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夢蝶 字數 / 3458字

一分鐘速覽

2019/03/22

1. 從極端的言論到極端的行爲，西方國家需要反思的，有所謂言論自由對極端右翼主義的縱容，和打擊恐怖主義的偏重。

2. 西方世界的多元化社會結構背後卻是偏見、高傲和排外。

3. 一些極端思想一直存在，更逐漸被正名化、合理化，得以像政黨宣揚自己政治理念一樣，藉着一些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而大行其道。

4. 保護這樣的自由，代價將會變得太高。

新西蘭的槍擊案在西方國家引出了一個問題，一個至少與民主本身一樣古老的問題：對於一個致力於保護個體自由的國家來說，公共安全的代價在何時會變得過高？

槍擊案的兩天後，在澳大利亞，人們已經開始反思這個問題的答案。實際上他們的反思也有另一個由頭，就是澳大利亞那位持極端右翼立場的參議員弗雷澤·安寧的一番話。他說這次槍擊案的真正原因是新西蘭政府允許伊斯蘭教“狂熱分子”移民的移民計劃。

從這樣的言論到這樣的行爲，西方國家需要反思的，有所謂言論自由對極端右翼主義的縱容，和打擊恐怖主義的偏重。與其將矛頭指向那些已經不存在的威脅，或許他們更需要清掃自己的門庭。

作出這樣出格的言論後，這位議員被身後的少年“雞蛋襲擊”，這位少年也獲得外號“雞蛋男孩”。

多元化的背後

在澳大利亞，如果問一位亞裔移民爲什麼選擇居住在悉尼、墨爾本這樣的大城市，而不是一些小城鎮，他們會說，如果我們住在這些地方，我們每天都會捱打的。克萊斯特徹奇也是這樣的小城鎮。

這是新西蘭第三大城市，人口卻只有三十餘萬。2010年之後的幾次地震和隨後的城市重建增加了來到這個城市的移民。但諷刺的是，人口結構的多元化沒有改變這座城市的極端右翼文化和基因。

新西蘭梅西大學人文社科學院副院長Paul Spoonley觀察了70多個符合極右翼定義的地方性組織。他發現，在在上世紀80年代，有多個這樣的組織存在於克賴斯特徹奇。1989年，這座城市發生了兩起謀殺案，其中一起，一名韓國揹包客和一名同性戀男子因某些原因被殺；另一起，兇手在無故槍殺一位男子後作出了納粹敬禮。

2019年，一名在網上宣揚白人至上、仇視穆斯林的極端右翼槍手衝進兩座清真寺，槍殺50人。在社會形態更加多元化後，這裏的極端右翼更加極端了。新西蘭有一個組織叫“New Zealand First”；當地報紙有一篇文章稱亞洲移民爲“Inv-Asian”（入侵的亞洲人）。今日的克賴斯特徹奇實際上也是整個西方世界的縮影。所謂多元化的背後卻是偏見、高傲和排外。

迪倫·魯夫，2015年加州教堂槍擊案槍手，羅伯特·鮑爾斯，匹茲堡猶太教堂槍擊案槍手。他們都被這次衝入清真寺的塔蘭特視爲民族英雄。他還在那份“宣言”中引用了英國法西斯主義者奧斯瓦爾德·莫斯利和美國右翼民粹主義黑人坎迪斯·歐文斯的觀點。

美國《WIRED》雜誌的一篇文章談到，2017年是右翼極端主義崛起的一年，在美國、澳大利亞、歐洲，宣揚白人至上主義的人在街道上隨處遊行。2018年，這種極端思想開始與社會的主流意識融合，宣揚的渠道正在正常化。

過去的共識是，極端主義是中東的產物，來自伊斯蘭教的“狂熱分子”。但是，極端的右翼也是極端，還普遍地存在於西方世界中。

新恐怖主義的崛起

極端右翼主義，是一定義模糊的概念，大體上包含了白人至上主義、白人民族主義、反猶主義、新納粹主義、仇外主義、伊斯蘭恐懼症、反移民主義、反多元文化主義、反女權主義、厭女、恐同，或者這些思想交融重疊後的產物。

一個事實是，“9.11”之後，這種內生性的極端思想已經成爲孕育恐怖主義活動的主要根源。這些極端右翼思想的興起，加上互聯網的平臺，在社會上引起了激化的意識形態衝突。匹茲堡槍擊案的兇手仇視猶太人；亞歷克·米納辛在多倫多街頭駕駛貨車衝撞行人，他宣稱自己是“自願獨身者”，這是一種厭女主義的表達；2017年在夏洛茲維爾，有一場由極端右翼組織舉行的“右翼聯合”暴動；2014年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通過開槍、汽車衝撞和刀捅造成6人死亡的兇手埃利奧特·羅傑也留下了上百頁的“自願獨身”宣言。這與這次塔蘭特的白人至上宣言如出一轍。

根據研究機構新美國（New America）的一份報告，美國在“9.11”事件之後，由這些極端右翼組織或個人發動的恐怖主義活動或暴力襲擊已經造成86人死亡。美國的恐怖主義活動已經趨向“獨狼式”的方向。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右翼研究中心（Berkeley Center for right Studies）執行主任勞倫斯·羅森塔爾（Lawrence Rosenthal）教授認爲，這些恐怖主義者發動“獨狼式”襲擊就是希望社會的極端情緒在他之後被完全激發出來，從而帶來一場全面的“起義”。

克賴斯特徹奇槍擊案後，民衆自發舉行對遇難者的悼念活動。

這種襲擊來自於極端思想的本土化，也可以歸咎於鬆散的槍支管制法律和社交媒體上傳播暴力思想的渠道。Peter Bergen和David Sterman發表於《外交事務》雜誌的一篇文章擔憂，這種活動會把美國乃至西方政治拉入極端主義的深淵。更何況，對於美國、新西蘭、澳大利亞這些國家來說，要完成這樣的反恐任務，難度比破壞外國恐怖組織要困難得多。

“視而不見”的縱容

當這些恐怖襲擊都是由本土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實施時，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還把反恐的重心放在國際社會，將那些假定的外國恐怖分子攔在國門之外，似乎是與反恐需要背道而馳，像在解決一個並不存在的虛幻問題。

羅森塔爾認爲，這種極端右翼的興起是對特朗普政治立場的呼應。在Bergen和Sterman看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對這些極端右翼恐怖主義給予了極大的縱容。從盧·多布斯到安·庫爾特再到小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兒子）。這種視而不見正在變成可怕的縱容，乃至兜售。他們正在將這些極端的思想正名化，成爲他們政治立場的一部分。

這些極端思想也會不付他們所望，逐漸成爲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的。特朗普的“American First”似乎與數千公里之外的那個新西蘭政黨“New Zealand First”遙相呼應，他也喜歡用與那家當地報紙一樣的詞語——“入侵者”來形容那些穿過美墨邊境的非法移民。這種縱容，與其說是視而不見的，不如說是“視而不見”。

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的媒體研究員John Budarick表示，澳大利亞媒體長期以來一直在兜售種族主義和反移民的故事，自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這種對極右翼觀點的兜售力度明顯加大。他還說，這是一種全球趨勢。新西蘭那個叫“New Zealand First”的政黨黨魁是該國的副總理。該黨的另一位成員曾這樣形容來自中國的投資：“兩個黃人比不上一個白人。”而中國人的哲理則是：“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同樣是新西蘭，一位政治家一遍排斥本土原住民毛利人，一邊又在警惕這裏要被亞洲人“淹沒”了。

右翼極端組織的遊行集會在澳大利亞受到了更多主流媒體的關注。

槍擊案後，新西蘭總理傑欣達·阿德恩就痛斥，極端主義在新西蘭不會有立足之地。擲地有聲的聲明背後，那些極端主義就真的不會存在於這裏嗎？從特朗普到澳大利亞的弗雷澤·安寧再到新西蘭那個諷刺中國人的政黨成員，極端思想一直存在，並且被縱容着地發展，更逐漸被正名化、合理化。他們無需像在街頭遊行那樣去宣傳，而是像政黨宣揚自己政治理念一樣，藉着一些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而大行其道。

面對現在的新西蘭槍擊案，從媒體到羣衆都表達了堅定的痛斥。一些像弗雷澤·安寧這樣的雜音也被批駁。但是幾十年後，此時的雜音是否會變成未來的主流？社會是否會像那些“獨狼”所希望的，掀起一場“起義”？

自私的人們

對極端右翼的縱容實際上迎合了人們的自私。在這些國家，人們總是天真地認爲公民的自由與國家安全之間沒有衝突。這些人認爲，要求他們自己享有不受約束的自由，卻並不認爲保護集體基本自由的必要性。

所以，他們對日益增多的槍支暴力的迴應不是監管，而是自己要擁有更多的槍支。他們中的一些人更害怕他們自己的政府，而不是由政府來保護他們免受的威脅。

奧巴馬政府的反恐措施贏得了讚賞，因爲它允許執法部門和情報機構共享信息，防止機密信息在法庭上泄露，更允許政府拘留被認爲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非美國人。人們願意授予政府特別的權力去監管言論自由，卻不希望這些權力被用在自己身上。他們認爲，只要把這些手段用在那些可能是恐怖分子的人身上，將那些穆斯林拒於國門之外，自己就安全了。

但是在捍衛個體自由和打擊恐怖分子上，採取這種不一樣態度的人們是虛僞的。他們有明確的針對對象，有明顯的偏見，卻對真正的威脅選擇了信任。他們壓制的自由是屬於別人的自由。他們選擇相信的卻是真正的威脅。

他們總說，“言論自由”是西方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這樣的法律保護約束着政府的行爲，讓個體自由不受侵犯。

再來看看美國人是如何評論那部《美國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的：這是奧威爾式的長篇大論，長達300多頁，本意是團結美國，卻成爲政府濫用職權和越權的一種簡稱。這部法案在“9.11”後不到7周就獲得通過，極大地擴展了執法機構針對個人的權力。但當人們對“9.11”的歇斯底里情緒平息後，又開始反思這部法案賦予執法機構的權力。就像荷蘭的一句諺語，恐懼是一個糟糕的顧問。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執行副主席Kim R. Holmes認爲，自由取決於安全，美國的自由取決於從生活中消除恐怖主義的威脅。通常來說，言論自由由國際公約、國家憲法和法院一貫支持的保護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管轄。但在戰爭時期或涉及恐怖主義威脅時，這些關於公民自由的概念往往被擱置。

現在的美國，乃至西方世界，遭遇的恐怖主義已經不同於“9.11”事件後的那樣，身邊的每個人都有可能是恐怖分子。他們所一直堅持的對個體自由、言論自由的保護，恐怕也需要改變了。否則，保護這樣的自由，代價將會變得太高。

參考文獻

Varju, M (2013), “European human rights as a multi-layered human rights regime: preserving diversity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in: Wetzel, J.(ed.),The EU as a “Global Player” in Human Rights? Abingdon: Routledge.

Stone,G. R. (2009), “Free Spee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diana Law Journal 84(2009): 939-962.

Kitrosser,H. (2017), “Free Spee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Bootstraps”, Fordham Law Review 86(2): 509-533.

Mchangama, J. (2016),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Society 53(4): 363-367.

·END·

圖片來源於網絡，若有侵權請告知，我們會刪除。

今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