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了娃以後，美國科學家媽媽要忍受什麼？
導語： 由於缺乏國家補貼的帶薪產假政策，一些研究者在職業生涯的關鍵階段艱難掙扎。
2011年和2014年，Debbie Mitchell經歷了兩場艱難的生產。生兒育女的結果是，Mitchell和美國不少處於事業早期階段的女科學家一樣，缺乏產後支持。許多初為人母的女性都認為這點讓人難以忍受。
在丹佛大學攻讀化學博士學位期間，Mitchell產下了第一個孩子；在開始合同期為一年的教職前，她又生下了第二個孩子。兩個職位都沒有明確的產假政策。因此，當Mitchell育後出現嚴重的併發症時，她只能堅持工作，否則將要面臨失去工作以及醫療保險的境地。
她說她當時天真地以為在生產過後幾周就可以回去工作，這種情況在美國並不少見，因為美國是少數沒有國家性帶薪產假政策的高收入國家之一。她說：「但這是大學的問題，大學並沒有針對研究生或合同工的產假做出規定。」
生下第一個孩子後僅三周，Mitchell就回到了工作中。但那些處於事業早期的媽媽們的常見問題正等著她——沒有為泵奶而專門設置的房間。一天，她一個人躲在實驗室的角落裡，邊泵奶邊啜泣。現在已是丹佛大學化學家的Mitchell回憶道：「當時我特別需要這樣的房間，而且這件事其實挺好解決的。但是沒有相關規定，我也沒有做好準備和別人傾訴或是為自己爭取權益。」
一名發言人證實，該校並不為研究生或合同工提供帶薪產假。
不過，Mitchell的大學並非孤例。針對研究生、博士後或合同工的產假，許多美國大學並沒有明確的規定。而這主要是因為聯邦政府沒有提供參考依據，也沒有聯邦法律規定要為這類工作者提供相應的保障。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心理學家Abigail Stewart表示，對於各位母親而言，「在國家層面我們什麼都沒有，缺少系統的保障。」 Stewart是An Inclusive Academy: Achieving Diversity and Excellence (2018) 一書的合著者。
為人母最令人身心緊繃的階段（妊娠，生產，產後恢復，哺乳）常常和女性研究者最關鍵的職業上升期（從研究生畢業到獨立進行研究的頭幾年）衝突。和男性科學家相比，初為人母的窗口期將許多女科學家置於不利的位置，而這種生理差異是無法消除的。接受《自然》採訪的女科學家認為，美國政府和大學應該為科學家媽媽們提供更有力的政策和保障系統，減少她們在職場上的劣勢。
縱觀全美大學，為母親們提供的福利（如帶薪產假，泵奶室，校園免費託兒所，靈活的工作時間和遠程工作）參差不齊，同校系與系之間的差異也頗大，這就導致了七零八碎的政策的出現。有些學校甚至根本沒有福利政策。許多學術會議也沒有為處於哺乳期的女科學家提供她們所需的基本設施。
其他高收入國家在這方面做得如何呢？日本為女性提供2個月的減薪產假，新生兒的父母最多可以請1年的育兒假。在瑞典，在孩子8歲以前，父母二人加起來一共可以請16個月的帶薪假。而美國只有《家庭與醫療休假法案》（FMLA），該法案為滿足條件的員工提供3個月的無薪假，但要求僱主在這段期間為休假的僱員提供醫療保障。
雖然美國的《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與《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分別賦予了母親在校園裡哺乳，以及不因懷孕而受歧視的權利，但是都缺乏保證其實施的利器。二者都要求已經不堪重負的母親通過起訴僱主或提出申訴的方式主張權益。
Stewart 表示：「學術系統是男性設計的，是為男性服務的。學術系統缺乏對女性需求的體察。」她注意到，許多大學現在為生產、剛剛領養孩子或是作為新生兒主要照顧者的女性教員提供帶薪假，並減免了她們的教學任務。
Stewart表示，雖然她所在的大學為博士後、教員以及有薪研究生提供帶薪產假，但是許多其他大學並沒有類似的政策。她說：「相關政策只適用於PI，因此這個問題很嚴重。」
處於事業早期的研究者，如研究生和博士後要自己搞清楚學校和系所的相關產假規定，以及產假是否會影響自身收入以及醫保。學校是否提供託兒所，是否有專門的哺乳室也要調查清楚。
一些科學家母親建議做好和上司單獨商議產假以及回歸後的事宜的安排，也要做好在一段時期里工作效率降低的準備，這樣大家都能做到事先心中有數。
產假的代價
有些研究生根本沒有產假，有些可以休3個月帶薪假。許多女科學家會休2-3個月的產假（有時無薪），然後再回來兼職或全職工作。
做了媽媽的研究者們認為，大學針對研究生和博士後的產假規定必須公開透明。包括Mitchell在內的不少美國研究者表示，她們是在懷孕之後才了解到學校的政策的，有時是通過和導師閑聊得知，而導師又對具體規定並不十分熟悉。
演化生物學家April Wright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進行博士論文答辯時，已有8個月的身孕。和許多沒有被列為大學僱員的美國研究生一樣，她沒有資格享受FMLA保障的產假。她打算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開始博士後研究之前給自己放無薪產假。但是在這3個月里，她要為自己和孩子支付2100美元的醫保。
該校發言人表示，有需要的話，現在在無薪產假期間，德州大學的研究生可以申請至多12周的醫保和生活經濟補助。
少數大學也開始實行為全體博士生提供帶薪產假的政策。2015年，當Caitlin MacKenzie還是波士頓大學生態學博士研究生的時候，她成為第一批享受學校8周帶薪產假的學生。作為大學相關政策並不統一的例證，波士頓大學的教員可以享受6周的帶薪產假，不過他們倒是可以享受6個月的帶薪病假以及其他相關福利。
MacKenzie現在是緬因大學的博士後，她說相關政策讓她有信心和導師討論產假的問題，並讓她相信自己作為一名科學家受到了尊重。
從2008年開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化學係為研究生和博士後提供帶薪產假。生母可以得到6周的帶薪假，而新晉父母，不管是生母生父，還是養父母都可以額外享受6周的帶薪假。該校化學家Robert Hamers指出，該校校友基金會支持帶薪假，一位母親12周的帶薪產假的花費大概是1萬美元。在這項政策正式出台時，Hamers是該校化學系主任。他說：「我們不希望女學生或女博士後因為生育問題而被迫離開學校。」他還說，讓博士生完成學業是一件具有經濟效益的事。
相比之下，斯洛維尼亞盧布爾雅那大學的演化生物學博士研究生Shakira Qui?ones卻能享受一整年的帶薪產假，並可以同時將博士學位相關截止日期推遲一年。她說，如果美國的大學系統能夠學一學斯洛維尼亞的文化傳統和與產假相關的福利政策，那將是件好事，「所有大學都應該讓生了孩子的學生休一年假。」
由於缺乏正式的長假規定，許多處於事業早期的美國研究者必須自己搗鼓產假方案。海洋生物學家Jacqueline Padilla Gami?o在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從事博士後研究的末期生下了第一個孩子。
在最初6周的帶薪假休完後，她問兩位導師是否能支付部分薪水，讓她能夠在家完成2個小項目和2篇論文。後來她就在無薪的情況下照顧孩子，直到找到新的工作。
Padilla Gami?o說：「兩位女性導師在我人生最脆弱的階段給予了我信任。」產假時的研究成為了她事業的跳板，幫她拿下了目前在華盛頓大學的終身職位。
科研產出的壓力
涉及產假和科研經費申請時，一些美國研究者面臨著嚴峻的抉擇。當Wright在東南路易斯安那大學做終身研究員的第一年末，她生下了第二個孩子，可是她的聯邦-州聯合資助並不能因為她的生產而暫停。如果她選擇休3個月的產假，那麼就會失去剩餘的資助，並因此不會有科研產出。
因此，她選擇把剩下的資助項目做完。在兒子出生10天後，她通過遠程的方式繼續工作，實驗室的研究則讓2個實驗室研究員負責監管。她說，更多的研究資助應當提供無代價的延期，這樣PI可以把第一個資助周期里沒有花完的錢用在下一年裡。
美國最常見的資助——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R01資助就包含無代價延期的措施。NIH的院外研究處（NIH Office of Extramural Research）表示，不論學校的政策如何，許多受NIH資助的博士後每年都能享受2個月的帶薪產假。它還補充道：「NIH正在研究其他鼓勵女生物醫學研究者留在學術界的計劃和政策。」
但是Stewart認為，美國聯邦資助機構還可以做得更好，她指出，許多教員想要支持研究生和博士後休產假，但是卻由於科研產出和經費申請的壓力而感到束手束腳。
她說，資助機構可以和大學分攤實驗室成員產假的費用，並為有休產假的研究者的實驗室放鬆科研效率評估標準。
Stewart說，無代價延期政策並不能彌補PI、博士後或是研究生因為要休產假而損失的科研效率，「因為生孩子而導致科研效率下降是情理之中之事，但是在學術界還沒有完全得到認可。」她主張提供更多的補償性資助機制，如美國國家過敏及傳染性疾病研究所提供的「主要照顧者補充技術援助」（Primary Caregiver Technical Assistance Supplements）。該資助讓PI可以在博士後休產假期間僱傭一名技術員。Stewart說，職稱和研究資助評估也要切實接受因為產假而降低的科研效率。
即使有權享受世界上最為慷慨的產假政策，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的流行病學家 Laurie Tomlinson也不想在女兒出生的時候休一年的產假，「我不想讓自己遠離學術圈，所有能讓我保持工作效率的支持我都有。」
這些支持包括資助延期，僱傭一名研究助理來完成實驗項目，一名同事幫她帶學生和監督論文進展。Tomlinson說，美國大學可以為休完產假復崗的教員減少教學任務，為她們提供育兒補助或者托兒服務，或提供小筆資助來幫助她們進行過渡。
泵奶隱私
不過，休完產假回來，卻還需要哺乳的研究者還面臨著其他考驗。對於那些需要和別人共享辦公室的博士和博士後來說，缺乏泵奶的隱私空間會給她們造成壓力。在孩子6個月大以前，為了給新生兒提供源源不斷的奶源，以及為了母親自身的健康，母親需要每隔2-4個小時就泵奶一次，每次耗時20-40分鐘。
媽媽們說，哺乳室需要上鎖，還要有「請勿打擾」的標誌，因為敲門聲會影響泌乳。受到驚擾，或者不能按需泵奶的話，乳管可能會堵塞，這可能會讓泵奶時間變長，甚至會導致乳腺炎——一種令人痛苦的乳腺感染。
許多老式的美國研究所大樓里並沒有哺乳室。MacKenzie說，在沒有隱私的房間里泵奶是新手媽媽最為煎熬的經歷。她和Mitchell都說，大樓管理者應該改造壁櫥空間，把它變成哺乳室。丹尼森大學的生態學家Sarah Supp認為最理想的哺乳室應該有寬敞的空間，可以調暗的燈光，舒服的凳子，靠近插座的桌子，記號筆，冰箱或冷櫃（存儲母乳），水槽，毛巾或餐巾紙，還有垃圾箱。
Supp還補充道，科學家媽媽們應該在求職面試或在其他學校舉行講座的時候明確提出哺乳室的要求，「有話直說，保護好你自己的時間和你的舒適感。」
拖兒帶女
對於處於職業早期的新手媽媽來說，帶著兒女出行是另一件麻煩事兒。但是想要在職業生涯上有所作為的話，這又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研究者在社交網路上討論了缺乏家庭友好型政策的問題。
在2018年10月美國放射腫瘤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Radiation Oncology，ASTRO)的年會上，放射腫瘤學家Emma Holliday本打算在會議上展示一個海報。但是當背著兒子的她來到會場時，她忍不住發推特吐槽：「最後一刻找不到託兒所，只能把我6個月大的兒子帶來大會註冊#ASTRO18。但是不幸被保鏢攔住了，不讓我們進去。好衰。」
她的推文收到了不少女科學家同情和力挺的留言，她們對Holliday不能展示自己的研究一事表示憤慨。ASTRO 的發言人Jeff White也注意到了這條推文，他找到了Holliday並想做出補償。Holliday（就職於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錯過了海報展示，所以White為她另做了安排，讓她第二天過來，並發推特公布了這個新的日程。
ASTRO的首席執行官Laura Thevenot表示，ASTRO年會從2011年開始提供哺乳室，去年也曾嘗試為與會者提供現場托兒服務，但是申請者不多。她說2019年將嘗試其他方案，包括向與會者提供附近託兒所，或是能提供托兒服務的賓館的信息。
她說：「我們正在尋找靈活應變的方法，包括為Holliday這樣因為有『18歲以下禁入』的規定而被拒之門外的研究者網開一面，並為嬰兒監護人提供可以向別人託管嬰兒的免費公共區域。」
許多科學家媽媽表示，會議組織者要提前在會議網站上公布類似的家庭友好型措施，這樣媽媽們可以提前做好規劃。如果看不到這些信息，她們可能就不會參會，這就使她們喪失了和同事交流，發展人脈的寶貴機會。
一些大學和學會也會在會議期間為托兒提供經濟方面的支持，這可以部分減輕與會者帶著嬰兒出行、在會場或家裡托兒的開銷。
Stewart表示，研究生和博士後父母需要有保障的產假和連續的醫保福利，以及學位答辯和資助延期的機會，並且需要大家改變對於這些有育兒職責的研究者父母的態度。美國的博士後和研究生可以在https://thepregnantscholar.org 網站上搜尋妊娠和哺乳相關信息。Stewart說，大學校園也要考慮實施更多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政策，比如為所有有需要的科學家提供兼職工作的機會，或是有補助的校內托兒服務。
她說：「當然在沒有國家性政策的情況下，要求大學做這做那有些強人所難。」她認為大學應該就此遊說美國國會。但是她也建議大學對相關政策進行財務分析。密歇根大學就曾對教員的產假對30年職業生涯的影響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這是一項成本合理的扶持女性政策。在倫敦，Tomlinson也看到這些政策產生了類似的長期回報，「我們的科研機構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等待的承諾。如果你在女性職業生涯早期為她們提供支持，假以時日，她們便會湧泉相報。」?
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1315-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1315-2原文發布在2019年4月30日《自然》職業特寫上，作者：Kendall Po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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