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世族政治或稱貴族政治，萌芽於東漢時代，亡覆於唐朝末年。於是，在一種感覺上認爲：世族政治，從東漢，經魏晉南北朝，至隋唐，隨着經濟上的“佔田蔭客制”和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兩大特權的消失，而呈逐漸削弱消亡的局面，其間而並無反彈。其實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因爲，就歷史事實看，在中國的世族政治時代，有兩個階段最爲輝煌，一是魏晉南北朝，二是唐朝。唐朝時，尤其是中晚唐，士族政治不僅沒有暗淡；相反，卻再次奇異地輝煌起來。

東漢末年至魏晉時代，漢族士人講求門第與家族出身，這種影響波及胡人政權，以至於鮮卑族建立的北魏，亦極重視官員的門第出身，孝文帝就曾先後兩次對天下姓氏進行排名，確立尊賤，歷史上“山東士族”的概念得以形成。這裏的“山東”（崤山以東），主要囊括今天的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的大部或一部。自北魏至唐朝，“山東士族”最顯赫的高門，有“四姓”和“五姓”之說。北魏時，排定的最尊貴的“四姓”，爲清河崔氏、範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他們由孝文帝欽定：“魏主雅重門族，以範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排定四姓時，隴西李氏得到消息，擔心不在其中，故乘駝星夜赴洛陽，但到時“四姓”已定，沒有隴西李氏。不過，在當時，隴西李氏仍爲顯貴，“隴西李衝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爲夫人。”甚至“四姓”中的太原王氏，也是依靠李衝的推薦而得以居“四姓”之一。至於“五姓”的說法，則加上當時聲名日隆的趙郡李氏，所謂“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到唐朝時，太原王氏的影響力減退，“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故新“四姓”爲：崔、盧、鄭、李。這裏的崔氏，不再特指清河崔氏，也包含崔氏另一望族——博陵崔氏。南北朝時，清河崔氏的影響力要大於博陵崔氏，如東魏時代的清河崔甗對範陽盧元明說：“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陵）崔（氏）、趙（郡）李（氏）何事者哉！”但到唐朝時，博陵崔氏的影響力反超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黃門侍郎崔民幹爲天下第一門戶，且整個唐朝，來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來自清河的宰相，被“天下推爲士族之冠”。至於唐時“四姓”中李氏，狹義上的概念，特指趙郡李氏，後來則被認爲包含唐朝皇室自詡的隴西李氏。不過，更多的時候，唐朝流行“五姓”的概念，即加上太原王氏，最終構成唐朝著名的“五姓七望”：博陵崔氏、清河崔氏、範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趙郡李氏、隴西李氏。

以前，很多人認爲：至唐時，自魏晉而建立起來的世族政治已經崩潰，士族們失去了特權，甚至與庶族合流，再無嚴格的劃分。實際上，仔細考量，唐朝時，人們的高門大族觀念依舊深固，士庶高寒之間仍有着極深的鴻溝。五姓七家，“恃其族望，恥與諸姓爲婚”，傲慢地進行着內部通婚，以保持高貴的血統。如清河崔氏，與隴西李氏、範陽盧氏世爲婚姻；趙郡李氏，則與博陵崔氏世代聯姻，他們不屑與其他姓氏爲婚。於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嘆：“此生所遺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貞觀中，太宗皇帝無法忍受高門大族的傲慢，說：“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爲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爲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於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編修者無視皇室及建立唐朝的核心力量——“關隴集團”，而將“山東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爲天下第一。後來，太宗幹預，在《氏族志》中，擡高了皇室和“關隴集團”，對“山東士族”進行了壓制，但卻沒取得實際效果。到高宗和武則天時代，依舊打壓世家大族（實際上是對“關隴集團”和“山東士族”的雙重打擊），高宗時又曾頒佈的《禁婚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範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爲婚姻。”但結果依舊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們互相爲婚，反倒在無形中增加了這些大族的資本。“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他們依舊高傲，不僅蔑視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雖自稱出自隴西李氏，但受到懷疑，且有胡化之風，故不爲崔盧所重）。文宗時，皇帝求婚於宰相鄭覃，希望其能將孫女嫁給皇太子，但未能如願。爲此，文宗道：“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也就是說，到了文宗時代的晚唐，人們的門閥觀念不僅沒有減弱，相反更爲嚴重。回顧歷史，可以看到，盛唐時，“五姓”在朝廷上並無絕對的優勢。造成的原因，仔細分析，可以發現：一是，在當時建唐的功勳——“關隴軍事集團”仍有很大的勢力；二是皇帝的有意壓制；三是在大力推行的科舉考試製度中，不少庶族朝臣出現，而當時“五姓”還不適應這種出仕方式；四是寒門出身的朝廷權臣的嫉恨（如武周時宰相許敬宗和李義府所爲）。但“安史之亂”後，唐朝政治中樞進行了重建，“五姓”藉助於科舉制度而重新擡頭，且勢頭兇猛，比如，滎陽鄭氏，在盛唐時爲宰相者難尋身影，而自中唐開始，連續出現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鄭半朝”之說；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亂”前，任宰相的僅僅有2人，事變後進入中唐，則陸續有8人爲宰相。高門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除了以蔭入仕外，掌握了知貢舉權是重要的一點，再有就是：在適應了科舉考試製度後，高門大族深厚的家風與知識傳統，使他們在科舉考試中佔有特別的優勢。如範陽盧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進士者超過百人。這一數量令人驚異。要知道，唐朝時，科舉考試中的進士考試是最難的，錄取人數又少，盧氏能有此成績，自是藉助於家風與知識之厚。但高門大族中亦有始終蔑視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貴族觀唸的，比如以蔭入仕的宰相趙郡李德裕和滎陽鄭覃，李德裕“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尤惡進士”，滎陽鄭覃更是建議廢除進士制度。

綜觀“山東士族”乃至於天下士族，崔氏始終排在第一位。南北朝時，在北方，唯一可於之抗衡的是範陽盧氏。後來的稱謂，無論是“崔、盧、鄭、王”、“崔、盧、李、鄭”，還是“崔、盧、李、鄭、王”，崔、盧都排於前兩位，遂有東魏崔甗之說。而鄭氏，或排第三位，或排第四位，但始終在“四姓”與“五姓”之內，只有王、李二姓氏在排列中有變化。到了唐朝，高門大族，雖有“五姓”之說，但以依據整體實力看，“五姓”並非前五名的排列。有唐一代，於政治而言，真正實力意義上的“五姓”，則是趙郡李氏、博陵崔氏、滎陽鄭氏、河東裴氏、京兆韋氏。唐時出任宰相的，博陵崔氏16人，趙郡李氏17人，滎陽鄭氏13人，京兆韋氏16人，河東裴氏17人。前三位屬於唐朝“五姓”，京兆韋氏、河東裴氏則屬於以韋、裴、柳、薛（地位在關中士族楊、杜之上，此兩姓雖各出11和10位宰相）爲成員的“關中四姓”。具體說，京兆韋氏是“關隴集團”的重要核心成員；遲遲提到的河東裴氏，則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爲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在唐朝時，河東裴氏更是以17位宰相而於數量上列士族之首，在質量上且有裴寂、裴炎、裴度這樣的人物。之所以排除範陽盧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和隴西李氏，是因爲博陵崔氏在影響力上已反超清河崔氏（爲宰相者12人）；棄範陽盧氏（爲宰相者9人）則是因爲其缺乏標杆人物與重臣；隴西李氏在唐時有宰相12人，且因皇室自稱出自該門，而被列爲官方意義的第一等高門，但實際上在士人中並不被認可；至於太原王氏，唐時任宰相者寥寥，人物的影響力不足，且其家族在唐時要次於崔、盧、鄭、李。值得一提的是，作爲東晉南朝四大僑姓王、謝、袁、蕭中的一員，蘭陵蕭氏累世與隋唐皇室聯婚，而成爲“關隴集團”的重要成員，作爲特殊分子，出了10位宰相，貫穿唐朝，力量也不容忽略。但隨着僖宗時代的開始，黃巢暴起，廣明離亂，以至公元905年的“白馬之變”，收拾殘唐的朱溫，將崔遠、裴樞、獨孤損等高門朝臣一起投入滾滾黃河，一個時代也就隨着遠去的流水而真的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