上午，講課的時候圍牆東邊那所小學經常會上英語課。秋天教室裏都開着窗戶，常聽見那個小學的英語老師用濃重的保定口音在領着孩子們大聲念英語：this is pencil (盆搜兒，後面帶着拐彎並上挑的腔調)。下了課，走出教室，我經常漫無目的地走出學校，不知道該去哪裏、該幹什麼。

學校傳達室看大門的曹師傅，看上去六十多歲，其實應該是五十七八歲吧。他的肩膀上總是坐着一個三四歲的孩子。這個孩子明明可以走路走得很好了，但總是騎在曹師傅肩膀上。我問曹師傅，這是您孫子呀？曹師傅說，是我兒子。後來跟曹師傅熟悉了，他告訴我，他跟老伴結婚快三十年了也沒有孩子，領養了一個兒子，都二十多歲了，就是在市醫院的婦產科抱回家的。前幾年老伴不舒服，整天吐，後來肚子也一天天大了，保定這邊醫院檢查不出來是啥病，說長了瘤子，讓到北京看去。我老伴跟我哭，就像去了北京就回不來了似的。到了北京一查，是懷孕了，說都六七個月了，回來就生了這個鱉犢子。

學校大門外面有烤紅薯的、賣柿子的，還有一個小人書書攤，書攤邊上支個小牌子，寫着“一毛錢看兩個小時”，書攤邊上放了幾個小馬紮。我走過去坐下開始翻那些小人書。《雞毛信》，這是我小時候看過的，我又認認真真地重新翻這本小人書，看那些羊畫得那麼生動，一個一個羊尾巴就那麼一個線條就勾出來了。

這時我看到牆根邊上有一個老頭，他在給人釘鞋跟兒。他應該是六十多歲，戴着套袖，腿上蓋着一塊帆布，身邊是釘鞋的那種機器，錘子什麼的。老頭捧着一隻鞋正在用刀割釘在鞋跟上的膠皮。那個年代我們穿的皮鞋都要把鞋跟兒釘一個膠皮墊兒，就是把廢輪胎膠皮釘在鞋跟上，再用刀子把膠皮割得跟鞋跟一樣大小。有時鞋跟壞了還可以重新換個跟。

“大爺，釘個膠皮墊多少錢？”我問他。

“釘膠皮墊女鞋五毛男鞋一塊錢，換鞋跟兩塊五毛錢，換鞋底就看情況了。”

我也把鞋脫下來，讓他給我釘一副膠皮墊，大爺說：“你的鞋跟都不一樣高了，要削掉一截，找齊了，釘一副厚的膠皮了，五毛錢不夠。”

我那時的工資是46元，那個時候很多的消費都是以分和毛算的，保定的雪花梨是五分錢一斤。“大爺，您就五毛錢吧，我沒有發工資呢，沒有錢。”“好吧，這次給你五毛錢算，下次不興跟我講價了。這要用一塊厚皮子呢。”

鞋子釘好了。穿起來是感覺穩多了，很舒服呢。我高高興興地回學校食堂打飯。那天中午食堂喫的是餃子。我端着飯盒又走出校園來到小人書攤上坐下。

釘鞋的老頭也在喫東西。他腿上的帆布上面又蓋了一塊花布，花布上面放了攤開的幾個小草紙包，一包五香花生米，一包裏面有幾塊保定那種驢肉燜子，還有一小包白糖。我很奇怪爲什麼還帶白糖，跟花生米怎麼喫呢？老頭一隻手捏着一粒葡萄，一隻手拿了一個小扁平的白酒，只見老頭用葡萄蘸一下白糖，用嘴嘬一口，咂摸一下嘴，喝一口白酒，葡萄還是那粒葡萄，沒有什麼變化，然後老頭喫一粒花生米。這麼重複着喫着喝着，那粒葡萄還是在他手裏捏着，花生米下去十幾粒吧，驢肉燜子沒有動。

“大爺您白糖下酒啊？這是什麼喫法呢？”我忍不住問他。

“我自己的喫法。白糖甜啊，酒不是辣嘛。”

“那您喝完酒喫啥飯呢？”

“烙餅。”老頭又掏出一個紙包，裏面是一塊三角形的烙餅。保定的街上，到處都在烙餅，幾乎所有的小飯館賣的主食就是燴餅燜餅和炒餅，我也分不清這三種餅做法有什麼區別。

“大爺，餅這麼幹，您不喫菜啊？”

“菜不好帶，我喫燜子捲餅，好喫。”

“您怎麼不回家喫飯啊？”我看着老頭瞪着眼睛嚼着烙餅。

“回家也是我自個兒，家裏沒人，我自個兒。回家也是喫烙餅。”

“大爺，您喫幾個餃子吧，我們食堂師傅自己包的。”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就把我飯盒裏的餃子往老頭腿上的紙包裏撥了一半。“餃子是熱的，您喫幾個餃子吧。”

老頭很喫驚地望着我，連忙用手捂着餃子怕它們掉地上，嘴裏連連說：“不要不要，我有喫的。”“大爺您喫吧，我們食堂裏還有，不夠喫我再去打點，沒事的。您今天給我釘鞋還少要我兩毛錢呢。”

老頭用手捏着一個餃子舉到嘴邊，還是沒有喫，仍然看着我。“喫吧大爺，咱倆一起喫。”我們倆開始喫餃子，老頭把他紙包裏的燜子給我一塊：“這家賣的燜子最好喫，你嚐嚐。”

我就這樣跟補鞋的大爺認識了。下了課只要沒有什麼活動，我經常會到那個小人書攤去翻翻小人書，或者自己帶一本書坐在那裏讀。老頭補他的鞋，他的客人也不少。到了中午，他還是一粒葡萄蘸白糖，喝着他的小酒，喫着花生米。我們學校食堂給的飯菜量都很大，我就端到老頭那裏去，分給他一半。老頭後來就帶了一個花碗，我把菜倒在他的碗裏，他也熱氣騰騰地喫着菜就烙餅。

學校老師每天在辦公室聊的都是他們的焦慮和煩惱，北京戶口沒有着落，兩地分居何時了，等等。他們也在悄悄說着校長的事，我們校長被打成“反革命”，那麼多年，終於平反回來了，妻子卻無法忍受他腸癌手術後的生活，在跟他鬧離婚，所以校長週末也不回北京。只有物理老師最近開心，她和丈夫曾經在牡丹江鐵路局下面一個小車站幹了二十年，丈夫後來考到北方交通大學讀研究生，公派到美國留學，現在丈夫那邊讓她帶孩子去美國陪讀。記憶最深刻的是，她拎着兩把菜刀來到辦公室，說她丈夫囑咐她務必帶兩把菜刀到美國去。

我那時對他們的話題毫無興趣，我沒有那麼具體現實的目標和願望，總覺得我的人生理想和目標在遙遠的地方：“我一定要到海上去，去往那孤獨的大海寂寞的天，而我想要的，只是一艘高高的船，一顆星星，引着它向前……”我被一種文學夢想迷惑着。

秋天過去了，天氣開始冷起來。保定的街道上樹木很少，風颳起一陣陣的黃土。我坐在那個馬紮上讀美國女作家薇拉凱瑟的小說《啊，拓荒者》和《我的安東尼婭》，身心完全沉浸在書中。

“閨女，你這麼坐久了要感冒的，起來動動。”補鞋的大爺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叫我“閨女”了。我站起來看着他熟練地在換一個鞋跟。

“大爺你手藝這麼好啊，怎麼學的呀？”

“這算什麼，以前我家裏有個皮鞋店，賣的皮鞋都是我自己做的。”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啊？”

“哎，不能提，解放前了。那會兒保定府，好多人找我做皮鞋呢。”

“那你解放後都幹啥？”

“幹啥？後來穿皮鞋的少了，我就上班去了，上了些年，就自己回家不幹了，補鞋唄，啥鞋子都補，也給人做鞋。”

“那你怎麼沒有結婚成家呢？”

“哎，不能提，成過家，散了。”

轉眼快到寒假了。我跟補鞋大爺說寒假我要回家看父母去。“大爺，天這麼冷了，您別出來幹活了。中午沒有人給您帶喫的，您不能老喫那個涼烙餅啊。”大爺抹了一下眼睛，說：“閨女，你回家吧，沒事，我都是這麼喫的，沒事。自個兒待家裏沒意思。你幾時回來呀？”“過了春節就回來了。”

第二天上午剛下課，傳達室曹師傅就喊我：“漆老師，漆老師，過來，有你的東西！”我跑到傳達室一看，一個大袋子，裏面裝了五隻油紙包着的燒雞，兩大塊熟驢肉，還有一口袋五香花生米。“誰給我的呀？”“門口那個補鞋的老頭。”

我連忙跑出去，補鞋的大爺還在那裏埋頭釘鞋跟。“大爺，您買這麼多東西給我幹嗎？我喫不了，花這麼多錢，您要釘多少雙鞋呀！”“拿回家給你爹媽喫去。馬家老雞鋪燒雞可好喫了。拿回家你爹媽過年嚐嚐。”“大爺，我去給您打飯，您等着啊。”“今天不打了，我喫驢肉火燒。回去吧，快回去收拾收拾回家啊。”

畢業後的第一個冬天回家探親，我揹着五隻保定馬家老雞鋪的燒雞，兩大塊徐水驢肉和一口袋五香花生米，從保定到北京，從北京到哈爾濱，又輾轉到家，那真是一次沉重的旅行。

過了春節學校開學後不久，校長叫我到他辦公室。“漆老師啊，我聽曹師傅說，你經常跟學校門口那個補鞋的老頭來往，還打飯給他喫，曹師傅不放心讓我提醒你一下。保定這些年還是亂，你一個女孩子又沒有親人在這裏，交往人要小心啊。曹師傅說那個老頭以前是四類分子。”我愣了一會兒，問校長什麼是四類分子。校長說，地、富、反、壞、右吧。我說那不是五類嗎？校長笑了，說我以前也是這五類裏面的呢。我跟校長說，那個大爺沒有家沒有兒女，解放以前做皮鞋，現在補鞋，每天都在學校門口補鞋，我是看他天天喫烙餅，沒有菜喫，就分點菜給他，沒有什麼交往。校長聽了沉默一會兒說，去吧，沒事了。

保定的春天來了，記憶中的五七路上，看不到花紅也看不到柳綠，只有校園裏那一圈楊樹在慢慢發芽。

“閨女，你喜歡保定嗎？”有天中午補鞋大爺問我。這個季節葡萄沒有了，大爺就用一截兒大蔥白蘸白糖嘬，這又是新喫法。

“不喜歡。”那幾天我正好遇到了傷心的事。

“保定挺好的。買個房子，找個女婿，你就在保定安家過日子。當老師教書多好的活啊。”

“再過幾個月，這學期結束，我就回北京啦，不回來了。”這應該是我第一次告訴補鞋大爺，我要回北京去。大爺釘鞋跟兒的錘子舉在空中半天沒有落下去，他的喫驚和難過一下子漲紅在臉上。

“你不回來啦？”

“不回來了，我只在保定工作一年，七月份我就回北京了。”

“還以爲你就在這個學校一直教書……”

“不是的，大爺，我的戶口在北京，我回去就不當老師了。”

“嗚——”的一聲，大爺扔下手裏的鞋子和錘子，就哭了。我被他嚇了一跳：“你怎麼了？怎麼了？”“你不回來了！”他哭得像孩子一樣。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我都不敢出校門，怕遇到補鞋大爺。有幾次我還是惦記他，打飯過去給他喫，他都是拿碗盛了慢慢低頭喫。沒有什麼話。

六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在宿舍裏，一個學生跑過來說，漆老師你快去看看吧，傳達室那裏在吵架呢，有個老頭要進來找你，曹師傅不讓他進來。我跑到大門口一看，正是補鞋的大爺，他推着一輛破舊的自行車，自行車後輪兩邊各掛着一個大筐子，他補鞋的工具都在裏面，他推着車子使勁要進門。

“大爺，你找我嗎？”

“閨女我找你說點事，你跟他說說，讓我進去。”

“曹師傅，您讓他進來吧，他是找我的。”

曹師傅還在那裏嚷嚷：“怎麼能讓不三不四的人隨便進來呢？他是什麼單位的呢？”這時候校長過來說，曹師傅，讓他進來吧，他是找漆老師的。

大爺推着他的車子進到學校，我讓他把車子放在樓下，跟我到我的宿舍。

“閨女啊，我今天找你是跟你說說，你看啊，你要走了，就不回來了，嗚——”大爺在我宿舍裏哭開了。門口圍着我的學生還有幾個老師。校長過來說，都散了吧，沒啥事。把我的門關上了。

大爺開始在懷裏摸索，然後掏出幾個存摺。“閨女，這是我存的錢，八萬多塊錢，你拿去，你拿去！”他使勁往我手裏塞，我喫驚得目瞪口呆。

“八……萬！”我的天哪，我一個月掙46塊錢，到了八月我的工資就漲到56塊錢了，我最近還在想以後每個月多出來的10塊錢該怎麼花。八萬是多少啊！小時候我們連裏，有個孩子的爸爸，因爲偷了連裏發工資和春耕用的一萬三千塊錢，他的爸爸就被抓走了，後來被槍斃了，連裏的孩子見到那個孩子就喊他一萬三！八萬，我的天啊！

“大爺，你怎麼有這麼多錢？錢是哪裏來的？”我使勁把存摺往補鞋大爺手上推。

“閨女，別怕，錢是我掙的，我做皮鞋、補鞋子，做了四十幾年啊，我沒有花過錢，都存着了，是我自己的錢呢！”大爺把存摺又使勁塞在我手上。

“大爺，你要幹什麼！”我把存摺使勁摔在地上。

“閨女啊，我跟你說，我想了好久了，你要是不嫌棄我，就認我當個乾爹吧，我認你當個閨女吧。你把這錢帶回北京去，買個院子，找個女婿，成個家，你給我養個老，說個話，喫口熱飯……”大爺蹲下撿存摺，順勢就跪在地上了，攤着兩隻手看着我。

我的天！我又驚呆了。

我的未來過什麼生活想都沒有想呢，買院子過日子，而我的腦子裏全都是詩呢。

“大爺，不行啊，我還不想過日子呢。”

“哪有不過日子的？我年輕那會兒就是不好好過日子纔打單一輩子。要過日子啊閨女。”

“我還有父母呢，我還要養他們。”

“你拿着這些錢回去買院子，把你爹媽都接來，一起過。我能幹活，有手藝，到了北京補鞋也能掙錢，你爹媽啥也不用幹，咱們養着他們。”

我的天呢！

大爺又開始在懷裏摸索，然後掏出兩個金晃晃的東西。“閨女，戴上，戴上，”他開始拉我的胳膊，“我給你打的金鎦子，戴上。”我睜了睜眼，看出那是一對金手鐲。我使勁把胳膊甩開：“別拉我，我不要！把你的存摺你的金、金鎦子拿走！我不要！”

大爺舉着兩隻金手鐲呆呆地看着我。

“大爺，我不能認你，我回北京以後也不知道要幹什麼，也許我還要離開北京去大西北、去海南島、去國外，我不知道。”說着我就哭開了。

補鞋大爺慢慢把存摺撿起來，把金手鐲也放回懷裏了，在地上坐了一會兒，突然，他靠近我，脫了我的鞋，拿起我的腳。我嚇得叫起來：“你要幹嗎？要幹嗎？”大爺從兜裏掏出一個皮尺，拿着尺子量我的腳。“你幹嗎？”我發抖着問。大爺把我兩隻腳都量了，然後站起來說：“閨女，咱倆沒有父女命，認不認都是命。閨女你別哭了，我回去了。”

補鞋大爺走了，皮尺一頭攥在他手裏，一頭拖在地上。

過了兩個星期，學期結束了。還有一天學校就放假了。那天早上，校長派了學校唯一的那輛吉普車，拉上我的行李送我去火車站。出了學校大門，五七路上還靜悄悄的。吉普車開過百花影院，穿過百花橋的橋洞就到保定火車站了。託運了行李，我獨自上了保定火車站的站臺。

幾個月前，在這個站臺上，我曾經抱着站臺的柱子傷心痛哭，看着火車載着那個也痛哭的男孩離去（從此過去了三十三年，我們天各一方，再也沒有聯繫過）。這次離開保定，以後我再也不會到保定，再也不想路過這個站臺了。

我擦了一把淚水，準備上車。

“閨女！閨女啊！”突然傳來熟悉的喊聲，我回頭看去，補鞋的大爺在站臺上奔跑。

“閨女！你怎麼不說一聲就走了！”補鞋大爺一把拉着我的胳膊。我怔怔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又要幹什麼？

“給你！”他塞給我一個布包袱。這又是什麼？

“閨女，我給你做了一雙皮鞋，你帶回去穿吧。大爺沒什麼送給你了，鞋你收下吧。記着點大爺啊，有空回保定看看大爺啊。”

我抱着那雙皮鞋哭成了淚人。

那是一雙黑色牛皮方口扣帶兒、鞋底上了明線的皮鞋，鞋跟兒是粗厚的牛筋底。鞋裏面也是薄薄軟軟的皮子，我穿進去不大不小非常合腳。穿着這雙鞋，我從保定回到北京，開始了人生新的生活。

兩年後我調到中國青年雜誌社做記者。有一次去府右街一個四合院採訪作家劉紹棠。他跟我說，他現在這個七間房子的四合院，是八零年用政府平反補償給他的稿費和工資，花五千元買下的房子。我那時才知道，補鞋大爺要給我的八萬塊錢是個什麼概念。

保定，我一直沒有回去，每次火車路過保定停在保定站臺，我都會忍不住向外張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