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一醫首任院長、留德博士劉一麟

1961年9月,我從蘇州醫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徐州地區。局裏一位領導問我說：“你願意分到忙點的醫院，還是閒點的醫院呢？”我回答說：“當然是忙點的醫院嘍”。“那就到新海連市的新浦人民醫院吧”。他接着說：“那個醫院不大，但因爲是在市中心，病人多，業務比較忙。”還介紹說：“那個醫院的院長，是一位留德的博士，兒科專家，叫劉一麟。”從此，這位博士院長的名字，就扎到我的腦海裏了。

到醫院報到時，是一位瘦高條的張祕書接待的我，我問道：“劉一麟院長哪？”他說：“他在小兒科哪。”我環顧了周圍的環境，又問張祕書醫院的情況才知道，這個醫院全院才70張牀位，70來個職工。一座二層樓的門診，一座二層樓的外科病房兼圖書館。外科樓前面的一個三合院，是內科病房，後面靠後街的兩排對着臉的木質二層小樓，是小兒科病房。還有些零碎的老房子和種着雜樹和花草的綠地。

那天我走在院內唯一的一條路上，就看見一位穿着深灰色中山裝的老人，從病房院子裏走了出來，旁邊的人輕聲的對我說：“這就是劉院長。”只見他，中等身材，十分壯實，留着平頭，寬厚的臉膛，寬寬的口型，厚厚的耳朵，慈眉善目，臉上掛着微笑。這就是著名兒科專家劉一麟。劉一麟是上世紀30年代在德國漢堡大學畢業的13個博士生之一。他的許多同學回國後，都到各大專院校任教或到著名的外國人辦的醫院任職。他卻立志還鄉，爲家鄉的父老鄉親奉獻一生。

第一次和劉院長近距離接觸，是跟他上花果山採中草藥。他雖然是個純粹的西醫，但他對祖國醫學，情有獨鍾，潛心研究中醫理論，不少學說引起醫學界的轟動。當年他已經50來歲，但他一旦發現山崖上有稀罕的草藥，就會不顧危險攀爬。他帶着我們在山澗溝裏，在山坡上，在野地裏，辨認什麼是地榆，什麼是百部。還教我們說：“採藥一定要把握好季節，農民說的好：三月茵陳四月蒿，五月砍回家當柴燒。過了季節就沒有藥用價值了。”我們這些年輕醫生，跟他學了不少中草藥的知識。中午，劉院長和我們一起就在山上的馬尾松樹下歇息，喫帶來的幹饅頭，就着大頭菜和蒜瓣子。

劉院長擔任主管文教口的副市長，但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一點都不象留過洋的博士大官，倒像個老實巴交的農民老大爺，生活十分儉樸。劉院長住在醫院的兩間平房裏，門前一塊菜地裏，是他種的韭菜和菸葉子。屋裏只有一張包着舊布的長條凳子、一張書桌和桌子後面的一把快要散架的舊藤椅。書桌上，堆滿了一摞摞的厚厚的外文書，大多是德文的，也有英文和日文的，還有就是中醫的書籍和他的論文稿件。劉院長閒暇時間，會蹲在他的小菜園子裏拾到他種的菜和菸草，偶爾也會和一些老職工下下象棋，大部分時間是坐在書桌後面的藤椅上看書或者寫東西。我常會找劉院長請教問題，你一到他跟前，他總是詳細解說，旁徵博引，教會我很多醫學經驗和前沿知識。

劉院長1933年從德國留學回來後，在民主街開了一所益齡醫院，他懸壺濟世造福民衆，掛出“赤貧免費”的牌子，所以在海、幹、沭、灌一帶，有神醫劉一麟的美名，甚至有的山裏人，揹着生病的孩子到新浦來。有一次，我親眼看到農民在深更半夜把生病的孩子抱到他家裏，孩子把稀大便拉在他的枕頭上，他不但不責備人家，反而安慰農民。很多患兒的家屬爲了感謝他，常會把家裏收的農副產品送到他家裏，像板栗，白果，地瓜什麼的。劉院長從來不收，還會請他們在家喫頓便飯，臨走還塞幾毛錢給他們買車票。記得六幾年吧，那年高溫大旱，花果山裏的一個老農民，竟然挑了兩大水桶的山泉水，走了幾十里路，送到他家裏給劉院長泡茶喝，充分體現了患兒家屬對劉院長這種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感恩之情。

他給孩子治病的原則是“花少錢，治好病，不花錢，也治病”，他用幾分錢的甘汞把孩子一肚子的蛔蟲打個精光，有些胃腸的疾病，他在孩子的手指上推拿幾次，什麼藥不用喫就好了，他從不亂花病人一分錢，從不讓病人多受一點罪。他用最普通的磺胺藥治好了診斷治療都非常複雜的腦弓漿蟲病，他用最便宜的柿皁散治療難治的腎病綜合徵，他用草藥景天三七治療過敏性紫癜，用雞苦膽治療百日咳。

六十年代初，我市流腦大流行，病房裏牀上牀下擠滿了病兒，劉院長等院領導採取緊急措施，在龍尾河北岸，建立了臨時病房，兒科的醫護人員，在劉院長的帶領下，沒日沒夜地奮戰在那個大棚裏，和死神做着殊死的鬥爭。這個臨時病區，前後收治了六百多患兒，劉院長和兒科的醫生們，採用改善微循環的山莨菪鹼，搶救了無數的小生命，創造了奇蹟。

劉一麟院長，用他一顆對人民極端負責的心和高深的醫學理論，豐富的臨牀經驗和高超的醫療技術，爲人民做出了多少貢獻啊！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期，他從報廢的海帶膠裏，提煉出了“細胞離淨”，替代了比黃金還要貴的進口的多聚蔗糖，該項科研成果獲得了國家重大科技進步獎。一次，國際學術交流會的組委會給劉院長髮來一份邀請函，請他在會上宣讀他的學術論文，他有事不能參加，院部請示能否由他人出席，組委會回覆:“劉一麟博士，無人可以代替。”可見他在國際上極高的威望。

解放後不久，1951年，劉一麟院長就把他醫院的全部藥品和設備，搬到了當時的工人醫院，他是這所醫院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他更是我們這所醫院的精神支柱，身爲院長的他和我們住院醫師一樣上各種班。一次他在急診室上夜班，突然來了一個窒息的小孩，面色青紫，奄奄一息，他趴上去就口對口吹氣，小孩子被他救活了。文革期間，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依然堅守崗位，白天黑夜連續上班十幾個小時，累的吐血，他毫無怨言，他說:“只要對病人有好處，再累也是值得的。”

1985年的一個深夜，76歲的一麟院長永遠離開了我們！他沒有給親人留下什麼財產，他卻給我們這些醫務工作者，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一麟精神”,一麟精神，就是“以人爲本，心裏時刻裝着病人，一切爲了病人的精神”。這種精神，永遠指引着我們一院前進的方向，永遠作爲我們這些醫務工作者人生旅程的航標，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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