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備付金、斷直連之後，反洗錢將成為2019年監管重點

「2019年可能會是過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卻是未來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這是2019新年伊始流傳於網路上的一句話，由於被美團創始人王興轉載，各個行業的從業者們都在細細品味著此話蘊含的「危與機」。在支付行業，此話似乎也正在應驗。2019年1月14日，是備付金100%集中交存的日子，支付機構「躺著」賺錢的日子一去不復返。此外，網聯平台的常態化運營，斷直連的完成，也讓支付機構告別支付通道「灰量」，走向正規。

備付金交存、斷直連完成後，2019年支付機構面臨更加嚴峻的轉型壓力，整個行業也步入洗牌期。但無論是斷直連還是備付金交存，都是從2017年便開始逐步實行，支付機構擁有2-3年的過渡期。現在這兩道坎已經過去，到2019年，支付機構的第一個坎或許是嚴厲的反洗錢監管。

2018年，支付機構因反洗錢罰的不輕

從人民銀行官網已公示的處罰信息來看，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一年期間共做出反洗錢行政處罰共計396筆，罰款金額合計：13101.86萬元。其中，對單位做出的罰款金額合計12221.96萬元，對個人做出的罰款金額合計879.9萬元。

據了解，2018年反洗錢處罰金額較大，涉及行業包括銀行、保險、證券、第三方支付等，絕大部分處罰涉及「雙罰」，單筆處罰金額大多處於20-50萬元之間，單張罰單最高達到486.6萬，來自於支付公司。從處罰金額看，銀行業仍然是主要受罰對象，佔比61%，但與去年相比已有所降低，反洗錢監管力度漸漸向非銀機構轉移。

其中，支付機構共開出8張罰單，每張開出的處罰金額都較大，共涉及8家支付公司，罰款金額合計1479萬。

總體來說，支付機構因反洗錢不力受罰的次數不算多，2018年央行對支付機構的處罰約120多次，罰款金額將近1.8億，其中關於支付結算的處罰110多次，反洗錢處罰共8次。但是罰款金額較大。而且處罰方式上，2018年也不再是簡單的「對事不對人」，較多實行「雙罰制」，對於支付機構和責任人員具有較大的威懾力度。

雙罰制和國務院重視，反洗錢讓支付機構不敢怠慢

在支付行業的罰單中，2018年反洗錢最高罰單的486萬，其實並不算特別高的。2018年3月，民生銀行1.63多億巨額罰單，劍指違規清算。2018年5月，智付被央行和外匯局聯合罰款，金額高達4000多萬。到10月，杉德被罰沒2400多萬，讓習慣了千萬罰單的業界人士也見怪不怪了。

但很多業界人士仍表示，反洗錢監管更加嚴格，處罰更加嚴厲。反洗錢罰單採用「雙罰制」，即不僅對企業罰款，還對負責人進行罰款。

一般反洗錢的罰單，涉及「雙罰制」，在行政處罰內容一欄的最後都有「處人民幣XX萬元罰款，並對X名相關責任人員處人民幣XX萬元罰款。」的處罰說明。

對負責人進行罰款的金額不會太高，但處罰會計入職業檔案，影響其職業生涯，未來在職業升遷時會收到很大影響。在資質要求嚴格的支付行業，如果相關人員存在反洗錢不力這一重大職業污點，職業發展將處處受限。

以《銀行卡清算機構准入服務指南》為例，在「申請人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條件」說明中，就有一條「曾經擔任被金融監管機構行政處罰單位的董事、監事或者高級管理人員，並對被行政處罰負有個人責任或者直接領導責任，自執行期滿未逾2年的。」不得擔任銀行卡清算機構的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有重大過失或犯罪記錄的，沒有年限，直接不能擔當要職。如果涉及洗錢，是重大過失或犯罪嗎？由此可見，個人受到處罰對其職業發展影響之大。

所以支付機構無論是企業整體，還是高層個體，對反洗錢都異常重視。

在大的政策環境上，近兩年對反洗錢要求也更加嚴格。2017年國務院就發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完善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監管體制機制的意見》，簡稱「三反」意見，要求相關部門加強反洗錢監管。到2018年10月，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即「一行兩會一局」，召開了首次反洗錢工作部署會議，可以看出國家推動反洗錢工作的決心與努力。反洗錢監管力度在不斷加強和細化，甚至開始步入大眾視野。

條例不斷細化，支付機構反洗錢監管呈現2大趨勢

2019年元旦前夕，「日交易額超過5萬元就要被上報央行」的消息在自媒體的發酵之下，步入大眾視野，支付寶與財付通相繼闢謠，傳播和解析存在一定誤讀，其實源文件便是反洗錢要求。

在2017年7月1日，《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落實，其中大額現金交易的人民幣報告標準由「20萬元」調整為「5萬元」，並首次將非銀行支付機構等納入責任主體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