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祝勇

　　故宮博物院影視所所長。已出版主要作品有《血朝廷》《紙天堂》《辛亥年》《故宮的風花雪月》《故宮的隱祕角落》等，榮獲郭沫若散文獎、十月文學獎、朱自清散文獎、百花文學獎等文學獎項。主創歷史紀錄片多部，主要作品有《辛亥》《舊宮殿》《血朝廷》，榮獲中國電視星光獎、金鷹獎、十佳紀錄片獎、學院獎等諸多影視獎項。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新疆》總導演。

　　關淑格：今天（3月28日）是人民文學出版社68年的社慶日，請問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您心中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祝勇：一方面，我覺得人民文學出版社是一個老人，68歲，比我大，我在整個成長過程中都在仰望着這棵大樹。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值壯年，非常有底氣，非常有創造性。再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很年輕，因爲我這兩年的作品開始集中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接觸的編輯、營銷、宣傳全都是年輕人，這跟我原來想象中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隊伍的形象不太一樣，人民文學出版社裏面有大量的年輕人。另外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作品也越來越豐富，也有一些時尚的因素和年輕的因素加入，所以我覺得人民文學出版社特別的年輕。

　　關淑格：您還記得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書是什麼嗎？

　　祝勇：出版的第一部書不是我寫的，是我主編的一本《重讀大師》，主要是九十年代知識分子閱讀大師經典的一些筆記，我印象中應該是2000年左右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部書有兩卷，一本是外國卷，一本是中國卷。

　　《重讀大師》，祝勇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關淑格：那個時候您的編輯團隊和現在肯定是不一樣的。

　　祝勇：對。

　　關淑格：那個時候是什麼感覺？

　　祝勇：那個時候還是一些資深的編輯，我當時抱着書稿跟人民文學出版社聯繫的時候心裏面戰戰兢兢，覺得這是一個殿堂。那時候我非常年輕，戰戰兢兢地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本書能夠出版，我特別榮幸也特別高興，儘管不是我個人的作品，但是它也多多少少體現我一些思考吧。結果從去年開始，我真正意義上第一部自己寫的作品，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就是《故宮的古物之美》。

　　從《故宮的古物之美》開始，我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寫故宮的一系列作品就要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集中出版了，我非常高興同時也非常悲哀地發現，我的合作者都比我年輕得多。

　　關淑格：您覺得這些年輕的編輯對這些書和您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祝勇：一方面，年輕的編輯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帶來了很多活力和朝氣。我工作的單位是在故宮博物院，人民文學出版社跟故宮博物院有點相像，都是歷史非常悠久的文化單位，但是這幾年都越來越年輕，所以我能夠感受到這種年輕的力量，年輕會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故宮博物院帶來一種力量感，一種新的朝氣。所以從年輕編輯們的身上，我能感到這種朝氣。

　　另一方面，這個“年輕”跟傳統並不斷裂。雖然年輕人有的時候會產生浮躁情緒，因爲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誘惑讓人眼花繚亂，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有自己的傳統，有自己的標準，就是藝術上的這種標準，甚至可以說，出版社有自己獨特的氣質，有自己待人接物的方式和對待作者的態度，這些傳統在年輕人的身上都有所體現，這一點讓我特別高興和特別欣慰。

　　我們都知道，人民文學出版社是中國文學最高的出版殿堂，無數的大師作品都是在這裏出版，不用說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等這些現代文學大師，包括當代的我們非常敬仰的，比如像陳忠實、阿來、鐵凝等等，很多作品都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近些年跟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合作比較多，我感覺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無論是領導還是編輯，沒有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或是凌駕在作者之上、頤指氣使的態度。相反，他們非常的謙卑，而且對作品有一種獨特的眼光，這是作者特別需要的。其實在我看來，一個作者不需要吹捧，只需要尊重，你對他的勞動的尊重，包括對作品深入的閱讀、認識和編輯，都能體現對作者勞動的尊重。

　　有的時候我接觸一些其他的作家，比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作品的作家，有的人回憶當年都是騎着自行車、馱着自己厚厚的稿子，畢恭畢敬地把稿子送到出版社來。實際上，作者希望得到的未必一定是出版，因爲作品參差不齊，出版社有它的標準，而是希望得到出版社的尊重，哪怕你不出版，但是你對這個作品有一個完整的評估和認識，然後告訴給作者，這個也沒有枉費作者一輩子的心血，因爲長篇小說都是凝結作者很多的心血，創作過程非常不容易。但是當下社會的浮躁以及過度商業化的趨勢，可能會影響到一些出版單位，導致這些出版單位對作者沒有足夠的尊重。這個尊重不是體現在點頭哈腰，而是你真正意識到他的稿子背後的勞動的艱辛。所以在這一點上，人民文學出版社有特別好的傳統，在年輕人的身上也有體現。

　　關淑格：您這本《故宮的古物之美》現在很暢銷，接下來您的這三本書能給我們都介紹一下嗎？

　　祝勇：《故宮的古物之美》實際上是我在幾年前，大概六年前曾經出版過的一本講故宮書畫的書，因爲故宮裏面收藏着大量中國古代經典的書法和繪畫作品，我對這些特別感興趣，所以我以自己的視角、眼光來重新面對這些古代名畫，儘管有些已非常有名，而且被寫過很多次了，但是我在面對它們的時候還會產生自己的發現或感受，會有一些自己的分析在裏面。

　　這本書出版以後一發不可收，關於書畫這一塊我還在不斷地拓展和增加，接下來要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叫《故宮的古物之美（繪畫風雅1和繪畫風雅2）》，總共是兩本，因爲它的規模不斷擴大。這是繪畫的部分。

　　書法的部分也要在不久的將來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叫《故宮的古物之美（書法風神）》，講書法的部分。前不久我剛剛寫完一篇新的，關於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因爲《祭侄文稿》在春節之前剛在日本的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是從臺北故宮博物院借去的，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關於這個借展方式也引起很大的爭議，總之是非常吸引人眼球。寫《祭侄文稿》也是我多年的心願，積累了很多年，蒐集了很多資料，儘管這次我沒有去日本，但是我也託朋友從日本帶回來很多關於展覽的資料。所以最近寫了很多關於書法的部分。

　　關於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我想以書法和繪畫爲核心向四周拓展。剛纔講到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書是《故宮的古物之美》，這個《故宮的古物之美》不包括書法和繪畫，主要是講器物的部分，所以這幾本都叫《故宮的古物之美》，它自身就是一個系列，就是講故宮文物的系列，這幾個系列將根據主題來分成不同的分卷分冊，分別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因爲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總量非常大，186萬件，在中國博物館裏面應當是收藏量最大的一個。然而，由於我們展陳條件的限制，展出的比例非常低，我們每年展出量佔庫存總量的不到1%，所以故宮收藏的大量國寶藏在深宮無人識。即使展出，普通的遊客在看展覽的時候也是走馬觀花，很難深入地瞭解一件文物以及文物背後的歷史和人物的情感命運，所以我覺得圖書用圖文並茂的方式向讀者呈現也是非常好的一種方式。再加上這幾年的“國寶熱”，比如《國家寶藏》這樣一些電視節目，以及去年我們組織的一檔電視綜藝節目叫《上新了故宮》，這些節目都掀起收視熱潮。但是我覺得圖書有它自己的優勢，用寫作出版的方式也可以彌補很多的不足，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關淑格：這兩本書也是您的新作。

　　祝勇：對，這兩本書是另外一個系列了，這個是講紫禁城歷史的一個系列，總體上都放到“祝勇故宮系列”當中。但是這個跟剛纔講的《故宮的古物之美》系列又有所不同，那個是重點講古物、講文物，這個系列有《最後的皇朝》，還有《遠路去中國》，主要講歷史，但是我講歷史也不是那麼刻板地去講歷史，還是想通過一些獨特的視角去講。

　　比如說《遠路去中國》是通過外國人的視角來講述紫禁城，因爲從馬可波羅以後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進入到紫禁城，他們觀察紫禁城的視角完全不同，我們可以借用他們的眼睛來重新觀察。另外，他們本人也干預了歷史的方向。我們對歷史的書寫通常是從我們自己的視角和史料出發，並且已經習慣了這樣一種表達方式和閱讀方式，但是，紫禁城的歷史，尤其從馬可波羅以後這幾百年紫禁城的歷史，實際上已經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處在全球化的環境當中，所以我們的眼光可以放遠。

　　在全球化的座標系下，有大量的西方的文獻和西方人來記錄紫禁城，其實對這一塊我們過去的瞭解比較少，我們比較習慣於自說自話，同樣的一件事情，當我們換一個視角，或者當我們能夠瞭解到西方人是怎麼說的，他們的史料是怎麼記載的，然後跟我們自己的一些觀點相銜接或者相對應，我們這個歷史的面貌就會發生一個全新的變化。就好像我們在看一件文物的時候，比如我們到博物館看文物，看一個青銅器，我們看的永遠只是一個角度，因爲青銅器就放在那個地方，我們是不能動它的，所以博物館擺成什麼角度我們只能看成什麼角度，我們經常覺得青銅器沒有意思，不是特別愛看，因爲我們看的永遠是這一個角度，是它規定給你的一個角度。但是我們能不能從底下往上看青銅器？青銅器下面還有很多東西，瓷器下面還有款。我們能不能從上面看青銅器？我們能不能到青銅器裏面去看？裏面還有很多文字和圖形。所以當我們換一個角度去看的時候會發現事物完全發生了變化，它並不是那麼僵硬和刻板。

　　寫作也是這樣，我們覺得這段歷史永遠是一段僵硬的、刻板的歷史，是因爲我們始終站在一個固定的角度去看，當我們換其他的角度或者用更加豐富的角度去看，這個歷史的面貌就會發生全新的變化。所以在《遠路去中國》中，我想試圖用這樣的方式重新言說和詮釋紫禁城歷史，實際上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比如這裏涉及太平天國、八國聯軍入北京等等很多歷史事實，都開闊了我們的眼界，它是這樣的一本書。

　　關淑格：您是怎麼樣在做研究和文學創作之間作平衡的？

　　祝勇：我的寫作基於學術性，因爲這些寫作不是戲說，也不是八卦，它必須基於一種嚴謹的史料的挖掘、探尋、連接，還有分析。因爲史料是非常零散的，浩如煙海，你必須找出它們之間新的邏輯關係，所以這些必須從一個嚴謹的態度出發，不能有任何的主觀隨意性在裏面，因爲它不是寫那種很隨意的網絡小說的方式。但是在表達的時候，我也沒有用那種傳統的比較刻板的純學術的方式去書寫，我還是借鑑一種文學的手段，注重講故事。

　　舉個簡單的例子，《最後的皇朝》實際上是講辛亥革命的。講辛亥革命的書很多，我們一想到辛亥革命腦子裏大概能夠呈現出一個樣子，甚至於有的讀者可能不用看辛亥革命的書就知道辛亥革命是講什麼的。但是在表達的時候，我挖掘了很多新的從來沒有披露過的史料和非常罕見的歷史照片，並且使用了一種文學講述的方式，把文學性和學術性很好地結合起來。比如這本書的開頭，它是講辛亥革命的書，但是我是從北京胡同裏一個死亡案件開始的，從一個家庭滅門突然死亡開始的，這是在1910年春節之前，然後進入到辛亥革命前一年的歷史時空當中。但這個不是我編的，而是有真實的史料支撐，這裏麪人物的姓名、家庭住址的門牌號，突發病情之後進的哪個醫院，全部都是真實的，都有真的名字。所以這種表達必須以最真實的歷史考證爲基礎，同時用一種文學的方式，這是我寫作的（一個特點），因爲我的寫作是從文學寫作開始的，從散文開始的，所以這是我寫作的一個很大的特點。

　　關淑格：在今天訪談的最後，您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您對人民文學出版社未來的期望和寄語嗎？

　　祝勇：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古今中外非常多的文學經典，是我們中國文學的一個寶庫。但是這些年也越來越與時俱進，出版了很多年輕人喜歡的，比如我的這些圖文並茂的書，這在以前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物裏面非常少見，包裝也越來越時尚，同時也非常有書卷氣。所以我非常希望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原來的傳統之上，能夠適應時代的潮流，也希望越來越多的年輕讀者喜歡人民文學出版社。

　　*本文據3月28日祝勇先生參加人文社68週年社慶直播時的訪談速記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