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有說法認爲,當年北伐軍之所以能打敗北洋軍閥,是因爲兵力、裝備都超過對手。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北伐軍打仗有多猛?1個團能打敗6倍強敵 基層軍官陣亡75%

據西方軍史學者 Philip S. Jowett所著《痛苦的和平:1928至1937年中國衝突》一書考證,北伐軍在開戰之初(1926年7月)約10萬人,1926年底發展到26.4萬人,1927年春才壯大至70萬之衆。

反觀與之對陣的北洋各路軍閥,當時則擁有70萬至100萬雄厚兵力且裝備精良。可以說,在1926年7至9月與吳佩孚部作戰以及此後對孫傳芳部作戰的多數時間裏,北伐軍前線兵力都不佔優,甚至處於明顯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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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兩湖戰場初期,吳佩孚僅在湖南就部署了10萬部隊,而北伐軍僅3個軍、約5萬人入湘,其中擔負主攻任務的更是隻有3萬多人,相比對手堪稱“以寡敵衆”。

而且需要強調的是,北伐軍看起來有7個軍、約10萬人,兵力貌似不少,但開戰初期除第4軍(以粵軍第1師爲老班底)、新桂系第7軍外,其餘5個軍大多畏敵情緒嚴重,認爲北洋軍閥特別是吳佩孚的部隊“久經訓練,精銳無比”,甚至揚言“北洋軍隊不可戰勝”。再加上這些部隊(來自湖南、雲南和廣東其他地區)普遍存在“客軍”心理,因此對出兵都消極觀望,暗自保存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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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乎,第4軍發揚主人翁精神,自告奮勇願爲北伐先驅,以葉挺獨立團爲前鋒率先入湘作戰。在湘南地區,葉挺獨立團以1敵6,一口氣打敗了對手6個團,取得北伐首戰大捷。

1926年10月初在江西王家鋪,因連續作戰而減員至7000人的第7軍與孫傳芳2個師遭遇,面對3倍於己的強敵,李宗仁號令全軍置之死地而後生,並在兵力佔劣勢的情況下對敵人發起主動進攻和大膽包抄,最終將之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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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2則經典逆襲戰例,都是北伐軍在實力對比極爲懸殊的情況下取得的輝煌勝利。可見,北伐軍獲勝(特別是在兩湖主戰場)的關鍵因素就在於其戰鬥力遠超各路軍閥,否則的話人馬再多、武器再好也是烏合之衆。

賀勝橋之戰打響前,吳佩孚親率精銳從北京趕赴前線督戰,前者倒是集結了10萬大軍,並配屬鐵甲車和數十門山炮、野炮及200多挺重機槍,實力數倍於擔任主攻的北伐軍第4、7軍。但結果呢?儘管北洋軍依託險要地形和佔優勢的兵力、火力死守抗拒,卻依然沒能擋住北伐軍的奮勇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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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急之下,吳佩孚把自己的衛隊、憲兵、軍官團和學員隊都派到賀勝橋頭督戰,甚至不惜殺掉10餘名潰退下來的旅長、團長震懾敗軍。可讓他萬萬沒想到的是,求生心切的潰兵竟然向督戰隊發起衝鋒,迫使吳佩孚倉皇乘火車逃走。賀勝橋之役,吳佩孚精銳主力3萬餘人被殲,北伐軍威名一時間傳遍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北伐軍的強悍戰力,早在北伐開始前的1925年東征就已初現崢嶸。當時,以黃埔軍校2個教導團爲主力、只有約3000人的右路軍因訓練有素、士氣高昂,成爲了整個東征部隊的“拳頭”和“尖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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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湖之戰中,由200多名黃埔軍校教官(擔任團營長)及畢業生(擔任連排長)爲骨幹組成的教導第1團陷入援兵未到、孤軍作戰的極端危險困境,卻靠着頑強意志,僅憑1000餘人的劣勢兵力與10倍於己的敵人拼殺竟日,最終堅持到了教導2團來援,從而一舉扭轉戰局。

在攻擊陳炯明老巢惠州的門戶淡水城時,黃埔軍校教導團又派出10名營連級軍官帶領100名士兵組成敢死隊,拼命衝到城下搭起人梯攀上城頭。奪取淡水後,教導2團又用1個連擊退了大股敵軍的反撲。如此能征慣戰的軍隊,放眼當時的中國恐怕找不出第2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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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張作霖的奉軍、吳佩孚的直軍中也有一些比較能打的精銳部隊,但其與廣東革命軍/北伐軍有若干重大區別——首先是上述軍閥的建軍、治軍方式很老套,維持內部關係仍靠沿襲自湘淮軍和北洋時代的封建禮教、高官厚祿、“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師生同學、姻親幕僚、同鄉門客、結義拜把子等“舊辦法”。

而且在軍閥部隊裏,除了升官發財、爭權奪利、個人享受之外也沒什麼理想,當官的吃空餉“喝兵血”,傳統募兵制的弊端與嚴厲體罰和森嚴等級關係決定了普通士兵很難跟軍官一條心。至於發動羣衆、鼓舞民心士氣等宣傳工作,軍閥更是比廣東革命軍差得不是一星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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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政府在東征前,就頒佈了《革命軍連坐法》《革命軍士兵逃亡懲處賞罰條例》,爲嚴肅軍紀,蔣甚至不惜將自己的一個臨陣脫逃的親戚(時任教導2團某部連長)當場正法。

等到北伐時,廣東革命政府更是“大軍未動,宣傳先行”,通過公開宣講、貼標語口號、組織遊行等方式廣泛動員民衆支援北伐。史載,當時整個廣州都進入了“近似癲狂的革命氛圍”,不論男女老少,也不論社會地位與階層,幾乎所有人都不分晝夜地在空前緊張、熱烈的氣氛中貢獻自己的力量,四面八方送來的牙刷、牙粉、草鞋、雨具、被服、糧秣、設備器材堆積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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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海外華僑也組織了會員總數約100萬人的524個“北伐後援會”,截至1926年底捐助軍餉已達100萬銀元。古巴、祕魯和澳大利亞的華工乾脆採取月捐方式,固定拿出每月工資的30%匯給國內支援北伐。

全球華僑團體還通過報紙、賀電、慶祝大會、公開演講、編排戲劇等方式,積極營造支持北伐、反對外國干涉的輿論氛圍。成千上萬的華僑熱血青年更是直接回國參軍或在戰地服務,比如葉挺獨立團8連連長、歸國華僑李海濤就犧牲在武昌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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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軍內部同樣高度重視政治教育,廣東政府派專人前往桂系部隊宣揚革命,桂系主力第7軍很快形成了官兵互相激勵、戰鬥目標明確、求戰意志旺盛的良好臨戰狀態,由於官兵爭先恐後要求參加北伐,第7軍第8旅第15團竟然第一個趕到衡陽,成爲北伐軍中最早集結到位的部隊。

號稱“鐵軍”的北伐軍第4軍,戰前的動員教育工作更是出色。以“鐵軍”葉挺獨立團爲例,該部堅持每天上下午講一次軍政課,晚上點名訓話。而且要求各連隊必須官兵同吃一鍋飯,一起娛樂同唱軍歌,並通過“反貪污、反打罵、反報假”活動,杜絕舊軍隊貪污軍餉、打罵士兵的軍閥惡習,讓普通士兵認識到“參加革命軍是光榮的”,從而消除其爲便於開小差(這也是舊軍隊毛病之一)而報假名、假籍貫的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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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有理想、有信仰,再加上求勝心切、上下齊心,葉挺獨立團纔會打起仗來敢於刺刀見紅、悍不畏死。有資料顯示,截至1927年初該部已犧牲近千人(佔全團約半數),而第4軍其餘各團平均陣亡數也在380人左右。

在第4軍楷模作用的帶動下,北伐軍其他部隊也通過加強政工事務,有效提振了戰鬥力和軍心士氣。在江西戰場上(打擊孫傳芳部),入贛參戰的北伐軍最多時有6個軍、10餘萬人,而官兵犧牲超過1.5萬,其中營連以下基層軍官陣亡率高達75%,近半數團長也以身殉職。

黃埔一期學員、時任第1軍某部營長的李默庵就曾回憶當年參加北伐戰爭的情景,他說“那時我們作戰,想的很簡單,要麼戰死沙場,英名流芳,要麼建立功勳,晉升加級。當時革命形勢發展很快,也鼓舞着我們的作戰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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