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天皇年號，可以說完全是日本學習中國的“人爲”產物。

日本的第一個年號，是“大化”。時值中國唐代開國治世——貞觀之治，日本國內改革派通過“乙巳之變”，清除反對改革的蘇我氏貴族，擁立孝德天皇上位，建立年號制度並在第二年（646年，大化二年）元月開始全面學習唐朝制度的改革，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日本年號的創立，可說是這場全面漢化改革的序幕。日本使用年號，也就從那時開始延續至今。（注：東北亞、東南亞中南半島多數地區都曾使用過年號紀年，如朝鮮半島、越南等，日本則是其中最爲典型的例子。）

圖爲乙巳之變暗殺權臣蘇我入鹿的繪畫

中日年號的共同特徵

同根同源的中日年號，有着相當多共同的特徵。開始時，年號的制定和廢除並無一定之規，並非一任君主只有一個年號，可以隨君主的意志隨時更換，其中多是因任期內“天降祥瑞”或者軍國重大事變而修改（當然，新帝即位一般都會更換年號）。

因大事或“祥瑞”而更改的年號名稱，一般都與相應事件緊密相關。如708年因有人在武藏國秩父郡（今日本埼玉縣黑谷）發現了銅塊獻給朝廷，改元“和銅”，“神龜”（724-729年）則是因白龜出現以爲吉祥而改元等等。

而其他的年號改變，往往名稱是出自經傳典籍，或者就是取一個吉祥美好的組詞。比如著名的“貞觀”，就是取自《易經·繫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前朝隋文帝年號“開皇”，則是來源於道教靈寶派所稱的天地五劫之一，寓意新紀元；而像武則天所使用的“天授”“如意”“延載”等年號含義，更是不言自明。

日本同樣遵循這個規律，“貞觀”“貞元”等年號甚至出現中日“撞車”的情況。尤其是從平安時代（794-1192年）中期以後，日本幾乎所有的年號，都是出自中國古典。比如著名的“明治”，就是取自《易經·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圖爲唐太宗李世民畫像，他在位時的“貞觀之治”衆所周知，其實日本清和天皇也使用過“貞觀”這個年號，巧合的是也形成了一個比較清明的“貞觀之治”

從最初的“大化”，到目前的“平成”，日本共使用過247個年號。時至今日，日本是唯一仍在使用年號的國家。

在這247個年號中，有11個年號直接搬用了中國使用過的年號（均爲中國年號使用在前，日本使用在後）。

大同平安時代平城天皇年號（與中國南朝梁武帝蕭衍年號相同）

貞觀平安時代清和天皇年號（與中國唐太宗李世民年號相同）

乾元鎌倉時代後二條天皇年號（與中國唐肅宗李亨年號相同）

建武鎌倉時代後醍醐天皇年號（與中國東漢光武帝劉秀年號相同）

永和南北朝時代北朝後圓融天皇年號（與中國東漢順帝、東晉穆帝年號相同）

至德南北朝時代南朝長慶天皇年號（與中國唐朝肅宗年號相同）

明德南北朝時代後小松天皇年號（與中國五代十國時期後蜀高祖孟知祥年號相同）

弘治室町時代正親町天皇年號（與中國明孝宗年號相同）

元和江戶時代後水尾天皇年號（與中國東漢章帝和唐憲宗年號相同）

正德江戶時代東山天皇年號（與中國明武宗年號相同）

寶曆江戶時代桃園天皇年號（與中國唐敬宗年號相同）

年號更迭，爲何引起巨大關注？

這次的年號更迭，在日本國內外都引起了很高的關注，而對於日本本國人來說，這就像是在日常的生活中突然拋來一個意想不到的難題。

依照前面所說，年號這東西更迭頻繁，幾乎就是君主隨心爲之。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日本普通民衆對更換年號這般陌生呢？這次更換年號，又爲何會引起廣泛關注？

圖爲1989年1月日本民衆街頭圍觀刊登“新年號”的報紙號外 圖源：NHK

這要從日本年號制度的變革說起。

從標誌日本近代化的“明治時期”開始，日本的年號制度發生了一個明顯轉變：每個天皇只有一個年號，天皇更替纔會改變年號。

就在明治維新之際，朝廷1868年10月23日頒佈關於規定今後年號“一代一號（一世一元）”的政令。1889年制定的舊皇室典範第12條又規定“即位後，立年號，一代之內不再更改，遵從明治元年之定製”。

圖爲明治天皇，名睦仁

由此稱呼日本天皇也可以用其年號，比如現任的日本天皇，既可用其名稱“明仁天皇”，也可用其年號稱爲“平成天皇”。

這種制度是不是看起來有點眼熟？沒錯，在中國帝制晚期的明清兩朝，實行的就是這樣的年號制度，我們熟知的永樂皇帝、康熙皇帝等，說的都是年號。這種一代君主使用一個年號的制度，叫做“一世一元制”。一般認爲，日本的“一世一元制”是引自同時期的中國清朝。（注：這一說法尚存爭議，也有觀點認爲這是年號本身發展邏輯的必然結果，讖緯之學衰落、“一世一元制”清晰方便等。）

這就成爲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日本“全盤西化”的“明治維新”當中，卻有這樣“明清式”的變革內容。明治以來，日本一直延續這一制度，共歷經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個年號。這四個年號，時間跨度長達150多年。

昭和天皇

而日本國內對此事的關注，更是因爲年號的改變與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平成30餘年時間內，正是科技與信息化飛速發展的時代，現代人的日常事務之繁雜、手中的設備之豐富，遠非此前可比，因此同樣是改變年號，對今天日本人的影響更加顯著。

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團體所用的公文，基本上都是年號紀年；普通民衆在填寫政府機關的資料時，也經常使用年號。日本居民卡，身份證，保險卡，駕駛證等個人證件上的生日年份，全部是用年號紀年，駕駛證上的有效日期也是用年號表示。日本使用的硬幣、電車車票、銀行存摺，乃至食品的保質期，也是以年號標記。印刷日曆、電腦、手機上的日期顯示等問題更不必說……

圖爲當前日本駕駛證模板，採用年號紀年，年號改變將帶來明顯影響

這樣與國民日常生活切身關聯的變更，不引起關注是不可能的事情。

兩個漢字，竟如此難選

然而，變更年號這件事，最難的還是這兩個漢字的擇取。

日本年號的擬定，是否有一定之規呢？

明治時期，1909年頒佈了登極令，規定修改年號的方法是“天皇即位後立刻改年號。諮詢樞密顧問後，敕定年號”，並規定“以詔書”形式公佈年號。按照這一規定，年號原則上由天皇本人確定並昭告全國。

不過如此確認下來的日本的年號制度及擬定程序，在後來遭遇到一次重大的危機，那就是二戰的戰敗。

圖爲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宣讀《終戰詔書》，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

戰敗後的日本，天皇從“神位”跌落，《帝國憲法》及其框架下的舊皇室規範都被廢除，新憲法下的皇室規範則沒有關於年號的規定。戰後初期，也出現了針對天皇制本身的質疑以及昭和天皇退位論，當時就有人提出應該廢除年號。1950年，日本學術會議也向內閣總理大臣和衆參兩院議長提出了“廢除年號，採用西曆”的建議。該建議稱“年號是不合理的”“沒有任何科學意義”，同時也沒有法律依據，而且由於年號與天皇主權具有表裏一體的關係，所以有悖於民主主義。當年，參議院文部委員會審議了年號廢除法案。

圖爲日本學術會議提出的“廢除年號，採用西曆”建議局部

但在執政的自民黨主導下，20世紀70年代後期日本重新爲年號制度賦予法律依據，在1979年先後制定了“年號法”（6月）和“年號選定程序（要點）”（10月）。

年號法的內容非常簡單：1.年號通過政令加以確定。2.年號僅在發生皇位繼承情況時變更。

它也被稱爲日本“最短的法律”。

圖爲年號法 圖源：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電子檔案

而當年10月23日製定的年號選定程序，除了規範年號的確定過程，將選擇年號的權限從天皇收歸內閣，任何一環節都不再體現天皇的意志外，更明確了候選年號名稱的“硬性標準”：

1.要具有符合國民理想的美好意義

2.應爲兩個漢字

3.應易於書寫

4.應朗朗上口

5.不應是過去的年號或作爲諡號用過的名稱

6.不應是日常通俗詞彙

圖爲年號選定程序 圖源：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電子檔案

這項1979年做出的“新規定”，基本繼承了日本歷史上年號選定的傳統，但對於這兩個漢字是否一定要出自漢典卻沒有規定。縱觀日本截至目前的所有年號，能確定典故的基本全部來自中國古代典籍，而從沒有出自過日本本土古典。據日本《讀賣新聞》稱，日本歷史上的247個年號，共出自77部中國古代文獻，其中半數以上是唐代以前的作品。

而針對這次的年號改變，據日媒報道，在安倍晉三等保守派人士的支持下，日本方面在考慮“破天荒”地從本土古典中擬定新年號。

嘗試“脫中”，網友發現端倪

對於原本沒有文字的日本，漢字剛剛傳入時，主要被用來標記讀音。比如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萬葉集》中有名的萬葉假名雖然是漢字，但僅是用來表示日語發音的表音文字，漢字本身並無任何意義。這就不符合“年號選定程序”中必須“有意義”這一要求。

圖爲萬葉假名對照表，這些漢字都不代表任何實際含義，只是用於標音

而後來日本漢文水平提高後的古典著作，又有大量內容本就是摘錄自中國古籍。日本共同社就引述日本古籍研究者的話報道稱，“日本古籍中也有許多由‘漢文’(古漢語)寫成的作品，究其根源都來自中國古籍。越是有格調的語言，這樣的傾向越強。”

圖爲1926年12月25日《東京日日新聞》號外，由於按照法定程序新年號確定前會提供若干候選，日媒有時爲搶先發布新年號會搞出“大烏龍”，當年這一報道就是誤報新任裕仁天皇的年號爲“光文”，而最終選定的年號爲“昭和”

比如“明治”取自《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響明之治”；“平成”取自《書經》“地平天成”，意爲“在國內外和天地間獲得和平”。

即便是今天公佈的“令和”，雖然日本媒體方面一再強調，“令和”出自本國經典《萬葉集》（引用的詩句爲“初春令月，氣淑風和”），和中國不再有關聯。但詩句呈現出來的這種風雅做派，頗有些《蘭亭集序》年代的影子。

於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薰佩後之香。加以曙嶺移雲，鬆掛羅而傾蓋；夕岫結霧，鳥封谷而迷林。庭舞新蝶，空歸故雁。於是蓋天坐地，促膝飛觴。忘言一室之裏，開衿煙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宛，何以攄情？詩紀落梅之篇，古今夫何異矣！宜賦園梅，聊成短詠。”

更爲重要的是，中國網友還在中國古詩詞中發現了“端倪”：早在中國東漢時期，張衡就曾寫過“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歸田賦》）。

歸田賦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

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沉之鯊鰡。 　

於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回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就連日本網友也注意到了這一點。

直呼：不僅是“令月”，就連“於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自身也出自張衡《歸田賦》中的“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另一名日本網友回覆說：“啊，完全就是這句，感覺出自張衡還是很好的。”

圖片來自參考消息

的確，面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和中日傳承的歷史淵源，想要完全脫離浩如煙海的中華典籍，也真是有些爲難日本了……

資料來源：

人民網、環球網、觀察者網、澎湃新聞、軍武次位面、日本有事兒、日本新華僑報、參考消息

魯廟之器：《年號雜談》，中國國家歷史公衆號，2019年2月26日；

呂利：“日本新年號定了：令和”，青年維也納公衆號，2019年4月1日。

編 輯 | 劉 青 校 審 | 任姝哲 校 對 | 白瓊瑜

來 源 | 瞭望智庫、環球網、參考消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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