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譯自《後凱恩斯價格理論》（Post Keynesian Price Theory）第八章；

作者：弗雷德裏克·S·李（Frederic S. Lee）；

譯者：Qiulin Han；

牛津大學

在1939年9月戰爭爆發之後，牛津大學的經濟研究迅速轉型為與戰爭方面有關的研究。一方面，OERG決定在戰爭期間停止活動；另一方面，牛津統計研究所結束了其戰前活動並開始研究戰爭對經濟各個部門的影響。由於戰前牛津大學的經濟學家大多已離開牛津去服兵役或在戰時機構任職，因此有必要將他們替換掉。這意味著要從被佔領的歐洲招募許多的難民。在1940年，一羣經濟學家被帶到牛津。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們都呆在一起。特別是卡萊茨基、斯坦德爾（Steindl）、弗裏茨·博查特（Fritz Burchardt）和G·D·N·沃斯威克（G.D.N Worswick）被召集到了一起。正是從他們的交流之中出現了對卡萊茨基微觀分析具有重要意義的貢獻（楊（Young）和李（Lee），1993）。[1]

卡萊茨基對他在研究所的同事產生了巨大影響。部分原因是他發表的著作，大部分則來自於長時間的討論；博查特、沃斯威克和斯坦德爾在他們自己的工作中利用了卡萊茨基微觀分析的各個方面，並且擴展和發展了他們所使用的東西。在對充分就業經濟學的分析中，博查特和沃斯威克廣泛借鑒了卡萊茨基的微觀分析。事實上，博查特對有效需求理論的描述完全是用卡萊茨基主義術語完成的。博查特的左翼凱恩斯主義觀點主張政府調控需求，而沃斯威克關於充分就業下避免通貨膨脹的建議直接來自於卡萊茨基自己對這些問題的觀點。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他們分析了工資率變化對工人實際工資的影響。博查特和沃斯威克從一個新穎的論點開始：即在不完全競爭下，企業家會基於他們的平均直接成本進行加成來設定價格。[2]在他們用毛利潤邊際來表示加價之後，他們表示毛利潤邊際是由壟斷程度所決定的。最後，博查特和沃斯威克得出結論，如果壟斷程度——因而加價在短期內保持固定，並貨幣工資率被提高的情況下，考慮到加成定價程序，這種情況將導致價格增加到足以保持實際工資不變的水平。這就是流行的「工資鐵律」。在闡述論點時，博查特沒有明確地將定價程序、提價或壟斷程度與邊際定價或需求的價格彈性聯繫起來；而另一方面，沃斯維克認為加成定價程序與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邊際定價理論非常吻合。加價程序的引入和對加價的邊際主義解釋的可能質疑，都代表了卡萊茨基微觀分析的新穎和轉折性發展（沃斯威克，1944，1977；博查特，1944）。

斯坦德爾在牛津統計學院的戰時活動包括報道美國的參戰效應以及大英帝國中那些為戰爭做出貢獻的自治領和國家。他特別關注美國的參戰效應，為此在1942至1944年間他向《牛津統計學院簡報》（Oxford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Bulletin） 發表了10篇文章。在他為《簡報》撰寫的其他文章中，斯坦德爾討論了固定價格、成本加成和目標價格合同、企業效率變化和利潤率等主題。在1943年參與考陶德（Courtauld）關於中小企業和大型企業相對效率的調查時，他在研究所的工作有了一個新的方向。在設立調查時，監督委員會決定由研究所的人對工廠和企業的最佳規模進行理論研究，並授予斯坦德爾這項工作。因此，在1943年10月，斯坦德爾向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概述了他提出的研究項目。在闡述了正在考慮的理論問題之後，斯坦德爾認為，重要的是要發現企業規模與利潤、單位產出成本、勞動生產率、利潤率、資本與產出、銷售成本和產能利用率之間是否存在系統的聯繫。他接著討論了大規模經濟的含義，以及利用成本研究來證明大規模經濟存在的一些問題。最後斯坦德爾指出了不完全競爭在保護小企業生存方面的作用，並提到了效率、利潤率與風險。委員會接受了這個建議，8個月後，也就是1944年5月，斯坦德爾向他們提交了他的報告，題目是「公司規模調查」（斯坦德爾，1944m)。委員會接受了這個報告。不過這對考陶德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因為他不同意斯坦德爾的結論，即寡頭壟斷導致技術進步速度的降低。針對這些批評，斯坦德爾加強了他對寡頭壟斷和技術進步的分析，並在1945年出版了報告的修訂版《大型商業與小型商業：企業規模的經濟問題》（Small and Big Business: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Size of Firms）（楊和李, 1993；斯坦德爾，1941a，1942，1943m，1945b，1981i；沃斯威克，1986i）。

在《經濟演化研究》（卡萊茨基，1943a，p. 137）中他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如果生產的資本密集度上升而利用度沒有增加，那麼利潤率就會下降而毛利率的百分比是不變的。」結合卡萊茨基的微觀分析，即：（1）卡萊茨基相信寡頭壟斷的擴張具有長期性以及技術進步將提高壟斷程度以及（2）他認為技術進步速度的下降最終會導致經濟停滯，斯坦德爾形成了這樣一種觀點：技術進步帶來的大企業長期擴張會矛盾地導致技術進步的長期停滯。這一主張的含義是經濟停滯將隨之而來。具體地說，斯坦德爾認為，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以銷售額衡量），它所獲得的大規模經濟效益，加上它所獲得的寡頭壟斷權力，意味著它的利潤邊際在總成本中所佔的比例增加了。[3]另一方面，體現大型規模經濟的生產技術是資本密集型的（即資本銷售比（capital-sales ratios ）較高）；因此，隨著企業獲得更大的規模經濟，其資本密集度將會增加。在這兩種觀點的基礎上，斯坦德爾認為對新的大型規模經濟和企業新獲得的寡頭壟斷權力的持續開發將導致其利潤邊際的增加從而提高其利潤率。儘管其資本密集度也會有所增加，但利潤邊際、利潤率和大型規模經濟之間的這種正相關關係是有限的，因為最終會達到這樣的一點：在這一點如果企業進一步開發規模經濟，企業利潤率將會下降。在斯坦德爾運用卡萊茨基的觀點之後（即企業家只有在引進資本密集型技術並導致利潤率提高的情況下才會繼續投資於資本密集型技術並獲得大規模的經濟效益），斯坦德爾總結道，一旦企業接近其最高利潤率（從每一種相對資本密集度較高的新技術引進後利潤率遞減可以看出），企業家們希望通過引進更多資本密集型技術來降低成本的願望將會下降。

為了避免這種潛在的技術停滯，原則上有必要壓縮利潤邊際從而降低所有企業的利潤率。但是斯坦德爾認為這樣做會導致小企業被淘汰掉從而增加寡頭壟斷的力量，進而提高剩餘企業的利潤邊際和利潤率。更廣泛地說，他認為製造業可以分為由小企業主導的不太重要的行業和由相對較大的企業主導的較重要的行業。由於各種原因，小企業行業不利於技術進步，而大企業行業絕對和相對集中的不斷提升將導致利潤率的提高，這逐漸削弱了企業家引進新型資本密集型技術的意願。[4]因此斯坦德爾的結論是：隨著重要產業更加集中，資本主義經濟的技術進步速度將會下降，並最終以較低的速度停滯不前。斯坦德爾以卡萊茨基的微觀分析為基礎，對以下三個方面做出了貢獻：（1）對卡萊茨基筆下的企業的更全面描述；（2）卡萊茨基對創業投資行為的分析；（3）卡萊茨基主義宏觀經濟學（卡萊茨基，1941b，1943a，pp. 135-8，187- 90，1945；斯坦德爾，1945b）。

除了這些貢獻，斯坦德爾還進一步闡明和發展了卡萊茨基的風險遞增原則。[5]他首先將企業家擁有的資本（扣除利息支付、投資）的利潤率（ r_{e} ）與利率（ i ）之間的關係公式化:

r_{e}=g(r-i)+i

其中 r 為企業投入資本的利潤率， g 為槓桿率（gearing ratio），也就是表示企業投入的資本總額（包括借款和債券債務）與企業家自有資本的比率。[6]

接下來斯坦德爾指出：根據方程來看，在利率和利潤率給定的前提下，槓桿率越高則 r_{e} 越高。然而，由於更高的槓桿率是由於企業借款和投資金額增加引起的，因此，要麼企業遭到嚴重損失的風險增加，要麼企業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潤率。[7]最後，斯坦德爾利用風險遞增原則解釋了為什麼「具有正收益的小企業的利潤率高於具有正收益的大企業」這一經驗現象並沒有破壞企業規模與利潤率之間的正向關係，後者正是他在《小型商業與大型商業》（Small and Big Business）一書中論證技術進步的停滯所必需的。他還利用這一原則解釋了大企業的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絕對和相對行業集中度的增加（斯坦德爾，1941b，1945a，1945b）。

劍橋大學

卡萊茨基微觀分析在牛津之外的傳播與英國國家經濟與社會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NIESR）以及劍橋大學的一些經濟學家密切相關。1938年8月，一個由奧斯汀·羅賓遜（Austin Robinson）、皮耶羅·斯拉法和大衛·錢伯瑙恩（David Champernowne）組成的劍橋委員會（Cambridge committee）向教師委員會（Faculty Board）推薦了一個研究項目，該項目將調查1930-1935年間大蕭條以及其後的復甦時期對英國經濟體系各個部分的影響程度。教師委員會批准了該項目並將其提交給最近成立的NIESR，而後者接著也接受了該項目。該計劃被命名為「劍橋研究計劃」（the Cambridge Research Scheme），由斯拉法、奧斯汀·羅賓遜、錢伯瑙恩、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和擔任主席的凱恩斯組成的委員會對其進行監督。該計劃的研究範圍包括研究若干行業在不同時間和不同活動水平上的價格與成本以及就業與產出的關係。人們希望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將有助於闡明決定實際人均工資變化的因素，如繁榮與蕭條的交替、短期內收益遞減的運作、壟斷剛度和價格靈活性的改變，以及供給曲線的其他理論方面。卡萊茨基被聘為首席研究員並得到許多人的協助。

雖然卡萊茨基的工作是研究進口產品和零售銷售的需求，卡萊茨基及其助手還是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對生鐵、煙草、造船、煤炭、棉花和鋼鐵等六個行業的主要成本、產量和收益進行了統計。這項統計研究在劍橋大學內部引起了很高的注意，因為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與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當時正在解釋壟斷程度這一概念，卡恩與瓊·羅賓遜指出需要將決定壟斷程度的因素從那些決定收入-直接成本比（the ratio of proceeds to direct cost）的因素中分離出去。而且，卡恩認為劍橋計劃的真正目的應當是對行業供給曲線進行理論和經驗上的建構。瓊·羅賓遜對壟斷程度的討論格外感興趣的原因有三：第一，羅賓遜堅決主張壟斷程度並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取決於市場不完善、企業數量、壟斷協議和默契、工資變化以及市場需求情況等因素；第二，基於寡頭壟斷效應可被忽略且企業最大化其利潤的假設，羅賓遜從「個體需求曲線中等價格彈性和等產出彈性的變化」這一角度討論了恆定的壟斷程度；最後，羅賓遜指出在實踐中價格等於平均直接成本加上一個常規的百分比。這種確定價格的「實用」方法將在確定壟斷程度方面發揮重要作用。[8]

當這些數據以臨時報告的形式提交給監管該計劃的委員會時，凱恩斯和卡恩開始對整個項目產生嚴重的疑慮。例如，凱恩斯認為歐文·羅巴特（Erwin Rotbart）關於零售銷售的統計工作需要更多的工作。然而，凱恩斯把最尖刻的批評留給了卡萊茨基。凱恩斯質疑他的統計數據和他進行研究的天賦，甚至質疑該計劃的目的。卡恩在向卡萊茨基轉達凱恩斯的觀點時也補充了自己的觀點。卡恩還引用了瓊·羅賓遜的一些看法，即收益與直接成本之比是否總是衡量壟斷程度。儘管卡萊茨基和他的助手對凱恩斯和卡恩的評論做出了詳細的回應，這些批評還是刺痛了卡萊茨基。於是卡萊茨基問卡恩是否可以停止這項研究，用剩下的時間來糾正遺漏並對結果撰寫理論解釋。鑒於這些批評和卡萊茨基（糟糕）的感受，再加上戰爭的來臨，這項研究項目便停止了。然而，卡萊茨基在1940年發表的一篇關於行業供給曲線的文章中總結了他在該項目中的工作（K·瓊斯（K. Jones），1988；羅賓遜等人，1938m；《劍橋研究計劃》，1938m；凱恩斯，1939am，1939bm；瓊·羅賓遜，1939m；卡恩，1939am，1939bm；卡萊茨基，1939am，1939bm；奧夏騰斯基，1991，pp. 522-6)。

儘管劍橋的研究計劃並不完全成功，但它顯然在瓊·羅賓遜的腦海中證實了卡萊茨基的微觀分析（尤其是毛利潤邊際）對有效需求和經濟增長理論的理論基礎的重要性。[9]這一點在1942年變得很明顯，當時NIESR建立了一個關於英國工業產品分銷的主要研究項目和一個監督委員會。全劍橋經濟學家委員會由瓊·羅賓遜、尼古拉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布萊恩·雷德韋（Brian Reddaway）和J·R·N·斯通（J.R.N. Stone）組成，他們制定了要調查的問題與難題。而這個項目又是由萊西·羅塔斯（Laci Rostas）實施的。[10]羅塔斯的研究核心是生產力，其次是它與價格、利潤邊際和分配之間的關係。在這後一個領域，羅塔斯接受了劍橋大學的計劃，並進行了這樣一項經驗調查：

發現價格的結構；不同成本要素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找出在工業的不同部門中產品的銷售額與生產的主要成本之比，以及它們隨時間的變化（羅塔斯，1948，p. 1）。

羅塔斯希望這個調查能闡明決定價格的因素，以及工業產品在工資和利潤之間的分配情況。[11]

作為研究的導論，羅塔斯指出當前的問題在於決定毛利潤邊際的因素有哪些。他沒有提到卡萊茨基或霍爾與希契，而是描述了他們關於毛利潤邊際如何被確定的爭論。在一個完全以市場不完善為特徵的行業中，羅塔斯接受了卡萊茨基的觀點，即毛利潤邊際是由需求的價格彈性決定的。另一方面，在一個以市場不完善和寡頭壟斷為特徵的行業中，他駁斥了卡萊茨基關於「企業面臨著一條獨特且確定的需求曲線」的觀點。除非在價格領導、利潤共同最大化或壟斷的特殊情況下，毛利潤邊際不可能由需求的價格彈性來加以解釋。藉助霍爾與希契的毛利潤邊際的決定不依賴於企業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假設基礎之上，羅塔斯提出了兩個假設：第一個是「公平價格策略（fair-price policy）」假設，即企業試圖確定一個包含了管理費用，並在產能完全利用時可提供正常資本利潤率的毛利潤邊際；第二個是「常規邊際（conventional margin）」假設，即毛利潤邊際的決定會受到歷史因素（如習俗和傳統）的影響，因此其不是通過對當前成本或當前市場狀況的任何精確計算得出的。[12]雖然羅塔斯的結論是經驗證據只支持需求價格彈性決定毛利潤邊際的情況，但他對各種論點的考查對卡萊茨基後來的微觀分析的發展是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他質疑卡萊茨基的市場不完善-寡頭壟斷需求曲線（market imperfections-oligipoly demand curve ）的確定性，從而質疑其微觀分析的理論合理性；二是他提出了一個關於毛利潤邊際如何確定的非邊際主義解釋，並以此作為對卡萊茨基關於毛利潤邊際被如何決定的需求價格彈性解釋的反解釋。（K·瓊斯（K. Jones)，1988；羅塔斯，1948）。

與此同時，NIESR正在進行其關於分銷的研究項目，此時廣告協會與它進行了接觸並希望其就廣告的經濟影響進行調查。這項事務被接受了。1943年，在劍橋大學佔主導地位的諮詢委員會的監督下一個關於廣告的研究項目被啟動了。該委員會成員包括卡恩、奧斯汀·羅賓遜、雷德韋、R·F·福勒（R.F. Fowler）和亨利·克萊（Henry Clay），尼古拉斯·卡爾多擔任其首席研究員。調查的目的是確定有關廣告的經濟事實，並調查廣告或特定廣告方法對社會福利各方面的影響（卡爾多和西爾弗曼（Silverman），1948，p. 13)。卡爾多的第一個活動是就與廣告有關的經濟問題寫一份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他認為當一個企業很小的時候廣告會增加它的銷售額，所以企業在廣告上花費的越多，它的銷售額就會越大。由於廣告驅動的增長過程導致了行業集中度的提高，現在大型企業發現自己處於寡頭壟斷行業之中。大型企業的特性是它可以利用其所有可用的規模經濟、不太可能面臨留存收益的短缺問題、可從金融機構借到低息貸款並有能力從事高風險活動（如研究和開發）。這些特性的結果，結合其善意麵對客戶（的特性），使得大型企業有很大程度的壟斷權力。這意味著它可以設置一個超過自己的平均總成本+正常利潤（兩者之和用 c 表示）的價格 p 而不吸引新的競爭者進入這個行業。在這種情況下，壟斷程度的衡量標準將是 (p-c)/p 。卡爾多指出，這與基於需求價格彈性的方法不同。[13]最後他認為，大型企業將其高於正常利潤的大部分花在廣告和其他銷售、生產方法、試圖擴大其相對於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通過與客戶加強友好關係來提高壟斷程度等事務上。然而，由於寡頭壟斷存在不確定性問題，企業家應該在廣告上投入的確切數量在理論上是無法確定的（卡爾多和西爾弗曼，1948；卡爾多，1950）。

到1943年，戰後充分就業問題主導了牛津和劍橋經濟學家們的思考。瓊·羅賓遜闡明瞭左派凱恩斯主義者的立場，即如果沒有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權、國家經濟規劃、價格控制（尤其是）國家投資政策，就不可能實現充分就業。她的論點的微觀基礎來自於卡萊茨基的微觀分析。因此，在解釋為什麼提高工資率是導致失業的一個錯誤理由時，她使用了與卡萊茨基的「工資鐵律」論點相同的論據。然而，就像沃斯威克和博查特一樣，在她之前承認存在實用定價（practical pricing）之後，羅賓遜將她的論點建立在毛利率剛性的加成定價基礎上。此外，由於毛利潤邊際直接影響就業，她發起了一場呼籲控制壟斷、管制和廢除卡特爾和其他限制性貿易協定的運動，因為它們固有地傾向於設定較高的毛利潤邊際。戰後充分就業問題也引起威廉·貝弗裏奇（William Beveridge）的注意，因此貝弗裏奇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來協助他進行調查。瓊·羅賓遜和卡爾多都是委員會的成員。他們推動的觀點被委員會的其他成員芭芭拉·沃頓（Barbara Wootton）、弗蘭克·帕克納姆（Frank Pakenham）和弗裏茨·舒馬赫廣泛接受，並成為貝弗裏奇的《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 ）報告（貝弗裏奇，1994）的一部分。這份報告指出壟斷和操縱價格的卡特爾需要置於公共控制之下以不危及充分就業（羅賓遜，1943a，1943b，1943c，1943d，1943m，1945m；哈里斯（Harris）1977；技術委員會，1943-4m）。

協助卡爾多為貝弗裏奇研究充分就業的數量工作的人是蒂博·巴納（Tibor Barna）。儘管巴納主要是一名統計學家，他對經濟學有著很好的理解，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他與卡爾多和瓊·羅賓遜在進行貝弗裏奇的研究時產生的聯繫。因此，經羅賓遜之口他接受了卡萊茨基的一些理論。在貝弗裏奇的調查完成之後，巴納為費邊社寫了一本關於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佔比例的穩定性及其與充分就業的關係的小冊子（巴納，1945）。為瞭解釋這種穩定性的微觀基礎巴納採用了卡萊茨基的微觀分析。巴納有兩個重要的貢獻[14]：一是效仿羅賓遜、博查特和沃斯威克的方法使用了加價程序，即企業基於平均直接成本來進行加成定價且利潤邊際包含間接成本和利潤兩項；二是通過與穩定的工資份額、加成定價和剛性毛利潤邊際相聯繫而明確界定了左派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含義。巴納認為，加成定價的「工資鐵律性」意味著如果要提高實際工資並實現和維持充分就業，國家就必須採取直接行動，降低毛利潤邊際和價格，或在工資上漲的同時維持價格。此外，他指出，由於物價上漲不一定是工資率提高而是企業家保持剛性毛利潤邊際的結果，因此如果要避免通貨膨脹，國家必須採取行動控制和減少毛利潤邊際。因此，控制毛利潤邊際而不是工資是充分就業的微觀關鍵（巴納，1945，1990p；貝拉米（Bellamy），1981p）。

參考

  1. ^儘管沃斯威克是牛津大學的畢業生，並且在1937年獲得數學學位，又在1938年獲得經濟學和政治學文憑，卡萊茨基和沃斯威克之前都沒有與牛津大學或統計學院有過任何在研究方面的聯繫。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掌權後不久，（牛津大學的）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就積極為流亡的德國（後來是奧地利）學者提供庇護。1938年，該學院向斯坦德爾提供庇護。斯坦德爾一直在貝利奧爾學院做研究講師直到1941年。在此期間，他進行了關於風險與不確定性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以及最新經濟理論著作的講座，還發表了一篇關於風險的文章。1940年從拘留所返回後他成為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員，直到1949年他回到奧地利。從1936年到1940年，他參加了工作小組的工作並參與了設在研究所的公共工程和貿易週期項目。斯坦德爾、沃斯威克和博查特與卡萊茨基的相互交流可以從《經濟演化研究》（Studies in Economic Dynamics）的導論（卡萊茨基，1943a）和《小型商業與大型商業》（Small and Big Business）(斯坦德爾，1945b）中收集到。在《經濟演化研究》的導論中，卡萊茨基承認了他們的貢獻；而在《小型商業與大型商業》的導論中，斯坦德爾承認了卡萊茨基和沃斯威克的貢獻（楊和李，1993；J·瓊斯（J. Jones），1988；《牛津大學公報》（Oxford University Gazette），1938-41；斯坦德爾，1941b，1952；羅威（Lowe），1959）。
  2. ^雖然卡萊茨基之前曾指出企業在定價時不使用基於成本的定價程序（見第7章第10節，pp. 147-8），但是他在1944年改變了主意。當時他指出，如果企業通常基於主要成本進行加成來定價（這似乎是合理的假設），也就是說，如果材料與工資成本、間接成本加利潤的增長比例與主要成本的增長比例大致相同，那麼一旦原材料的價格上升超過了工資的上漲，間接成本加利潤的上漲就會超過工資的上漲（卡萊茨基，1944年，pp. 139 - 49）。一般來說，隨著卡萊茨基、斯坦德爾、沃斯威克和其他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們越來越意識到授予政府合同（government contracts）時使用許多不同的定價規則，他們明顯變得在工作中更傾向於使用加成定價程序（斯坦德爾，1941a，1942；沃斯威克，1945）。
  3. ^斯坦德爾將「利潤邊際（profit margin）」定義為總收入與總成本之差除以總成本。其中總收入和總成本按正常產出或正常的產能利用率計算（斯坦德爾，1945b，pp.25-6）。
  4. ^隨著越來越多的大公司掌握了利用其更大規模的手段，它們將變得不僅會利用這些手段，還會在這樣的條件下傾向於忽視成本的降低和技術的進步。他們能夠通過收購現有工廠來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一旦他們獲得了該行業相當一部分的設備，他們就變得不那麼熱衷於技術進步，也不那麼熱衷於用新的大型工廠取代舊工廠，因為這意味著要淘汰他們自己的設備。只要工業還沒有達到「寡頭壟斷」的階段，技術進步就更有可能發生，因為在這種條件下，在企業的迅速擴張中被取代的和變得毫無價值的設備大部分是競爭對手的設備（斯坦德爾，1945b，pp. 64）。
  5. ^博查特也做出了貢獻，他引入了凱恩斯對借款人風險和貸款人風險的區分（博查特，1944）。
  6. ^繼卡萊茨基之後，就個人企業家而言，斯坦德爾將「企業資本（entrepreneurial capital）」定義為他自己的私人資本；就公司而言，斯坦德爾將「企業資本」定義為普通股本（ordinary share capital）和資本公積（capital reserve）之和（斯坦德爾，1945a）。
  7. ^因此，對斯坦德爾以及博查特還有卡萊茨基來說，風險來自於以投資為目的的從金融機構藉藉款行為。
  8. ^瓊·羅賓遜還提出了一個問題，即物品的定價和壟斷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受邊際主義假設的影響而得到解釋。儘管她願意考慮定價和壟斷程度可以獨立於邊際主義來解釋的可能性，羅賓遜和她在劍橋的同事們很快就排除了這種可能性。正如在邊際主義爭議中所顯示的那樣，在接下來的15年或更長時間裡他們堅持自己的邊際主義解釋（李和歐文-萊斯曼（Irving-lessmann），1992）。奧斯卡·蘭格（Oscar Lange）在評論卡萊茨基的《經濟波動理論論文集》(Essays of the Theory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一書時闡述了羅賓森的許多觀點（蘭格，1941）。在一個簡單的分析模型中，蘭格將完全成本定價和卡萊茨基的壟斷程度概念結合了起來。另外，蘭格拒絕了從需求方面來給出定義的價格彈性，並從顧客和競爭所決定的全成本利潤加成定價這一角度給出了價格彈性的新定義。蘭格接著指出，在重新定義卡萊茨基的壟斷程度時，「我們得到了一個分配的社會權力理論。根據這個理論，平均壟斷程度實際上決定了收入的分配」（蘭格，1941，p. 281）。
  9. ^羅賓遜在寫一篇關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文章時借鑒了卡萊茨基對馬克思的解釋，雖然莫里斯·多布對此感到不安。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羅賓遜僅根據需求的價格彈性來定義毛利率（多布，1941am，1941bm；弗蘭德斯（Flanders），1943）。
  10. ^戰爭期間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被遷至劍橋。因此儘管卡爾多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工作人員，但他還是能夠與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聯繫。因此，卡爾多加入了他們。該項目於1946年完成，但直到1948年才被公佈。
  11. ^不僅瓊·羅賓遜對卡萊茨基對壟斷程度的解釋持懷疑態度，雷德韋（1994）也不相信卡萊茨基對壟斷程度以及「是什麼導致了壟斷程度的變化」的解釋。他特別想知道，壟斷程度是一種真正的致使力（causal force），還是經濟狀況的一種融合，還是兩者兼而有之。
  12. ^羅塔斯還認為，傳統利潤率被用於設定全成本價（full cost price）。
  13. ^卡爾多從未接受卡萊茨基基於需求價格彈性的壟斷程度概念，因為企業具有寡頭壟斷成分，他認為這個概念所基於的需求曲線是無效的（卡爾多，1986）。
  14. ^巴納還指出，在缺乏進口原材料的情況下，所有價格都可以在工資和利潤方面得到完全解決。羅賓遜早些時候也明確提出了同樣觀點（羅賓遜，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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