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從事醫務工作，1949年後，我向當時華東衛生部的崔義田部長打了報告，是關於公開我的祖傳祕方“內痔插藥療法”的，這個方法的特點是不開刀不吃藥，不影響生活。1954年間，華東衛生部批覆交浙江省衛生廳辦理，當時省衛生廳李藍炎廳長親自批示，要我在浙江省二院進行插藥實驗工作。這個實驗做了一年多，經過臨牀實驗，總結了110多例的病例，最後這個報告得到了衛生部的獎勵。後來，接到浙江省人事廳通知，委任我爲肛門科主任，在浙二建立肛門外科。1957年院系調整，我隨之到浙一院工作。

1956年，當時的杭州市副市長陳禮節來動員我參加民進。後來，由余文光（浙二醫院的院長）和石華玉（浙二胸外科主任）兩個人作爲我的入會介紹人，在1956年底加入了中國民主促進會。

大約在1960年秋天，我在杭州，有一天浙江省衛生廳的同志來找我，同時來的還有公安廳第三處的同志，說請我去會診，而且要馬上走，我也不曉得怎麼一回事，從沒有遇到過，家裏也很擔心，當時準備好了就跟他走了。乘飛機到了北京以後，來接我的是保健局的局長黃樹則，他把我安排好後才同我講，是爲周恩來總理治病。第二天，把我領到總理辦公室，讓我做了一些檢查，當時周總理的痔瘡比較嚴重，有炎症。而他又正好準備去東歐國家訪問，所以需要我把這個炎症趕快消除，同時不影響他的工作與生活。我拿出我最好的技術給他配藥、開方子，各種看家本領都用上了，經過一個禮拜，炎症很快消失了，總理也很高興。炎症消退後，我們又給總理設計了一個坐浴的架子，這個坐浴的架子能摺疊，隨身攜帶，便於他清潔局部。大概十多天後，我回杭州了。回來之前，總理給我一張有他親自簽名的照片，當時能得到總理簽名照片是非常不容易的。這是我第一次爲總理看病。

1961年接近春節的時候，周恩來總理到杭州住在西湖飯店，衛生廳又叫我準備好，也住到西湖飯店去。總理同我講，這次毛澤東主席給他一個月的假期，到杭州來休養治病，要把這個痔瘡醫好。而我當時也改進了方法，進一步地把這個藥再改進，篩選過以後，給他治療。治療期間也不影響他的工作與生活。周總理的國事太繁忙，在治療期間還要經常會見外賓。有一次宴請外賓的時候，總理要我也去，而且給我安排在首席的一桌就座，他對一個普通的醫生這樣看重，我內心非常感動。經過十多天的治療後，總理的病基本上痊癒了。當時總理考慮到正是接近過年了，春節快到了，就在樓外樓宴請所有參與的醫護和保衛工作人員。當時鄧大姐問我：“陸大夫，你看總理好不好吃酒啊，白酒很厲害的。”我說：“總理毛病基本上好了，身體都很好很健康，稍微吃一點點，也能活血健身。”總理聽我講了，說好，站起來喝了小半杯，敬了大家。

在這次吃飯以前，周恩來總理又請鄧大姐到我家裏來看望我的老母親。我說這怎麼擔當得起呀，我只是個小醫生。但是總理交付下來了，鄧大姐第二天就到我家裏來了，看看我的老母親，看看我的老伴，還有四個孩子，我當時很感動。鄧大姐還徵求我老母親的意見，說請陸大夫跟周恩來總理到北京過年。這真正是我意料之外的，總理很尊重我老母親的意見，所以我們全家都非常感動。

於是年前我就跟了總理一起去了北京。總理有專列，路上還安排我一個人一個房間，一路過去，經過上海、蘇州、無錫各停留一天後，一直到北京。在北京的時候，我住在中南海招待所，每天仍舊早上爲總理換藥，吃飯都是在中南海西花廳。到了年關接近的時候，總理交代祕書，打電話到杭州，把我愛人接過來，一起在北京過春節。我愛人到了北京以後，總理又接待了我們倆，夜裏親自點菜，招待我們夫妻。當時他點的菜，有些我們從沒吃過，比如那個黑米粥，這是我畢生第一次吃到黑米粥。當時冬天北京很冷，屋裏有暖氣，外面很冷，吃到黑米粥特別新奇。一個小醫生能吃到這些東西，確實是不容易，而且還是總理親自點菜。

在北京的時候，周恩來總理還安排我們夫婦到十三陵水庫去參觀，司機特地給我們拍了照片。周總理瞭解到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就和鄧大姐一起，跟我們夫婦倆專門拍了合影。在杭州的時候，我一個人也同總理拍過合影，總理對我非常愛護。

離開北京之前，周恩來總理請我們吃了飯，鄧大姐還拿出了工分券給我愛人，說你要回杭州了，買點禮物，買點實用的東西帶回去。當時我們國家建國不久，物資還比較缺乏，買東西都要工分券。走之前，鄧大姐把她參加國際婦女節的時候會上發的一條圍巾，作爲禮物送給我愛人。總理東歐訪問帶回來的一個工藝盆子，送我做紀念。周總理鄧大姐對我們的關懷愛護真是暖人心扉，他們的情誼使我永遠懷念。（整理：朱敬平 陳淑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