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蘇聯學習軍事的中共留學生羣體中，走出了5名元帥、3名大將、7名上將、8名中將和7名少將。劉伯承元帥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曾就讀於專門培養高級軍事指揮人才的蘇聯最高軍事學府——工農紅軍伏龍芝軍事學院（以下簡稱伏龍芝）。

進入“特別班”，師從蘇軍名將

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開始派遣大批學員赴蘇學習軍事，爲以後的武裝鬥爭做準備。爲了配合和支援中共，蘇聯在伏龍芝開設了專爲中共培養高級軍事指揮幹部的“特別班”。當時在“特別班”就讀的學員共有6位，分別是劉伯承、劉雲、屈武、陳啓科、黃第洪、左權。劉伯承是在南昌起義失敗後，於1927年11月下旬抵達莫斯科的。由於他沒有語言基礎，便先到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基礎課程。1928年10月，劉伯承轉入伏龍芝，在校名字爲鮑里斯·伊萬諾維奇·阿法納西耶夫。

伏龍芝的師資力量是蘇聯最強的，很多教師後來被授予了元帥軍銜。其中教戰術的有時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加米涅夫、時任蘇聯紅軍總司令部副司令的特利安達菲洛夫等，教戰略的有時任蘇聯紅軍總參謀長的圖哈切夫斯基等。“特別班”的學員在戰術教員的帶領下，多次到高加索、敖德薩、明斯克等地進行野外戰術作業和戰術訓練。如1929年三四月間，劉伯承和同學們參加了在高加索的聯合兵種演習，加入防守山崗的第九步兵團。他們在那裏考察地形，研討戰術，獲益匪淺。爲了配合軍校學員搞好戰術作業和戰術訓練，蘇軍總參謀部抽調了許多紅軍的步兵、騎兵，有兩三次甚至還動用了海軍、空軍，耗資不菲。

身處異鄉，心繫祖國革命

伏龍芝的生活條件非常優越，中國學員能拿到每月100盧布以上的津貼，享受的是蘇聯中、高級幹部的待遇。他們常常利用週末的休息時間相約去中餐館“打牙祭”。他們都能喫辣，聚在一起少不了點些辣子雞丁、回鍋肉、擔擔麪、剁椒魚頭之類的川菜湘菜，用“以辣會友”來形容他們，一點兒也不誇張。在中餐館裏，他們還常常“他鄉遇故知”，如步兵學校的伍修權、王智濤、吉合，中山大學的葉劍英等。通過“喫中餐”，留莫的中國學生一方面可以從緊張的學習生活之中稍作放鬆，另一方面又可以嚐到久違的故國風味，略慰思鄉之情。無論是穿着軍官制服的伏龍芝學員、穿着士兵制服的步兵學校學員，還是穿着學生制服的中山大學學生，在中餐館裏，他們的身份是一致的——革命道路上的同志。

中國學員住的是寬敞、明亮、乾淨的套間，全天供應熱水，每天都能洗澡。伏龍芝還經常組織學生參加一些文娛活動，如參觀博物館、看電影、體育比賽、文藝晚會等。中國學員對這樣優越的條件既感激，又珍惜。劉伯承曾說: “來這裏學習，機會很難得，要爭取時間多學點東西。黨隨時都可能叫我們回去參加戰鬥，那時就沒有這麼安定的環境和時間了。”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對中國學員的學習和生活十分關心。他曾親臨視察，並和他們座談，噓寒問暖，聽取他們的意見。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伏龍芝對中國學生的教育，堅持學習軍事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經常把國內有關重要文件、著作、簡報及政治、軍事信息轉到學院，作爲他們學習的參考。學校還在他們每次收到新的重要材料後組織研討會，使他們不與國內形勢脫節，砥礪報效祖國的堅強意志。

1929年4月，在一次研討會上，中國學員就毛澤東寫的兩本小冊子——《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紛紛結合自己的經驗和體會來發表見解。劉伯承當時強調: “中國的革命同蘇聯的情況不同，中國一定要依靠農民。否則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學習了毛澤東同志的這兩篇文章，打開了我們的眼界，增強了我們的信心。中國革命的曙光，已經可以看得見了”，並表達了自己希望回國，到井岡山與毛澤東、朱德等同志並肩戰鬥的強烈意願。

赴西伯利亞執行“祕密任務”

根據每個中國學員的在校表現，伏龍芝給他們作了政治上和學習上的評語。內容雖然很嚴苛，卻是相當客觀的，例如在對左權的評語中寫道: “政治積極性中等，總體發展良好。平靜、自信、沉穩克己。未發現不合時宜的行爲。俄語掌握得不太好，但可以獨立研習發予其的俄文資料。能夠用俄語表達自己的想法。在軍事上相符於全班總體水平，即中等偏上一些。處理情況時略遲緩，但足夠自信。對技術手段的鬥爭非常感興趣。政治方面的發展良好。”

然而，在所有的評語中卻沒有劉伯承的名字，使人頗感困惑。幾份塵封的歷史檔案以及一些中國學員的回憶錄爲我們揭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條線索是在1930年5月6日伏龍芝軍事學院二年級黨支部審查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上發現的。會上，戰術學老師多不拉沃利斯基詢問劉伯承，爲什麼沒有完成佈置的作業？劉伯承答道，因爲奉命去西伯利亞執行任務，所以沒有來得及。由此可知劉伯承曾被派往西伯利亞執行某“特殊任務”，但因涉及軍事機密，會上並未多談。

第二條更爲直接的線索出現於1929年10月30日的標爲“絕密”的檔案中。劉伯承與8名其他軍校的中國學員被派往某地，劉伯承被單獨列出並註明: “以其豐富經驗，可以被任命爲高級指揮官，來自陸軍大學（曾經任軍長）”。這份檔案與伍修權的回憶相印證: “1929年秋在中東路事件爆發之後，我曾被派往伯力蘇軍遠東司令部工作，聽說劉伯承也在那工作，還是‘遠東工人遊擊隊’的司令。”這支部隊一直在伯力的山區裏訓練，伍修權對劉伯承是隻聞其事，未見其人。雖然中東路衝突很快結束，這支工人遊擊隊並沒有參戰，但劉伯承出色的組織能力和軍事才能得到上下一致的讚賞。可見，1929年秋到1930年春，劉伯承受學校指派前往伯力執行“特殊任務”，隨後返校繼續學習，因此錯過了學校下評語的日子。

在幾名同學的描述中，劉伯承這位37歲的將軍級學生的形象，一下子鮮活起來。屈武這樣評價道: “他是一位正直誠實的同志，是一位紅色的指揮官，在工作中沒有出過差錯，在學習上非常努力，精力充沛，還會獨立翻譯教材。他對所有科目都感興趣。”陳啓科說: “劉伯承在學習上很努力，對黨也非常忠誠。”一位叫歐列宏（音譯）的學員對劉伯承的評價是: “他熱心於政治生活和學業，甚至在假期時候都有自己的學習計劃，他是個很好的同志。”劉伯承在高級步兵學校的同學、開國少將吉合在回憶錄中說:“劉伯承同志十分關心我們，常抽時間回學校看望我們，問寒問暖，從思想上積極鼓勵我們努力上進。我們的相處雖短暫，卻使我終生難忘，給我以後走上革命的道路，樹立了光輝榜樣。”真誠樸實、隨和可親、刻苦努力、穩健沉着、具有長者之風的儒將，可以說是對劉伯承三載留蘇的比較準確的評語。

1930年夏，全國的正式紅軍已有15個軍，共7萬餘人，建立起大小10多塊農村革命根據地。新的革命形勢催生了對軍事人才的迫切需求，4月17日，李立三於上海給當時在莫斯科的周恩來和瞿秋白寄來分析國內情況的信，要求“儘快派遣能幹的中國同志回國”。根據這項要求，50多名各軍校的中國學員於5月動身回國，劉伯承、左權等5人於8月到達上海，踏上了各自下一階段的革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