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徐國琦

翻譯：尤衛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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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有的歷史》（理想國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利用豐富的檔案材料，將焦點集中在民間、個人以及非政府機構之間的互相交往和積極互動上，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鯤化、古德諾、杜威、國際體育等六個領域的豐富歷史軌跡，向讀者展示，無論中美兩國的官方外交關係如何變幻不定，民間和文化層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發展的特質和運行規律，並且始終保持高度的活躍機制。“共有的歷史”注重文化層面和非政府之間的關係，關注中美兩國共享的價值觀和目標，而不是簡單地只注重政府和軍隊。從這種角度，我們可以解讀出一種全新的中美關係史，並可能找到一種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新範式。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一章：蒲安臣—中國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節。

[蒲安臣條約]是建立在公正、啓蒙和進步的廣泛利益之上的條約，所以它必定經得住考驗。它搭建起太平洋上的橋樑，它推倒韃靼人的高牆，它爲古老的民族注入了新鮮血液和青春活力。

—馬克·吐溫

[中國]不是帶着威脅的口吻而來，她是帶着兩千三百年前的儒家古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來。你們難道不該用基督教更爲積極的教義“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來回應嗎？她帶着你們自己的國際法而來，她告訴你們她願意按照這一法律加入你們……她要求，一句話，就是在這種正是她最駕輕就熟的文明狀態中，讓她自由地伸展自己。

—蒲安臣

在中國人和美國人的共有歷史中，交織着相互間相去甚遠的期望和出人意外的挫折，而這種最令人難以捉摸的關係，可能就集中體現在蒲安臣（1820—1870）身上。亞伯拉罕·林肯曾任命蒲安臣爲奧地利公使，但他卻成爲第一任美國駐北京公使。正當蒲安臣在1867年準備結束在北京的任期返回美國之際，他受清廷重託，率領中國第一個外交使團於1868年出使西方，並最終代表中國同美國簽訂了第一個平等條約。後來他又代表中國同沙皇俄國進行外交交涉，在遠訪俄國時於聖彼得堡去世。蒲安臣是中國皇帝的使節，卻從來沒見過皇帝；對於特意讓他遞交給外國政府的中文國書，他一個字也不認識，因爲他既不會說中文，對中國歷史和文化也知之甚少。

一百多年前，正當門戶開放剛剛開始的時候，有位美國時事評論員從跨文明的角度提出：“如果蒲安臣的名字都不能永遠與世界文明劃時代的重整聯繫在一起，那幾乎沒有人能夠流芳百世。”然而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仍然在等待着對蒲安臣的人生及其貢獻的切實研究的出現。絕大多數中國人和美國人從來沒有聽說過蒲安臣，原因大概如同歷史學家衛斐列（Frederick W. Williams）在1912年所指出的，蒲安臣“在世的時候就沒有被同時代的人認真對待”，並且“在他過早離世之後，由於美國人突然興起的對於華人移民的恐懼同他簽訂的條約有關，又使他名譽掃地，演說家們便在各個場合將髒水全都潑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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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往中國的美國文明之代表

19世紀中葉中國和美國都掙扎於關乎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機之中。自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開始，外國勢力的入侵和加諸中國的重重經濟壓力，隨着1860年英法聯軍開進紫禁城，將圓明園搶劫一空並付之一炬而達到頂點。然而，對王朝的致命威脅則來自內部。中國長期以來備受農民起義和造反的煎熬，在西部地區平定回民叛亂掏空了國庫，而1850年代的太平天國運動則是革命性的大暴動。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從傳教士宣揚的教義和《舊約聖經》中得到啓示，要用基督教致福千年的太平盛世取代儒家文化。滿族統治者曾經傲氣凌人，勢強力盛，如今看上去卻已疲憊不堪，腐敗透頂，無力鎮壓起義及捍衛自己的朝廷。而在地球的那一邊，在蒲安臣的家鄉，1861年開始的美國內戰，是最爲血腥、也許是美國人所打的最具破壞力的戰爭。1864年，同治中興時的滿漢聯合最終打敗了太平天國，並隨之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改革，與此同時，林肯的軍隊也開始走向內戰勝利。中國人把來自內部的麻煩和來自外部的威脅並稱爲“內憂外患”，美國人在同一時間也面臨自己的“內憂外患”，因爲在美國人南北對峙互相廝殺的時候，大不列顛則在外交上甚至軍事上支持着反抗林肯政府的南方。

就在這兩個國家都處於重建和變革之時，蒲安臣來到世上。1820年11月14日，在紐約中南部一個叫做新柏林的小城裏，蒲安臣出生於一個貧窮但是極其虔誠的基督教家庭。他很小就隨父母搬到俄亥俄州，後來又移居密歇根州，當時這兩個州都是邊疆拓荒之地。根據他一位幼年朋友的回憶，“安臣小時候是個英俊少年，樂天又可愛，長大之後也同樣熱誠、充滿活力和富於獻身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他在道德上的高標準和政治上的理想主義，都是他在美國邊疆生活的時候培養出來的。他既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有追求的人，他通過努力考上了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在馬薩諸塞州開辦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也是在這裏，他同來自坎布里奇望族的簡·利弗莫爾（Jane Livermore）結婚，這場婚姻爲他成功的政治生涯又助了一臂之力。1850年代，蒲安臣曾三次擔任國會議員，作爲北方人和進步的政治家，他是堅決反對蓄奴制度的“自由土地運動”組織成員。1856年，因強烈譴責在參議院毆打麻省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的南卡羅來納州議員普雷斯頓·布魯克斯（Preston Brooks），迫使布魯克斯向他提出決鬥挑戰，蒲安臣隨即引起了全美關注。蒲安臣在他的著名演說“保衛馬薩諸塞”中，義正詞嚴地譴責布魯克斯的野蠻襲擊行爲：“我以馬薩諸塞主權的名義予以譴責，因爲它因杖擊而受損。我以人道的名義予以譴責。我以公平正義的名義予以譴責，因爲即使惡霸和爲錢而戰的人也要尊重公平的遊戲規則。”蒲安臣接受了布魯克斯的決鬥挑戰，但是他的條件嚇跑了布魯克斯—決鬥要在加拿大一邊的尼亞加拉瀑布那裏用來複槍進行。這一事件使蒲安臣成爲英雄，一躍成爲政界的明星。

在蒲安臣的政治生涯中，他要“捍衛”的主要原則思想是主權、正義和人道主義。甚至當他還年輕的時候，其書信和演講中就滿是“良心”、“人類”、“道義”和“文明”這些詞語。有一個廣泛流傳的故事很可能是真實的，刻畫出了他這種政治態度。1849年，蒲安臣在倫敦有機會造訪議院，當他無意中在專門爲貴族保留的座位區舒服地坐下後，被要求離開。一位殷勤的貴族則表示他可以留下，爲他辯護說他在自己的國家可能也是一位貴族。“我在我自己的國家當家做主，先生，”蒲安臣在離開的時候回答道，“如果我把自己同貴族聯繫在一起，會失去我的主宰地位！”不管是否屬實，這個故事也折射出蒲安臣對於在1850年代訪問美國的匈牙利革命者拉約什·科蘇特（Louis Kossuth）的態度。科蘇特的浪漫故事，以及他對奧地利和俄羅斯帝國不懈的抗爭，深深打動了美國人，因爲他們都以支持拉丁美洲從西班牙手中獲得自由爲驕傲。當科蘇特爲呼籲人們支持意大利獨立到訪馬薩諸塞州並作演講時，專門爲他舉辦的招待會的主席就是蒲安臣。

在1860年的總統競選活動中，蒲安臣由於花太多的時間離開麻省爲林肯的競選委員會工作，失去了衆議院的議員席位。作爲對他的回饋，林肯任命蒲安臣爲“駐奧地利特命全權公使”。這個任命實在算不得什麼，正如國務卿威廉·亨利·西華德（William Henry Seward）所承認的，“我們是商人”，西華德寫道，而在維也納並沒有什麼商務可做，代表們“沒過多久就得出結論，他們在那裏無事可做，亦無甚可學”。此外，當蒲安臣還在前往維也納的赴任途中，奧地利政府就已宣佈蒲安臣爲不受歡迎的人，因爲他支持科蘇特和薩丁人的獨立。慰藉的獎賞再一次來臨。1861年6月17日，西華德書面通知蒲安臣，他被改派爲駐華公使。

1861年，中國國內的動盪絲毫不比美國遜色，這一年對於中美兩國的對外關係來說都是關鍵性的一年。歷史學家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指出，直到那時，“還沒有哪個有影響的中國人認識到有必要適應西方世界，已經做出的些許讓步被認爲是暫時的轉圜之計，一旦中國變得強大便會翻轉過來”。1860年，中國在英法聯軍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打敗，圓明園被付之一炬，中國這才終於設立了一個外交機構—總理衙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起初這只是一個臨時機構，並沒有法定地位，因爲這裏的官員都是來自其他部門。到1861年，中國才第一次允許外國使節常駐北京。在蒲安臣出使中國並在北京設立公使館之前，美國派往中國的使節是在葡萄牙的領地澳門停留，駐紮在代辦和祕書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租用的房子裏。這種偶然使得蒲安臣成爲第一位常駐北京的美國公使。1861年10月24日，蒲安臣自巴黎抵達香港。

19世紀末美國駐華使館（哈佛大學圖書館）

然而，由於缺乏冬季交通工具，加上危險的軍事情勢，蒲安臣又用了六個月的時間纔到達北京。他最終於1862年7月20日到達都城，準備居住下來，履行自己的外交職責。

蒲安臣來北京的時機簡直不能再糟了。首先，蒲安臣壓根兒就沒想到他會成爲林肯在中國的首席外交官。他對中國並不瞭解，此前也沒有對這個國家表現出任何興趣。不過，他在給西華德覆信接受任命時寫道：“儘管我並不那麼自信地接受我的新任命，但還是非常愉快，因爲這是一片新天地，並且我還年輕。”當時蒲安臣41歲。其次，那時中國和美國對於對方都不重要，甚至彼此都不感興趣。清朝沒有對外政策，1870年代之前甚至還拒絕派遣駐外使節。蒲安臣來的時候，中國對於美國沒有表現出任何外交興趣，美國人對中國也不大關心。美國使團的預算少得可憐：1862年的支出總數，不包括薪水，只有399.90美元，與之相比，英國政府批准的其駐華使團的預算則爲5750英鎊。鑑於資金稀少，人員有限，蒲安臣將1862年的美國駐華使團比做“一艘沒有水手的船”。

美國同樣沒有一套像樣的或獨立的對華政策。在蒲安臣來華之前，國務院通常要求其在中國的外交官 “在同美國在華的和平政策不矛盾，在同門戶開放和利益均沾政策不矛盾的情況下，要和其他列強在所有方面通力合作”。隨着美國內戰的深入，華盛頓沒有多大可能爲中國事務分心，在任何情況下中國都可能被排在所有議事日程的最後，國務卿西華德因此也無法爲蒲安臣作出多少具體指示。“您無需受制於[我們]任何武斷的指令，尤其是考慮到中國人和政府特有的品性和習慣”，西華德在給蒲安臣的訓令中這樣開頭。在“不同的情況下”，他微妙地繼續說道，亦即，假如清王朝不會被造成兩千萬人傷亡的太平天國運動擊垮，假如美國政府能夠在自己迫在眉睫的內戰中抽出一兩艘戰船，美國總統肯定會指示蒲安臣不要去擾亂清政府的自信心，哪怕這樣做是爲了保護美國公民的財產和利益。但是，西華德悲嘆道：“遠在這裏我們怎麼能瞭解［大清］帝國政府有什麼能力，甚至有什麼措施，來進一步擴大他們已經保證過的對外國人的保護呢？”美國缺乏力量，卻不得不盡量擺出一副威武的面孔，因此他總結道：

然而，我認爲，你的職責是按照我們同友好國家交往的一貫精神來行事，特別是不爲那些反對帝國政府的暴動和叛亂提供任何幫助、鼓勵或支持……大英帝國和法國不僅在中國有外交代表，而且背後有支持他們的陸海軍力量。然而，遺憾的是，你卻沒有。根據我的理解，我國在華利益和上述兩國完全一致。沒有理由懷疑英國、法國公使的行爲不是爲了更好地增進所有西方國家的利益。所以，茲訓令你和他們協商合作……除非在特殊情況下有極其充分的理由不和他們保持一致。

再回頭想想，這些諸多的不利因素—準備不足、兩個國家彼此無甚興趣、相互間缺乏既定的具體外交政策—最後在某種程度上給了蒲安臣更多轉圜的餘地。他與外交事務唯一有意義的關聯是他曾身爲衆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而這種經驗缺乏反而使他能夠採用一種開放性的措施解決面臨的問題。由於美國還是一個國力虛弱的國家，沒有既定的利益政策，在中國也沒有主要競爭對手，蒲安臣得以同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從頭建立友好關係。而他也同樣可以同清政府尋求有效合作，因爲清政府針對美國也沒有什麼既定政策。

蒲安臣的個人性格魅力是他最大的優勢。作爲一名衆議院議員，他以“才華橫溢但不做事、富於幽默感但不夠聰明、淺薄但又雄辯滔滔的演說家”而爲人所知。有人暗示說他不喜歡勤奮工作，但是如果他的積極性發揮出來，他做起事情就會精力旺盛、充滿智慧並大膽無畏。

作爲一個有磁鐵般吸引力、能說會道又熱情洋溢的雄辯家，蒲安臣在這個與世隔絕的無聊地方吸引着其他外交官向他靠攏。蒲安臣在北京的同行當中非常受歡迎，以至於他的妻子簡在蒲安臣決定於1867年下半年辭去職務時寫道：“安臣走後，我不知道這裏的人該怎麼辦。一些不合作的傢伙開始進入這個一度平靜的圈子，大家都跑到安臣這裏解決所有爭執。他被稱爲‘和事佬’，從早到晚與人講個不停，不是跟甲方談，就是跟乙方談。”被20世紀早期的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稱爲“美國在華最舉足輕重之人”的丁韙良（W. A. P. Martin） ，當時是北京同文館教習，他與蒲安臣很熟，有時候爲蒲安臣做翻譯。根據丁韙良所言，蒲安臣通常帶着“歡快的表情”，“中等身材，很結實，他的粗眉毛顯示着聰明的印記，一串串幽默從嘴中蹦出，蒲安臣先生無論從哪方面都深得人心，令人難忘”。另一個蒲安臣身邊的助手、公使館祕書衛三畏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蒲先生是一位心地極爲善良的人，他和藹可親，受到周圍所有人的喜愛”。

1864年冬，蒲安臣斟酌是否要辭去中國的職位，回美國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本身就是有經驗的外交官，並且最有資格評論蒲安臣的衛三畏在寫給他兄弟的信中說：

他是世上最熱心的人之一，對家鄉形勢也感到振奮，確信這場令人悲哀的戰爭將會從我們的制度中徹底剷除蓄奴制，並且會將北方和南方空前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他在這裏對中國人有相當的影響力，對其他外交使節的影響更大。因此我們愈發希望他留在這裏的時間，能比他的任何前任都長。然而不管林肯能否連任，他都特別想回家，去親眼觀察那裏的形勢發展。

然而，蒲安臣取得的成就是實實在在的，並非只是他迷人的魅力帶給人們的錯覺。首先，儘管美國公開宣佈合作和“門戶開放”政策是其在中國的出發點，但是在蒲安臣到來之前，還沒有哪個美國外交官在執行這一政策時取得實際效果。衛三畏的兒子衛斐列後來將蒲安臣稱爲“門戶開放原則之父”，年輕時曾在白宮當過林肯祕書的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則於1898年正式將門戶開放定爲美國的國策。年輕一輩的衛斐列後來繼承父親的事業在耶魯大學教授漢學，根據他的看法，“蒲安臣真正重要之處並不在於他這個人本身或是他的盡心竭力，而是在於他將一個想法（合作政策）付諸實踐—他將這個想法變成他駐節海外的指導原則”。

有些時候，模糊不清甚至令人誤解的政策倒可能促成各方合作，競爭的各方也許更容易支持他們所曲解的政策。“合作政策”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我們都已看到，按照國務卿西華德的理解，在美國國力尚未成熟之時，這一政策只不過是其國力成長過程中的權宜之計。而對於蒲安臣來說，“合作政策”意味着大英帝國、美國、法國、俄國和中國之間的協商合作，保證爭端的和平解決和中國的逐漸發展。這一政策有兩個主要組成部分。它的成功有賴於主要列強之間的合作，特別是在中國有着最廣泛利益、並且實力最強的英國的合作。合作政策得以實施，關鍵是保證得到英國外交官員及在倫敦的英國政府的支持。對蒲安臣來說幸運的是，他剛剛到達中國的時候，這一合作政策確實符合英國和其他列強的利益。畢竟，在經過兩次鴉片戰爭之後，英國已經從中國攫取了最大範圍的租借地。因此一旦這一切得到切實保證，它自然會支持清政府維持其現有地位，特別是在清王朝面臨國內叛亂之時，合作政策是維護大英帝國利益的最有效政策。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Frederick Bruce）向倫敦的上司羅素爵士報告說：“據我從蒲安臣的言論中得出的判斷，他完全贊同兩個基本原則，而我認爲這兩個原則應該是我們考慮問題的指導，也就是說，我們真正的利益存在於對[太平天國]叛亂的鎮壓和對[清廷]秩序的恢復之中，至於開放口岸以及建立居住地，如果沒有領事權，只會在人們中間產生爭端，帶來誤解，最終無益於我們在中國的地位。”

合作政策成功的第二個關鍵，是中國除了認同之外沒有別的選擇。結果，蒲安臣成了倡導和推動這一政策實施的最佳人選。蒲安臣同卜魯斯建立了密切合作的友誼關係。丁韙良注意到，蒲安臣和卜魯斯“關係格外密切，後者沒有哪一天不是在美國公使館以喝茶和討論正在發生的事件中度過的。兩個人都認爲自己在爲對方指路”。卜魯斯是個單身漢，他每天上午11點來到蒲安臣的辦公室，一直待到晚上7點，兩個人密切交談。蒲安臣便是利用這一密切關係展開自己的外交手段，如同丁韙良所觀察到的，“如同一人飾演兩角，他們的感應是共同的，但是在說服力方面，卜魯斯根本不是蒲安臣的對手”。

蒲安臣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功，就是說服卜魯斯同意解散英國阿思本艦隊，這是當時中英之間令人頭痛的主要糾紛。中國人懇求蒲安臣出面幫助，蒲安臣“做得非常成功，避免了危險局面的發生”。丁韙良甚至認爲，“從那一天起，他對中國人的影響極爲明顯，並且日漸加強，直到他被賦予出使半個世界的使者的榮耀”。確實如此，這一成功表明，通過蒲安臣的身體力行，合作政策行之有效，並且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蒲安臣對中國很友善，在需要的時候他願意幫助中國。著名的士大夫學者、被任命進入滿人佔優勢的總理衙門的第一位漢人董恂，甚至專門爲蒲安臣賦詩。董恂曾經負責就阿思本艦隊一事同英國人談判，這是一項非常棘手的任命。他在日記中寫道，自己花了五個多月的時間同英國人“往復辯論”，卻一無所獲，沮喪至極。他“奔馳各館數晝夜”呼籲外國使團的支援，一直到蒲安臣出面才爲他解了圍。按照中國士大夫的習慣，贈詩是友誼和信任的表示。蒲安臣將要離開中國的時候，董恂寫下一首送別詩給他：

持節登輪赴遠程，中朝一片頌客卿。

慈心歷遍關山道，四海從今說太平。

如果說這首詩還帶着拘謹的外交口吻，那麼下面這幾句詩則直接將蒲安臣作爲知交好友來描述了：

春寒猶自別君王，出使依然向遠方。

汽笛未鳴腸已斷，題詩將罷淚成行。

遙遙黃鶴千萬裏，片片丹心茉莉芳。

待得明年來歸日，真堪置酒賦馮唐。

當然，對蒲安臣來說美國人的利益仍然高於一切。1866年，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馬克·吐溫在夏威夷見到了蒲安臣，後者當時正在短期回美之後的返華途中。馬克·吐溫親眼見到蒲安臣對於美國作爲一個帝國所懷有的抱負。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蒲安臣先生私下對我說，如果他出使那裏（即夏威夷），兩個星期內就會讓美國國旗在皇宮大殿的屋頂飄揚。而且他是非常認真的。他渴望那些富裕的島嶼。”但是在中國，蒲安臣則表現出和平友善的一面，並且關心中國的福祉。蒲安臣在給西華德的公函中寫道：

從中國獲取勢力範圍當然不是我們的政策，在維持條約所賦予的權利之外，我們也無意干涉中國的政治紛爭。當這些都受到海盜和土匪（叛亂也是一樣）威脅，英國人、法國人和中國人都在尋求維繫條約權利的時候，保持中立就是採取淡然處之的態度。這不僅是爲了我國公民的利益，也是爲了文明的利益。如果將來任何時候英國人或法國人，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方，要對中國的領土統一造成威脅的話，那麼，單憑我們爲了法律和秩序一向同他們站在一起這個事實，我們對他們這種政策的反對也會更有分量。觸動他們侵佔的誘惑實在太大了。

實際上，由於美國國力實在太虛弱，又深爲自身的國內事務所困，所以完全取決於蒲安臣來向外國公使以及他的駐在國中國展示美國與他們有關，並且對他們有用。蒲安臣的第二個主要成就在於，他極大推進了美國在華長遠利益。

看起來蒲安臣對於同中國人合作似乎比同英國人合作要樂意得多。蒲安臣在1864年6月5日給美國駐華領事們的指示中，要他們既要尋求同西方列強合作，也要尋求同中國人合作。他們應該承認中國人的合法權益，按照條約規定的條款行事。蒲安臣跟他們說：

“你們要明白，我們在中國是在努力以公平的外交手段代替武力。”

蒲安臣吸引中國官員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爲他的中文名字：蒲安臣。我們不知道這個中文名字是誰給他起的，但是這些漢字傳遞出一個積極的形象，因爲從字面意義上看，就是“安分的臣子”。在當時，中國人很容易因爲名字中哪個字有避諱而遇上麻煩。蒲安臣同他的中國主人使用殷勤的、帶有保證性口氣的語言，這樣的姿態也可以解釋爲什麼刻板的中國人信任和喜歡他，特別是同英國和法國的領事相比，因爲那些人更喜歡使用威脅性的或生硬的、公事公辦的口吻。衛三畏在給他兄弟的信中曾私下抱怨道：“蒲先生在很多方面都誇大其辭……在中國，他總是過多地爲這個政府[考慮]，在應該推他們一把的時候也不去施加壓力。”

蒲安臣本人也積極地將中國人帶入美國人的視野，引起他們的注意，就像他在夏威夷對馬克·吐溫所做的一樣。亨利·華茲華斯·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詩《人生頌》（A Psalm of Life）被譯成中文，也因蒲安臣作爲信使所起的作用而成爲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蒲安臣認識朗費羅，朗費羅曾任哈佛大學教授，並在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居住，而蒲安臣的岳父也住在坎布里奇。這個英詩漢譯的故事背後有一段引人入勝的國際史，其中就有蒲安臣的參與。漢學家威妥瑪（Thomas Wade）當時任英國駐北京公使館祕書，他爲了練習中文，將《人生頌》譯成漢語。隨後，他將自己的譯文拿給董恂看，董恂又對威妥瑪的譯文加以潤色，作成七言譯詩，並題寫在一幅扇面上。蒲安臣於1865年返回美國作短期停留的時候，董恂特意請蒲安臣將這柄扇子帶給朗費羅，“一個小小的紀念，以示敬意”。蒲安臣顯然成功履行了文化信使的職責。朗費羅被這把寫有自己詩句漢譯的扇子深深打動，請蒲安臣代他向董恂致謝，轉達問候。蒲安臣可從來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感動中國官員的機會。返回北京之後，當他在總理衙門的大臣面前說起朗費羅收到那把扇子是如何喜悅和激動的時候，一定給這些大臣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董恂聽到蒲安臣的敘述之後，甚感欣慰，當即爲此賦詩一首。多虧了蒲安臣，《人生頌》成爲第一首漢譯美國詩，也可能是所有美國文學作品中第一篇被譯成中文的作品。傑出的中國學者錢鍾書也認爲，《人生頌》的翻譯是中國最早的英詩漢譯。

通過參與翻譯惠頓（Henry Wheaton）的《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也稱《萬國律例》），蒲安臣還在將近代國際法介紹到中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863年夏，總理衙門就一件有關天主教傳教士的案件同法國人發生爭執，陷入困境，一位頗有影響的軍機大臣文祥來找蒲安臣，問他有沒有被西方國家廣泛認可的國際法方面的權威著作以供參考。蒲安臣知道丁韙良已經着手準備翻譯一部類似的著作，便推薦了惠頓的書，甚至同意安排將其中的部分章節翻譯出來。要感謝蒲安臣的安排，因爲他使得本來充滿疑慮的總理衙門很快決定，由清朝政府出面撥發專款，資助整本書的翻譯和出版。董恂主持了整個翻譯，併爲該書撰寫序文。1865年，《萬國公法》譯成付印，並正式進獻給當朝皇帝。丁韙良還鄭重地將這本書題獻給蒲安臣。《萬國公法》因此成爲中國瞭解西方國際法的第一部主要參考書。當中文譯本被帶到日本之後，也成爲第一部向日本人介紹國際法的著作。

蒲安臣在美國公使任上最後一個舉動也是一個文化外交方面的行動：將一幅喬治·華盛頓的畫像送給徐繼畬這位以瞭解西方著稱的中國學者和大臣。1865年，徐繼畬受命任職於總理衙門，1867年被委派管理擴編的同文館。作爲《瀛寰志略》的作者，他對西方世界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和讚賞。有一位美國傳教士用中文寫了一本小冊子，《瀛寰志略》就是在此基礎之上寫的，這是一部有關近代國際事務的開山之作。徐繼畬在書中這樣稱頌喬治·華盛頓：“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董恂曾爲此書作序。

蒲安臣說服了擔驚受怕的清政府，讓他們感到合作政策對於雙方都是有利的。1864年春，當蒲安臣瞭解到隸屬美國南方邦聯的“阿拉巴馬”號巡洋艦有可能在中國沿海攻擊北方聯邦的商船時，他立即請求總理衙門向沿海各省官員發佈公告，不許“阿拉巴馬”號或其他邦聯戰船進入中國近海，也不準在中國口岸靠近或停泊。總理衙門的公告稱：“所有將軍督撫和濱海各省都督都要同地方官員一同嚴加看管；如果阿拉巴馬汽船，或任何［美國南方］戰艦，用計欲損害美國人的財產，接近中國海岸，他們必須在轄區內禁止任何類似船隻進入中國港口。”對於中國“如此友善和迅速地提供幫助”，蒲安臣深表感激。這可能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採取行動影響到西方國家的國內事務。中國的善意姿態吸引了美國人的注意。馬克·吐溫寫道：“中國是所有外國政府中第一個對我們表示友好公正的（國家），它對南方政府四處劫掠的‘阿拉巴馬’號及其同夥們說：‘中國不支持你們這些叛亂分子，沒有港口讓你們的船停靠！’”

蒲安臣一家在北京過得很好。簡告訴她的姐姐：“從很多方面來說，我都捨不得離開北京。我們的房子那麼漂亮和舒服，我真不願意走。但是我們待的時間越長就越不想走。我想我們已經把足夠的生命貢獻給中國了。”到1867年，蒲安臣已經在北京住了將近七年，無論從哪方面講，時間都已經很長，並且他曾試圖在1865年就辭職返回美國；在1866年西華德說服他回到中國之前，他甚至賣掉了自己的房子，去意明確。到1867年時，出於個人的、政治上的和家庭方面的考慮，蒲安臣還是最後決定：是時候把中國留在背後了。衛三畏認爲蒲安臣的職責是留在“他能做很多事情”的地方，但是簡在給父親的信中說，蒲安臣“覺得爲了中國的好處，他自己做出的犧牲已經夠多了”。她在11月12日寫道：“安臣今天去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作最後的道別。”然而，這次“道別”將使蒲安臣的人生再次發生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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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是有史以來一個大國對另一個大國的最高敬意”：中國出洋使節的任命

一度四面受敵的清廷正在復興，但對於如何向世界派遣外交使團尚無頭緒。西方外交團體不斷提醒中國人，1858年的《天津條約》十年後要進行修訂，期限很快就要到了。1866年，清帝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回歐洲度假，帶上了手下的低級官員斌椿，讓他對西方事務有一些瞭解。這充其量只是一次學習和走馬觀花，斌椿根本沒有任何談判的授權。不過，這畢竟是向外邁出的第一步，不管這一步多麼不起眼。

隨着時間的迫近，1867年10月12日，總理衙門發出一份內部通函，徵求將軍、督撫、大臣們的意見和建議。這封密函承認成立一個外交使團迫在眉睫，向他們徵詢有關應對禮儀的看法。密函指出，在所有締約國中，中國是唯一沒有向國外派遣外交官員的國家。總理衙門暗示遣使出國是有益處的，可以使他們更好地瞭解西方國家。但是使才難覓，沒有什麼人想到國外去，有資格的人就更少了。

十七名高官大吏，包括位高權重的曾國藩和李鴻章，以及總理衙門的大臣都呈上了自己的意見。曾國藩表示支持，並論及康熙皇帝當年與俄國使臣並沒有在磕頭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李鴻章則想到馬戛爾尼（George MacCartney）使團所引起的糾葛，援引《中英天津條約》中關於英國外交代表“大英欽差大臣作爲代國秉權大員，覲大清皇上時，遇有礙於國體之禮，是不可行”，以及“惟大英君主每有派員前往泰西各與國拜國主之禮，亦拜大清皇上，以昭劃一肅敬”。李鴻章指出“自來敵國相交，最忌情形隔閡，議論盈庭，莫得要領”，因此他贊同總理衙門派遣使團出國的主張。根據畢乃德的說法，絕大多數人在迴應中都提出，對於傳統禮儀，要採取中外雙方都能接受的變通，至少在外國全權代表遞交國書時要這樣做。幾乎所有人都贊同攝政期間禁止接見外國使節，儘管不清楚持此議者是指在皇帝成年親政之後便會答應接見外國人，還是他們期望推遲覲見的決定能使這個問題被擱置起來，不再被提起。絕大多數人在回覆中都感到遣使出國是不可避免的，在物色到合適的人選後，應該儘快向外派遣使團。唯一的意見不同之處在於，是應派出短期使團，還是常期性質的駐外使團。然而，即使這樣的意見也傳遞出高層官員的無知。他們仍然堅信大清朝是世界中心，並不懂得中國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中形勢岌岌可危。不過，即便如此，他們顯然意識到有必要遣使出國，也有必要對華夏傳統禮儀做出變通。他們共同擔心的是，什麼時候以及如何能爲這一外交使命物色到合適的“可遣之人”。

簡言之，大臣們一致贊成遣使出國，但是沒有人夠資格。不過，假使他們能找到合格並且願意奉派出國的人，問題仍然得不到解決：如果外國朝廷沒有要求中國使臣行跪拜禮，中國朝廷又怎能強迫外國使節三跪九叩呢？顯然，慈禧太后諭知蒲安臣使團成員志剛，讓他知道清廷想要參與對外事務遭到強烈反對的時候，考慮的正是這個問題。她問志剛出使國外時是否會與外國君主見面，志剛回答，這完全取決於各國君主，但他自己斷不先自求見。事實上，有位總理衙門大臣堅稱，使團拜見外國元首時應該嚴格遵循傳統禮儀，亦即中國使臣要跪拜磕頭！爲了解決這個棘手問題，總理衙門最終找到了一個權宜之計：一個外國人或許可以代表中國。結果，最爲適當的人選便是蒲安臣。

恭親王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將這一頗成問題的決定作了概括：“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熟悉，外國之情僞，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如恭親王所指出的，對於行磕頭跪拜禮的爭執，用中國人爲使臣，誠不免於爲難，用外國人爲使臣，“則概不爲難”。1867年恭親王的奏摺中明確反映出這樣做的原因：

通商各國將屆修約之期……遣使一節，本系必應舉行之事，止因一時乏人堪膺此選，是以[總理衙門]明知必應舉行，而不敢竟請舉行……美國使臣蒲安臣……其人處世和平……迨後迴轉西洋一次，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臣等因其來辭，款留優待。……[蒲安臣]自言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爲使相同。……今蒲安臣意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洵非虛妄。臣等遂以送行爲名，連日往其館中，疊次晤談，語極慷慨。伏思向來西洋各國，互相遣使駐紮，不盡本國之人；但使誠信相孚，原無分乎區域。……臣等……復向蒲安臣諄切要約，伊已慨然允諾。

蒲安臣辭去美國駐華公使一職正逢其時，爲保守的清廷官僚們挑選他做中國的對外使節提供了機會。當然，在這一看似心血來潮的決定之前，蒲安臣已經長時間受到中國人的考察。英國公使館曾向倫敦報告，說總理衙門已經“一再地、謹慎地”做了調查。英國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提到，在蒲安臣被任命的幾個月前，他與文祥討論中國遣使出洋的事，文祥突然指着阿禮國的翻譯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問道，有沒有可能“把他讓給我們”。蒲安臣使團的決定公佈之後，阿禮國意識到文祥幾個月前就開始考慮蒲安臣和柏卓安的人選了。

蒲安臣自己也曾經在不同場合發出試探。1865年，他第一次計劃辭去駐華公使職位時，總理衙門大臣恆祺前來拜訪，告之恭親王對他的離開表示難過，恭親王感到“正在失去一位可靠的朋友”，要爲他舉辦一個告別宴會。恆祺告訴蒲安臣：“如果其他外國公使辭職，我們總是等着他們先給我們正式通知，告知他們打算離開。而這次有別於我們的慣例，是我們提前過來，以博得您的好感，這是恭親王賜予[您]的信任和尊敬的特殊表示。”

恆祺還特別提到蒲安臣爲使中國政府擺脫與英國艦隊之間的“尷尬”處境所給予的幫助。蒲安臣回答說：“在離開你們國家之後，說不定我還有機會爲你們效勞。” 1865年3月3日，恭親王在總理衙門會見蒲安臣，並告訴他：“我忍不住要問閣下，您真有必要離開我們嗎？閣下是被貴國政府召回嗎？”蒲安臣告訴恭親王他只是暫時離開，恭親王回答：“但是我們不許閣下說不。我們希望您能親口發誓會再回來。如果您願意回來履職，就和我一起乾了這杯酒，以示承諾。”蒲安臣正是這樣做的，他喝乾了杯子裏的酒。3月6日，董恂和文祥前來美國公使館拜訪，蒲安臣提議，爲了避免那些駐北京公使的誤解，他們應當向西方國家派遣使團。董恂回答，清政府已經確信有必要派遣使節。蒲安臣說董恂會是極好的首任使節。董恂隨即建議，“在您路經的國家中，如果他們對我們有疑慮，您是能夠代表我們說句話的”。

3月7日，恭親王和另一位總理衙門大臣來到美國公使館，再次提醒蒲安臣，他被寄予很大的期望，“在返鄉途中訪問所經過的不同國家時，[蒲安臣]能夠爲中國做良好的代表”。3月8日，文祥、董恂和恆祺再次造訪美國公使館。蒲安臣給他們看了他爲指導美國駐華使節而起草的內部公函。他讀了其中關於同中國的合作政策的部分，並且表示他已經取得北京所有外國公使對這一政策的支持。在聽了蒲安臣友好的對華政策和他願意代表中國的迫切願望之後，中國人交給蒲安臣一份備忘錄，請他在返美途中將備忘錄中的信息轉達給外國政府。中方備忘錄稱：

中國政府無意冒犯任何人，在與各國駐華使臣的交涉中，他們的態度已經表現得更爲尊重，在平等相待方面已經達到了最高限度……然而，鑑於各個國家的習俗多少有些不同，擔心一些與中國有約的國家會認爲中國沒有遵行所有的禮儀要求，我們特別請求閣下，在您返美途中，就此代表我們向各國聲明，向他們解釋清楚，中國政府在與他們的交往中在禮儀規則方面絕無冒犯的意思。

這種超乎尋常的友好的信任和親善也表明，早在1865年，對於任用蒲安臣將來爲清廷服務，中國人可能就已經有了一些打算。正如3月8日恆祺對蒲安臣所說的：“如今中國人對所有的外國公使領事都持尊敬態度，但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恭親王和重臣們連日都到美國公使館來。”文祥和董恂引用了董恂詩中最後一句與蒲安臣告別：

遙遙黃鶴千萬裏，

片片丹心茉莉芳。

1865年的會談不過是一個前奏。1867年11月，蒲安臣決定辭去駐華公使職位返回美國。當時爲蒲安臣做翻譯的丁韙良後來這樣形容告別場景：在辭行談話中，蒲安臣告訴東道主，即使他走了，仍然能夠通過“糾正偏見”爲中國效力。恭親王回答，“在那一方面能做的太多了”，並且問道，“閣下是否取道歐洲？”當蒲安臣做出肯定的回答後，恭親王請蒲安臣在巴黎特別是倫敦的“朝廷”面前盡力。平常講話最多的文祥解釋說，恭親王的意思是問蒲安臣是否願意做中國的公使。“如果有可能，”親王插話道，“一個公使能爲兩個國家服務的話，我們將十分願意閣下做我們的使者。”

11月18日總理衙門正式提出聘請蒲安臣爲中國使節，蒲安臣當即接受。11月21日，聖旨下達：“使臣蒲安臣處事和平，洞悉中外大體，着即派往有約各國，充辦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蒲安臣身着全套正式的外交禮服接受朝廷任命。他並沒有辭去美國公使之職，甚至沒有通知西華德他的辭職意願，直到接受中國政府的任命和冊封之後才這樣做：“爲了我的國家的利益，爲了文明，我在此特辭去美國駐中國特命全權公使之職而接受中國任命。”1868年1月15日美國參議院爲蒲安臣接受這樣一個文職任命通過了贊成票，西華德也以“欣然批准”作答。將自身的使命和文明聯繫在一起，在這方面，蒲安臣並不是在做一件前無古人的新鮮事。1843年6月17日，顧盛（Caleb Cushing）在從中國人手中贏取條約（即《望廈條約》）之前，到波士頓參加了一個晚宴並作演講，美國總統約翰·泰勒（John Tyler）也在座。顧盛提醒人們，文明最初是從東方向西方推進的，但是由於現時西方在科技上的優勢，“知識學問正從西方反過來向東方推進，我們已經變成了我們老師的老師”，然後他轉過身直接對美國總統說道：“我去中國，先生，允許我爲了文明這樣表達自己。”

蒲安臣使團頗具規模。除了蒲安臣之外，使團還有三十多名成員，其中包括六名同文館的學生，每個學生都有一位導師或照料者陪同；四名打字員；兩名軍官。使團還有兩名外國祕書：一個是法國人德善（Emile de Champs），爲使團二等祕書（右協理），他曾在1866年陪同斌椿一同赴歐洲旅行；使團的一等祕書（左協理）是來自英國公使館的柏卓安，即文祥成功要到的人。最重要的是，使團有兩位使節志剛（滿人）和孫家谷，都是文祥手下的官員。儘管恭親王向蒲安臣保證志剛和孫家谷“有資格會同辦理一切中外交涉事務”，他們在蒲安臣使團內的級別和職位並沒有清楚的界定。使團攜帶的國書中有關出使目的、蒲安臣的權力和級別，措辭同樣模糊。蒲安臣在給西華德的信中或許誇大了自己的頭銜，降低了使團中中國人的地位，因爲他說“兩名最高級別的中國人”是被挑選來處理來往公文中的中文文件的，是“學習者”。不過，由於官方頒給使團成員的指示和委任書沒有清楚標明他們的職能，或許蒲安臣把自己設想爲使團的領導倒也並非完全是誤導。

1867年11月26日總理衙門向蒲安臣頒發出使條規訓令，明確表示“深知貴大臣[即蒲安臣]公正和平”，清政府決定委派蒲安臣出使有約各國，“辦理各等事宜，即同中國官員”。同時在條規中特別指出，中國仍須再行派員前往，既是爲了“事無窒礙”，也使中國所派官員得歷練一切，訓令要求蒲安臣“無論何項大小事件”，都要對中國派員“逐細告知，俾該員一切瞭然，以便寄知總理衙門覈定”。關於禮儀成規方面，訓令指示此次中國所派使團人員同外國元首“暫無庸相見”，但是如果偶爾相遇，“亦望貴大臣轉達，彼此概免行禮，俟將來彼此議定禮節，再行照辦”。此外，“遇有彼此有益無損事宜，可準者”，由蒲安臣和兩位中國欽命大臣斟酌定奪妥當，諮商中國總理衙門辦理。公文的最後重申蒲安臣使團“系屬試辦，並非駐紮各國大臣，其歸期以一年爲滿，期滿仍回中國”。

蒲安臣與中國助手志剛、孫家谷（哈佛大學圖書館特藏）

在讓蒲安臣、志剛、孫家谷遞交給美國的國書中，恭親王進一步表明，中國特別因爲修約問題才遣使出國。但是“中外禮節不同，語言文字尚未知曉”，蒲安臣則因 “處事公正和平，洞悉中外大體，中國政府對他有充分的信任”而被選中。看起來中國方面賦予蒲安臣的權力相當大。“使臣們抵達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時候，各國與蒲安臣單獨交涉定奪相關事宜；當蒲安臣做出決定時”，中國派員則會同商酌並寄知總理衙門，“如此使整個使團交涉辦理暢通無阻”。國書進一步解釋蒲安臣“懂得外國語言風俗”，兩名中國隨員“精通漢語及中國事務”。國書指出，任命志剛和孫家谷隨同蒲安臣出訪，“不僅是對[中美之間]已有友誼的真誠表示，也是爲他們在外交事務方面提供歷練的機會”。

國書原件以滿漢兩種文字寫於皇家專用的黃紙上。清廷爲使團計劃訪問的所有十一個同中國締約的國家都準備了滿漢兩種文字的國書，國書的英文翻譯則由使團的左協理柏卓安完成，英文國書隨後經過衛三畏、赫德和丁韙良共同審閱覈對並簽字。英文國書並非完全按照中文字面譯出，甚至有些許有意改動之處，但總的來說，轉達了中國人想要傳遞的信息。國書的重點在中英文兩個版本中都表述得十分清楚：蒲安臣實際上並不是官方外交大臣，只是一名使者。他被稱作“使臣”或如字面意義上的“送信的臣子”，只是作爲信使，而非現代意義上的外交領事或大使。但清朝皇帝通過與“蠻夷”以對等的身份和口氣交流，已經改變了對世界或“天下”的看法。在“天下”觀念中，皇帝乃“天子”，從來不認爲其他國家的君王與自己是對等的。如今清朝的國書請各國接納蒲安臣使團，表明中國傳統的世界觀已然適時發生變化。同樣重要的是，總理衙門只是一個臨時辦事機構，它本身並不是按照法規成立的，其內部成員也都是從其他部門借調的。正因爲如此，1868年1月25日衛三畏在寫給西華德的信中強調，“這些國書的準備和遞交標誌着這個政府的一大進步，其重要意義並不亞於遣使出國本身”。不過根據衛三畏的說法，不少中國官員強烈反對預備這些國書，他甚至相信使團最後出國時並沒有帶什麼國書。

然而，儘管美國還是一個國力衰微的國家，並且對中國並沒有太大興趣，但是由於它是第一個接受中國國書的國家，或許可以說，美國在帶領中國走出這一步發揮了一些作用。由於中國通常拒絕外國使節面見皇帝的要求，絕大多數外國使節並不是親自將國書呈遞給皇帝的。儘管如此，兩位美國駐華公使列威廉（William B. Reed）和蒲安臣的國書都是直接寫給大清皇帝的，並且清廷也以皇帝的名義做出回覆。日期爲1858年6月7日的第一次回覆是：“朕，大清國大皇帝，祝美利堅國大總統身體健康。”日期爲1863年1月23日的第二次回覆，以“大清國大皇帝問大美國大總統好”爲開端。信中緊接着對蒲安臣作爲美國公使的到來表示歡迎。“披閱[貴國國書]之餘，備見詞意肫誠，唯以永敦睦誼爲念，實爲欣悅。已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爲接待使臣蒲安臣。”從中我們再一次看到，遠在使團醞釀之前，美國人就在幫着爲使團的建立奠定基礎。

任命蒲安臣爲中國使臣，這在中國的近代化和國際化歷史中都堪稱非凡之舉。當然，即使在清廷內部，這件舉措也極富爭議。總理衙門大臣倭仁堅決反對遣使。根據文祥的說法，倭仁“對於外國事物非常無知”，並且“不管是什麼樣的對外政策都讓他不滿”，更不用說贊成指定一個洋人來代表中國了。甚至連負責起草使團正式文件的文員總管也私下裏將蒲安臣稱爲“蛇足”，按過去的說法即是“多餘和不自然的”。他向文祥建議，讓志剛和孫家谷負責使團的官印，以防蒲安臣濫用。任命蒲安臣可能看上去很偶然，但是大臣們至少在1865年就已經開始按步驟爲此進行籌劃了。在這個意義上，當1869年赫德告訴蒲安臣的繼任勞文羅斯（J. Ross Browne）蒲安臣使團是自發的，是蒲安臣到總理衙門辭行時製造的“笑話”，是從謠言中產生的這說明連赫德都弄錯了，或許他只是出於嫉妒才這麼說。一名英國評論員聲稱蒲安臣出使實際上是蒲安臣自己精心設計的，同時另外一個人則斷言是赫德“提議蒲安臣先生獲得任命或幫助了他的任命”。甚至還有英國人表示，如果蒲安臣成功了，赫德以後也想得到這樣的任命。

但是顯然是中國大臣主動提出蒲安臣這個人選。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挑選一名外國人作爲“信使”，也絕對出人意料。這其中文祥起了主導作用，讓蒲安臣代表中國顯然是他的主意。瞭解文祥的外國觀察家們一致稱讚他爲“政府中最進步和最愛國的人”，“大概是朝廷中最有能力和最開明的大臣”。蒲安臣寫道：“政府中有一位出色的人物，就是文祥，他精通時事，瞭解形勢的嚴重性，熱切地、毫不動搖地力爭維持政權的完整。” 1870年美國國務卿西華德見到文祥時，後者在言談中帶着某種悲哀和遺憾的口氣，因爲他勸導同僚及政府官員贊同自己的主張，施行更爲開明的政策，卻收效甚微。文祥甚至告訴西華德他的內心想法，即“王大臣立於山頂，要比站在山腳下的普通人看得更遠。當他爲衆人指點迷津，他們卻懷疑他指錯了方向。他們高喊：‘把他拉下來！’當他們最終達到了他的高度，纔開始糾正自己的錯誤。儘管這對於衆人來說已經足夠了，但對於王大臣來說卻已經太晚了”。

蒲安臣的妻子簡在寫給兒子的信中，帶着激動無比又有些誇張的口吻告訴兒子，他的父親被任命爲“中國派向所有締約列強的大使”！蒲安臣的薪水至少三萬美元，所有旅行費用都不用自己承擔。她寫道：“你可以想象上個星期全北京是何等的興奮，尤其是我們自己有多麼的激動。我曾十分擔心，害怕你父親會生病。這件事太大，責任太重，他不能輕易就做出決定。他又成了‘不眠的蒲安臣’，就像當年他在華盛頓充滿興奮的從政時光那樣。不過現在全都決定下來了，他開始睡得多了一些，氣色也比過去好，我希望他很快恢復健康。” 11月下旬，簡寫信給她父親，說“這是中國向文明邁出的一大步—即最古老的國家用最年輕的國家[的人]來作爲她在全世界的代表！衛[三畏]博士說這是上帝爲安臣對中國人所持的嚴謹公正態度和忠誠履行自己職責的獎賞”。簡顯然受到蒲安臣本人的興奮情緒的感染。

蒲安臣的妻子預料蒲安臣的任命會在整個世界引起強烈反響，這可能是正確的。蒲安臣自稱是“爲了我們國家和文明的利益”而接受任命的，他後來告訴西華德的時候，將其進一步引申爲：“有着人類三分之一人口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第一次開始尋求同西方國家建立關係，並向最年輕的國家求助，希望通過它的代表來作爲那樣一種變革的媒介，這樣的使命可不是讓人隨便懇求得來或能輕易拒絕的。”衛三畏在1867年12月23日對西華德敏銳地指出，中國挑選一位最年輕的國家之一的公民，通過外交途徑將這個最古老的國家介紹給世界，表明其“通過與美國的合作來謀求最大利益”的願望。衛三畏在給其兄弟的信中寫道，蒲安臣是“中國人在北京能夠找到的出使外國的最佳人選。如果有人能讓各國首腦對這個帝國產生好感的話，那麼他正是能這樣做的人”。衛三畏也對中國表示出擔憂和同情。他在同一封信中說：“從外表看，中國所擁有的一切足以讓其他國家對她發生興趣，但在現實中，她又是一個半文明的國家，不得不在力所不及的地方對這些外來勢力予以容忍。她正在努力弄清楚她在人類社會應有的權利，如何進一步維護這些權利，還要保證不得不給予其他國家的特權。”衛三畏寫道，對於中國來說，“教訓是深刻的，道路是漫長的，充滿數不清的障礙。然而，就像南方各州的奴隸們那樣，她發現，作爲劣等民族會受到一種待遇，作爲平等一員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待遇”。在這裏，他甚至已經觸及中美之間某種共有的歷史了。

1868年2月9日，《紐約時報》報道稱，蒲安臣被任命爲中國使節是“破天荒的一步”。後來，該報又稱這次出使是“當機立斷”之舉。阿禮國向倫敦報告說，他相信這是“中國政府自行邁出的最重要的一步，與迄今爲止任何審慎的措施相比，更有可能取得極大的收益……”他又補充道，大概“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如此向另一個不同種族、信仰和語言的國家，致以更崇高的敬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