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在試圖將一種獨特文化的經驗教訓應用於另一種文化時都很謹慎，現代美國和羅馬之間的差異是巨大的。羅馬是鐵器時代的城邦，擁有政府支持的宗教。羅馬人有一個嚴格的階級制度，依賴奴隸勞動，並且對日常暴力有一種真正可怕的容忍。此外，羅馬共和國的其他方面讓人感覺相當熟悉。

羅馬人強烈的愛國主義意識在地中海世界是獨一無二的。像美國二戰後,羅馬在公元前201年贏得第二次布匿戰爭之後,成爲世界霸主,導致大量增加軍費開支,嬰兒潮,催生了一類富豪精英能夠使用他們的錢來影響政治,推動自己的議程。

卡倫·墨菲在2005年出版的《我們是羅馬》中，將羅馬帝國的滅亡與美國的衰落進行了更直接的對比。他認爲，羅馬政治和社會的變化有一個根源:它日益複雜。在共和國和帝國時期，羅馬在地中海周圍的責任不斷增加和演變，其政府一直在努力加以管理。

這些挑戰迫使整個經濟和社會發生變化，有時向好的方面發展，有時向壞的方面發展。總的來說，他看到了美國近代史上許多類似的鬥爭。

他說:“我認爲美國正在經歷同樣的情況，我們從來沒有完全從二戰的勝利中恢復過來。這種責任的影響已經扭曲了我們社會和經濟的方方面面，使我們的舊政治(和其他)結構承受着巨大的壓力，”

他說。“新的權力來源、新的行政和管理形式填補了這一空白，帶來了不安，有時也帶來了不公，同時創造了巨大的新財富領域。”

這些類型的社會和經濟變革也擾亂了羅馬共和國，導致了公元前130年的政治暴力。無記名投票的引入意味着羅馬政客和政治派別無法監視(或賄賂)個人選民。相反，政客們必須打造能夠吸引大衆的政治品牌，這導致了一種類似於現代美國的競選活動，即以宏大的承諾和民粹主義語言針對窮人和中產階級。

對軍隊的改革也意味着服役不再侷限於精英階層，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利用自己的特權來展示對羅馬的忠誠。然而，對於較窮的士兵來說，服役變成了致富之路。

他們開始依賴從他們通常富有的指揮官那裏得到的戰利品、獎金和土地禮物，這意味着隨着時間的推移，羅馬軍團的忠誠從帝國轉移到了他們的將軍身上。這些變化爲一種新型政治奠定了基礎，在這種政治模式下，激起下層階級的不滿，並以半私人軍隊威脅政敵，已成爲常態。

這些趨勢在公元前134年首次達到頂峯，當時民選的人民論壇主席提比略·格拉古提出了一項土地改革法案，該法案將惠及較貧窮和中產階級的羅馬人。然而，格拉古進行改革的方式是對共和國規範和傳統的侮辱。他未經參議院批准就把他的法律提交給了平民議會。

當他的論壇報同事馬庫斯•屋大維威脅要否決該法案時(這是他的權利)，格拉古操縱了規則，剝奪了他的職位。當然也有其他的事件發生，但格拉古最令人擔憂的是他那充滿激情的民粹主義語言，這將他的支持者推到了政治暴力的邊緣。

隨着權力的增長，格拉古開始在大街上走動，周圍是一羣狂熱的支持者，這是一種羅馬從未見過的私人民兵組織。

謠言四起，說格拉古想成爲國王或獨裁者，參議院的一些人認爲他們需要採取行動。當格拉古競選論壇報的第二任期時，一羣參議員和他們的支持者將他和他的300名追隨者毆打致死。

這僅僅是個開始。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提比略的弟弟蓋烏斯·格拉古在經歷了類似的民粹主義對抗後，與參議院發生衝突。指揮官蘇拉帶領忠於他的軍團進軍羅馬，與他的政敵馬略作戰，這是羅馬軍隊第一次互相作戰。

然後他處決和懲罰他的政敵。在接下來的一代人中，龐培和凱撒用羅馬軍團來解決他們的政治問題，屋大維和馬克·安東尼派出一支軍隊對抗元老院，最後他們互相爭鬥，將共和國近500年的歷史帶入一個血腥(和混亂)的結局。

雖然羅馬的生活充滿了角鬥士的戰鬥、耶穌受難和無休止的戰爭，但幾個世紀以來，羅馬人以他們的共和制度爲榮，政治暴力是禁忌。在3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這個共和國沒有政治暴力。參與政治活動的人不會互相殘殺，也不會威脅要互相殘殺。

當他們彼此意見不一致時，他們就使用共和國創造的政治手段來處理政治衝突。如果你失去了這些衝突中的一個，你不會死，你不會失去你的財產，你不會被送走。你只是丟面子，繼續前進。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制度，鼓勵妥協，鼓勵建立協商一致意見和建立機制，以便和平解決政治衝突。

羅馬共和國的例子表明，不執行這些規範和制止暴力的結果是可能喪失民主。沒有哪個共和國是永恆的，只要它的公民想要多久，它就能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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