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磊：北大藏漢簡《趙正書》中的秦始皇形象

關於秦始皇，林劍鳴先生認爲：“一個人生前只活了五十歲，但死後卻被人評說了兩千餘年。此人就是秦始皇。秦始皇本人就是一個謎一樣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滿了神奇色彩和極其矛盾的現象。”學界對秦始皇的討論也曾在上世紀掀起過熱潮，對他的功過是非也存在着較大的爭議。錢穆先生曾道：“近世言秦政，率斥其專制。然按實而論，秦人初創中國統一之新局，其所努力，亦均爲當時事勢所需，實未可一一深非也。”誠然，秦始皇的形象也應多元，而非僅僅的貶低。

以往對秦始皇進行解讀主要是依據傳世文獻的記載，比如《史記》，其對我們認知秦始皇所起的作用自不待言。北大藏漢簡《趙正書》亦有對秦始皇形象的刻畫，由於成書於西漢早期，早於《史記》，有利於我們加深對秦始皇的瞭解和認知。

一、傳世文獻所見秦始皇形象

傳世文獻中有關秦始皇的記載，散見於《過秦論》、《戰國策》、《史記》、《新語》、《淮南子》、《鹽鐵論》、《漢書》等典籍中，秦始皇大都以負面形象呈現，是一個典型的專制君主。

西漢賈誼在《過秦論》中對秦始皇形象進行了刻畫，代表了漢代士人對秦始皇的普遍認知，對後世影響深遠。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便曾引用賈誼的《過秦論》，曰：“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由於寫作需要以及政治需求，賈誼在《過秦論》中雖對秦始皇的功過均有涉及，但以負面形象爲主。

一是功超先祖，威嚴無比。《新書·過秦上》載：“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㝢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搞樸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

二是自以爲是，錯而不改。《新書·過秦上》：“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新書·過秦下》：“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

三是貪鄙多疑，詐力暴虐。《新書·過秦下》載：“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

我們從《過秦論》的字裏行間中，能感受到賈誼對秦始皇的形象構建較差。原因自然比較複雜，除了政治上固有的批判外，儒家思想的“仁義”、漢初“無爲而治”的道家氛圍可能都起到了作用。歸根到底，在賈誼的思想中，秦始皇雖有大功，但偏執威嚴，暴虐多疑，絕非“仁愛”之君。

《史記》對秦始皇的定位比較多元，雖記錄有秦始皇的正面形象，如虛心納諫、知錯能改、知人善任等，但對秦始皇的負面記載更多，甚至以此奠定了秦始皇在史書中的形象。

一是“忘兒時之義”，對故人不善。《史記·刺客列傳》：“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

二是“少恩而虎狼心”、“得志亦輕食人”。《史記·秦始皇本紀》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遊。”

三是“疑下”，不信任臣屬。如《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鹹陽宮。”

四是不聽諫言，一意孤行。《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五是“剛戾自用”、“意得欲從”、“樂以刑殺”、“專制獨裁”、“貪戀權勢”等。如《史記·秦始皇本紀》：“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倖。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

六是信鬼神，求長生，卻被術士欺騙。《史記·秦始皇本紀》：“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原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原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

七是以法爲本，無仁愛恩義。《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八是焚詩書愚百姓。《史記·秦始皇本紀》載：“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李斯列傳》載：“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

關於司馬遷《秦始皇本紀》的構成，李開元先生認爲是由“司馬遷所撰寫的《秦始皇本紀》；賈誼的《過秦論》下中上三篇；《別本秦世系》；班固著《評秦始皇本紀文》”四篇拼湊而成。從體例來看，司馬遷是認可賈誼對秦始皇的形象構建的。在此之外，司馬遷還重點刻畫了秦始皇的長生思想，進一步把秦始皇的愚昧展現出來。

《戰國策》對秦始皇的形象定位是貪、威嚴。如《戰國策·燕策三》：“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至陛下，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懾。願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戰國策》通過側面烘托，塑造了一個政治上貪婪，形象上威嚴的君王形象。

《新語》、《淮南子》、《鹽鐵論》、《漢書》等典籍對秦始皇都有不同程度的描述，主要是“刑法太酷、奢靡與橫徵暴斂、窮兵贖武等”。

綜合傳世文獻記載，秦始皇的形象以負面爲主，主要有貪鄙多疑、專制獨裁、嚴刑峻法、不講仁義、自大威嚴等。由此也可看出秦始皇的形象有固定化的傾向，我們從中看不到秦始皇有“仁愛”之舉，“愛民”之心，其所作所爲大都可以打上“負面”標籤。

二、《趙正書》所載的秦始皇形象

《趙正書》對秦始皇的描述性文字雖然不多，但非常具體。從不同側面彰顯了秦始皇將死之時的悲痛、疑慮、惆悵、不捨的感情。這爲我們加深對秦始皇的瞭解，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1.流涕

“流涕”者，流淚哭泣也。秦始皇“流涕”之言，不見於傳世文獻，然《趙正書》中兩見。一是：“秦王趙正出遊天下，還至柏人而病。病篤，喟然流涕長太息，謂左右曰：‘天命不可變於？吾未嘗病如此，悲□……’”二是：“趙正流涕而謂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議所立。’”

要說明的是，“哭泣”在戰國秦漢間較爲常見，時人也並不以此爲恥，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均有“哭泣”的記載。屈原曾“流涕”，《楚辭·離騷》載：“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太子丹曾“流涕”，《史記·刺客列傳》載：“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章邯曾“流涕”，《史記·項羽本紀》載：“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曾“涕泣”，《史記·淮陰侯列傳》載：“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劉邦曾“流涕”，《史記·田儋列傳》載：“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百姓“流涕”也比較普遍，《史記·商君列傳》載：“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史記·五宗世家》：“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秦始皇第一處的“流涕”容易理解。他自知病重，將不久於人世，對“天命不可變”的失望自不待言，將死的哀痛嘆息孕育其中。由此“悲嘆”、“長太息”、“流涕”符合情理。然第二處的“流涕”來得很突兀，值得探究。我們有以下四種推測：一是秦始皇被李斯一席話感動，以流涕表示讚許；二是爲懷疑李斯而慚愧，以流涕表示歉意；三是對死亡的悲痛無法釋懷，以流涕表示愁苦；四是哀憐兒子孤弱及蒙容之民，以流涕表示憂心。當然，也有可能是幾種感情糾纏在一起，秦始皇一時難以自抑。

秦始皇“流涕”所帶給我們的形象不同於威嚴的君主，其在死前的這種哭泣現象，把他從神的高位拉到了普通人的層面，給我們的感覺更加真實。

2.多疑

秦始皇之“多疑”，司馬遷《史記》以及賈誼的《過秦論》均有提及。劉澤華先生認爲：“秦始皇晚年，疑神疑鬼，懷疑一切，只相信自己。結果自我禁錮，與世隔絕，變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趙正書》中秦始皇“多疑”的性格也得到了體現。

如懷疑李斯，秦始皇復召丞相斯曰：“吾霸王之壽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後不勝大臣之紛爭，爭侵主。”秦始皇此時對李斯的懷疑可謂達到頂峯，暗指李斯可能會“侵主”，即侵害君主。這樣的指控對大臣來說是致命的。《管子·明法解》中有：“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慾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韓非子·二柄》中也有：“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

李斯聽聞此言，急於辯解，感謝秦始皇提攜之恩，大讚秦始皇高義，並表忠心曰：“臣竊幸甚，至死及身不足。然而見疑如此，臣等盡當戮死，以報於天下者也。”如此方打消秦始皇的疑慮。始皇迴應道：“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議所立。”在君臣對答中，“疑”這個字均被兩人提及，可見當時政治生態的惡劣。

再如懷疑羣臣，《趙正書》載秦始皇曰：“今病篤，幾死矣。其亟日夜進，趣至甘泉之置，毋須後者。其謹微密之，毋令羣臣知病。”秦始皇自知病重，害怕大臣泄露消息，故打算甩掉羣臣。對下屬的不信任，由此可見一斑。

秦始皇“多疑”的性格，既和他所推崇法家有關，也與後來他喜愛方術有一定聯繫。《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闢惡鬼，惡鬼闢，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鹹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

當然，秦始皇的個人經歷也可能導致了他多疑的性格，如早年爲質、呂不韋專政、嫪毐亂國、放逐母親等。《趙正書》則把秦始皇的“多疑”性格盡現，生動刻畫出了一個將死君主在小心翼翼地“疑神疑鬼”，既不放心大臣，又怕大臣對自己不滿。

3.專制

傳世文獻多載秦始皇專制，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可《趙正書》中秦始皇卻顯得很“民主”。

秦始皇曰：“吾衣（哀）令（憐）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議所立……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議所立。”秦始皇兩次要求大臣“議所立”，要把立儲的權力下放給大臣，給人以強烈的“民主”氣息。然而，秦始皇並非真的讓大臣“議所立”，他是有指向性的，是想讓大臣替他表明他的意願。

簡文中的“孤弱”一詞，比較關鍵。此詞又出現於《史記·呂太后本紀》，其文曰：“高後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乃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史記》所載魯王張偃“孤弱”與《趙正書》的“孤弱”語境頗相似，可爲參考。張偃即位時的情況是喪父、年少、無依。由此可以推知秦始皇想選的儲君目前是年少、無依的狀況。

在秦始皇的兒子中，長子扶蘇內有聲望，外有蒙恬爲援。如《史記·李斯列傳》載趙高之言：“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由此觀之，扶蘇絕非秦始皇所言的“孤弱”之子。胡亥倒是符合“孤弱”的條件，《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知胡亥此時僅20歲，符合“年少”的條件。《史記·李斯列傳》載有胡亥與李斯對話：“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符合“無依”的條件。秦始皇已經暗示李斯等大臣，意在胡亥。扶蘇不在“所立”人選內。

可知秦始皇的“民主”並不真實，此處是在運用法家的“術”。《韓非子·難三》載：“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比較秦始皇“民主”之舉，與韓非子所言的“術”何其相似。

李斯等大臣在領會秦始皇暗含之意後，以“道遠而詔期宭”爲由，抵制“羣臣”參與“議立”，迎立胡亥爲儲君。秦始皇曰“可”，正說明李斯迎合了秦始皇的心思。《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在此也得以體現。司馬遷評論李斯曰：“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亦符合事實。

4.易命

秦始皇的“天命觀”在傳世文獻中很少涉及，《趙正書》則可以補充這方面的資料。秦始皇曰：“吾自視天命，年五十歲而死，吾行年十四而立，立卅七歲矣。吾當以今歲死，而不知其月日，故出遊天下，欲以變氣易命，不可於？……吾霸王之壽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據此，秦始皇的“天命觀”可總結爲：知天命但卻想易命，這是一個很矛盾的邏輯。

簡文中的“霸王之壽”，鮮見於傳世文獻。我們檢索到“至尊之壽”，《新書·數寧》：“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逾百歲，以此言信之。”由於此時秦始皇才五十歲，其“霸王之壽”相較於《新書》所言“輕百年耳”的“至尊之壽”明顯差距太大。

簡文中秦始皇以“霸王”自居。《管子‧度地》：“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史記·周本紀》：“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複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霸王，謂始皇也。自周以邑入秦，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嫪毐，至九年誅毐，正十七年。”韓非子也曾以“霸王”勸教秦始皇，《韓非子·初見秦》：“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成。”

秦始皇以“霸王”自居，便是自認爲自己功績很大，“功蓋五帝”，自當享有“至尊之壽”。可現實卻是要五十歲而死。這對秦始皇來說，很難接受。“吾霸王之壽足矣”之語，亦不能當真，其還是想“變氣易命”。

“變氣說”曾出現於東漢王充的《論衡·變虛篇》，其文曰：“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人行而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盪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趙正書》所言的“變氣”無疑是災變家所說的“人行而氣變”。

“易命”，是改變天命的意思。從簡文看，秦始皇自知“天命”，即“年五十歲而死”，然不知“其月日”，即具體的死亡時間不清楚。於是乃“出遊”，希望“人行而氣變”。秦始皇的“人行”自然不是去探尋“具體的死亡時間”，“變氣易命”纔是“出遊”目的所在。結合秦始皇“天命不可變於”的感嘆可知，其意在“易命”，即改變“年五十歲而死”的“天命”。秦始皇意圖改變“天命”之舉，非同尋常，與儒家所推崇的思想截然不同。

儒家主張“知天命”，《論語·爲政篇》載：“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秦始皇雖然此時也是五十歲，但他的“知天命”自然與孔子不同。其“知天命但卻想易命”的態度，說到底還是對長生的渴望，也即希望打破“天命”的束縛。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書》中評價秦始皇道：“他的人生觀自然是一位非命主義者，他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他想永遠長生，而富貴始終在他自己的手裏。”無疑是《趙正書》中秦始皇的註腳。

秦始皇“長生”之術，《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藉助於“仙藥”，而《趙正書》則依賴於“出行變氣”。仙藥不易得，“出行變氣”則容易得多，知秦始皇再次被術士所欺騙。

5.憐子、愛民

傳世文獻中，秦始皇溫情的一面很少被提及，《趙正書》中則有兩處。

秦始皇曰：“吾霸王之壽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吾哀憐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整理者認爲：“‘蒙容’，文獻作‘蒙戎’、‘蒙茸’或‘尨茸’……‘蒙容之民’猶今言‘芸芸衆生’。”

始皇死前憐子是真，親情在此處也得以體現。然愛民之心是否爲真，則還需考究。也即秦始皇的政治理念中，是否具有“民本”思想？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有秦始皇巡行各地的銘功刻石，其中有“黔首安寧”、“黔首康定”、“黔首是富”、“振救黔首”、“黔首改化”、“黔首脩絜”、“黎庶無繇”等語。張分田先生認爲：“這些說法都與民本思想有關聯。”並進一步分析道：“即使秦始皇摒棄諸子百家，單憑法家學說治國，他也會知曉民衆爲國家政治的基礎、得民心者得天下和施政應愛民利民的道理，也會在一些時期或一定程度上推行重民政策。”

我們認爲，秦始皇的愛民思想可能僅限於姿態。衆所周知，秦始皇多次興修大型工程，如大建阿房宮，《史記·秦始皇本紀》載：“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看不出他對芸芸衆生的愛惜。童謠也雲：“阿房阿房，亡始皇。”顯示出百姓對秦始皇的痛恨之情。再如興修馳道、遊觀，《史記·李斯列傳》載：“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韓兆琦先生認爲：“興造各種以滿足皇帝周遊觀賞爲目的的交通設施以及離宮別館等。”西漢賈山在《至言》中道：“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托足焉。”可見當時馳道工程量之大。蘇誠鑑先生認爲：“工程浩大，工期迫促，徭役繁興，超過了當時民力國力的負荷。”

我們再觀刻石中的安寧、康定、振救、改化等字詞，更多的是在宣揚統治的功勞。秦始皇救濟萬民，使得百姓生活安定。這無疑是一種以“救世主”自居俯視百姓的態度，是上對下的認知，以粉飾太平，並不代表百姓的真實想法。而當時的實際則是陳勝、劉邦均說過的那句話——“天下苦秦久矣”。

此外，李斯在給秦二世的上表中，也曾提到了“民”，曰：“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樑玉繩認爲：“以秦之嗜殺深稅，而曰緩刑薄斂；天下共欲亡秦，而云萬民不忘，可笑也。”李斯共列有自己七罪，實爲其自以爲的七功，而“民”列於最後，可見秦統治高層對“民”的態度。《趙正書》中秦始皇愛民之舉，異於傳世文獻所載，然其愛民之心，亦恐與李斯同。

三、結語

比較傳世文獻與《趙正書》，知秦始皇的形象在西漢有着不同程度的變化。《趙正書》刻畫的秦始皇“多疑”、“專制”、“希求長生”、“被術士欺騙”的形象，在傳世文獻中亦能得到印證，大抵這也是秦始皇所固有的標誌性形象。《趙正書》中秦始皇對李斯恐嚇拉攏，對重臣暗示旨意，也使其駕馭大臣之術得以體現，暗含法家統治之“術”。臨死前對“蒙容之民”的愛憐，恐是一種姿態，藉以表明自己的愛民之心。

傳世文獻所言的秦始皇“威嚴”形象在《趙正書》中並未得以體現，其臨死“流涕”之語，更似一個普通人應有的感情流露。秦始皇對弱子的憂慮和關懷，也是他溫情的一面。相比較傳統文獻，《趙正書》所構建的秦始皇形象更加具體真實。

總之，北大藏漢簡《趙正書》刻畫了一個對死亡不甘，對臣下懷疑，對弱子愛憐，對國事憂慮的君王形象。其中雜糅有秦始皇的一些法家之“術”和姿態性的“仁愛之心”。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史記》的記載，但又有別於《史記》固定化的負面刻畫，有利於我們對秦始皇全面的瞭解與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