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皇帝皇帝当家作主的年代里，官员素质高低，很大程度只能取决于皇帝个人水平。英明的皇帝，可能会带来一个官场清明的结果。昏庸的皇帝，便是朝政腐败的情况。所以，按照过去的标准，皇帝能力中很关键的一项，便是用人。

　　一个厉害的皇帝，不仅懂得使用得力的大臣协助，更需要打造一支高效、清廉的官员队伍，保证皇帝可以管控全国，协助朝廷处理政务，治理地方。对于雍正皇帝来说，这是他上任后头等要紧的大事。

　　雍正继位后，想革除康熙后期以来的官场腐败，除了下重手除贪，如何选官也十分关键。如果按照过去的办法，选官可以直接按照科举选拔的标准判断。科举名次靠前的，选任官职时，便可以多加考虑。但是，雍正对于科举选拔人才，却有不同的看法。

　　在雍正眼中，科举确实可以选拔出一批文才较好的官员，却无法判断官员实际处理政务的才能，做人的品行。这种观念，导致雍正在选官上，并不看重是否科举出身，而看重人才的政绩、品行。最典型的代表，便是李卫。以买官出身，最后成为一品大员。

　　不过，如果想打造一支高效、廉洁的官员队伍，光靠扩大选官范围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监察。雍正除了依靠都察院的监察官员，更多时候，会依靠自己去判断官员的优劣。而雍正对官员判断，主要依据政绩、才具、体能、品行、居心五个标准。

　　这五个标准，就是判断官员做官为人，在任职上是否尽心尽力，是否有足够精力处理各种繁杂公务，对朝廷皇帝是否忠诚。

　　要检验这五个标准，并非容易。雍正深处皇宫，官员数量极多，又分散各地。他想要知道官员的优劣，自然需要一些其他手段。雍正最常用的办法啊，就是让官员上秘密奏折。这是康熙皇帝后期的推行的办法，朝廷大臣可以单独向皇帝上奏折，皇帝专门回复。

　　整个过程中，其他人不得翻看。大臣上奏折时，也必须保证过程的保密程度。一旦出现泄露，相关人等，都要承担连带责任。雍正继位后，扩大了秘密奏折的范围。四品以上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上密折。密折涉及的范围很广。雍正也会在密折中，询问官员的情况。

　　在《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的档案中，就有很多雍正很多相关的批示“守尉杨代何如？可胜副都统任否？”“常德寿可胜抚任否？”。这样的批示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雍正靠着秘密奏折制度，去深入了解官员平日为官是否怠惰，品行如何，政绩上是否有突出的地方等等。

　　但是，靠密折制度，毕竟还是隔了一层，雍正又会在召见官员的时候，对官员进行了解。这也是雍正经常采用的办法。四品以上官员，雍正几乎都会召见。地方官中，从知府开始，都包括在内，雍正会亲自任免处置这些官职。每当雍正召见官员时，便会仔细留意，通过的外貌、谈吐、仪态、文笔、奏对，来考察官员的体能、品行、才能、见识等方面的情况。

　　而在召见过后，雍正就会写下对这个官员的评语，存放进来，等着将来任用的时候，作为参考。雍正曾对大臣说过，自己经常晚上为了任选哪个官职发愁睡不着觉。每到这个时候，就要把以前写的评语翻出来看一下。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就会十分高兴。雍正对地方督抚的要求，也是让他们对监察官员一事，务必上心。

　　确切而言，雍正在考察官员上，确实有一套办法。鄂尔泰曾经给雍正上奏，军中有一个叫范宗尧的中军游击闹事。雍正批覆：“朕曾记范宗尧“人甚精彩，但恐过于聪明耳”。汝如不信，迟数年来见朕面，朕与汝看。”可见雍正仅凭短暂见面，就可以对官员的性情，能做到较为深入的了解。

　　不过，这并不代表不会出现纰漏。以秘密奏折来说，有可能出现底下官员隐瞒谎报的事情。即便雍正明察，也不能保证每次都可以不出现失误。至于召见考察，因为召见官员数量众多，每次召见时间极短。

　　如果有官员畏惧皇帝威严，无法发挥出真实水平，就容易得到不高的评价。所以，雍正考察官员的标准，虽然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但是，靠着皇帝一人，而不是法治，在具体操作上，往往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甚至会失去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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