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在撤離大陸時都帶走了什麼重要的人或物？
魯迅先生為反對古物南遷還寫了一首詩來諷刺：「闊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一名為呂雲鵬的普通市民，直接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致函，聲稱：
「請中央政府毫無猶豫地排除萬難，以大無畏精神斷然下令，將北平故宮博物院中所有全部古物內，除酌留少數極有關我國文化外，概行公開拍賣，預估代價不下幾萬萬元，若以撥充建設空軍之需，當寬裕。」
故宮文物的七次大遷移：從大陸到台灣
作者周兵為2009年大型紀錄片《台北故宮》的總導演。
從大陸到台灣
1947年12月，文物回到南京，存放在朝天宮庫房。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辦公處也設置在那裡。朝天宮旁邊有一座治山，山下平坦處修建了工作人員的宿舍。宿舍都是鐵皮的活動房子，底下打樁，鐵皮屋就立在木樁上，既可通風，人也可以彎腰鑽進去，頗得孩子們的喜歡。鐵皮屋冬冷夏熱，並不適宜長期居住。條件雖艱苦，但在南京的這一年，倒是文物和人都相對比較安穩的一年。
這年的春天，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在南京中山門內半山園竣工。中央博物院是1933年由蔡元培先生倡議成立的，剛在南京雞鳴寺設立了籌備處，還未正式開始運行，抗戰爆發，中博的文物與故宮文物一道四處漂泊，又一道東歸南京，並於5月29日至6月8日，聯合故宮博物院一起在中博新館內舉辦了兩院聯合展覽。故宮展出歷代名畫和名窯瓷器，中博展出殷周銅器、漢代文物、歷代帝王像、邊疆民族標本和印度名畫等。此次展覽吸引了十萬多名觀眾，包括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著名書法家於佑任。開展的第二天，蔣介石也在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陪同下來到展場，並在司母戊大方鼎前停留了許久。
原本的計劃將文物運回北京，但戰爭的爆發使北運計劃擱淺下來。徐蚌會戰，解放軍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國民黨政府危險的局勢使杭立武心急如焚。這時的他已經擔任了國民政府###政務次長、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等職務。作為抗戰時期文物戰略性大轉移的負責人之一，杭立武憂心的並不是個人安危，而是那一批他為之嘗艱辛、歷磨難，九死一生而從不生悔的故宮國寶。杭立武對共產黨沒有更深的認識，缺乏了解，他只是單純認為戰爭可能會對這些國寶會帶來危害。
翁文灝，1889年出生於浙江瑾縣，近代中國地質學奠基人之一，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比利時魯凡大學），第一個撰寫中國礦產志，編成第一張全國地質圖，主導發現及開採中國第一個油田——玉門油田。
翁文灝此時正處於他人生中最焦頭爛額的時候。這位在國內、國際學術界均享有極高聲望的標準的學者，不知怎麼回事，在1948年5月，居然被蔣介石拉進了國民政府行政院，成為「行憲」後的第一任行政院長，當然按慣例，也就同時兼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的理事長。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翁文灝在任上僅6個月，「八、一九」幣制改革便遭到失敗，金賀券大幅貶值，他的內閣因此而解體。
翁文灝一開始不同意杭立武提出的遷台計劃。內閣是11月3日提出總辭的，杭立武找他商議轉移文物時，他還是內閣的行政長官。作為行政長官，翁文灝必然要從全局出發考慮問題。當時徐蚌前線戰事激烈，如果這時將大批國寶轉移至台灣，消息傳出去，民心軍心勢必動搖。
這個觀點，與當初九一八之後北平市民反對文物南遷相似，但時局日壞，古物不能不搬，否則悔之莫及。幾經考慮，翁文灝也覺得文物遷台是個可行的計劃，因此當杭立武提出由他出面主持召集故宮理事會商議此事時，翁文灝同意了。
為慎重起見，正式開會之前，翁文灝把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當時中國文化學術界中最具權威的幾位人物請到了自己家中，請他們與自己一起來決定文物的最終命運。
1948年11月10日，翁文灝、朱家驊、王世傑、傅斯年、徐鴻寶、李濟、蔣復璁和杭立武在翁文灝位於南京的官邸中進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會談，並形成了三條決議:1、故宮文物迅速遷台；2、中央圖書館的藏書和文物一併遷台；3、中央研究院歷史評議研究所的圖書與文物也一起遷台。
20多天後，故宮和中央博物院正式舉行了關於文物遷台的兩院理事聯席會議，決定由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外交部五家單位各出一人組成「五機關聯合辦事處」，全權負責搶運兩院文物赴台事宜，同時，國立北平圖書館珍藏的明清繪本和軍用地圖18箱，國民政府外交部的重要檔案和國際條約文本也隨同故宮和中博的文物一起運台。這五人是:杭立武、傅斯年、朱家驊、李濟、王世傑，其中杭立武擔任主任，負責籌款、接洽商船和協調運輸等。
杭立武向行政院申請了運輸費金圓券28000元，分配如下:故宮1萬元、中博籌備處6千元、中央圖書館3千元，中研院史語所6千元、外交部3千元。
若在平時，這錢也就夠了。但這是戰時，本身物價就極不穩定，兼之幣制改革失敗，金圓券隨時都在貶值。金圓券由由1948年8月開始發行，兩個月後的1948年10月11日，北平《益世報》上便有一條消息稱:幣制改革以來，物價上漲10倍，北大教師為饑寒所迫，不得已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進行借貸，以維持生計。到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價格就要4億多金圓券，等到1949年7月金圓券停止流通時，貶值已超過二萬倍。幸好此時杭立武已將文物順利運往台灣，但在這個過程中，如何盡量地安排好這每天都在貶值的運輸費，杭立武真是絞盡了腦汁。
搶運開始了。
沒有想到，這批文物註定是要遠離故土的，僅僅一年之後，它們又一次踏上遠去的旅程，並且再也沒有回來。
12月22日清晨，中鼎輪起航。船上裝著712箱精心挑選，價值連城的精品文物，分別來自故宮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212箱、中央圖書館60箱、中央研究院歷史評議研究所120箱，另有外交部重要檔案60箱。文物都放在中間的大艙，一個一個的木箱摞起來，用繩子固定住，上麵包著油布。在海上航行的那幾天里，一部分工作人員晚上就用梯子爬上去，睡在文物箱子上面。押運總負責人由李濟之擔任，其他專家分別是:故宮的庄尚嚴、劉奉璋、早若俠、黃堅，中博籌備處的譚旦冏、麥志誠，中圖的王省吾，中研院史語所的李光宇。此外，專家們的家屬也隨同一起前往台灣。為使家屬們的隨船更名正言順，文物小組給他們安上了工作人員的名號。比如庄尚嚴的幾個兒子，小的不過十來歲，也都是文物押運員。
12月的台灣海峽，風浪很大，還時有大雨。中鼎輪是平底船，在江河中行駛還算平穩，到了海上顛簸得厲害，很多人都暈船，嚴重的到後來已經吐無可吐，吐出來的全是胃酸。最有趣的是，桂永清沒上船，但托工作人員將自己的一條大狗帶去台灣。沒想到這狗暈船暈得比人還厲害，一暈就叫，叫完就吐，還得勞煩一個水兵專門去伺候它。到了晚上，海風的呼嘯聲、海浪的轟鳴聲、大狗的狂吠聲、木箱相互之間的撞擊聲交織在一起，不知船上本來就自覺是逃難的人們是否倍感凄惶？
在海上漂泊了四天，中鼎輪到達基隆港。據莊嚴的兒子庄靈回憶，那天剛好是大晴天，風平浪靜，船停泊在港灣里，大太陽底下，山峰翠綠，海水碧藍。從風雨飄搖的海上到達這麼一塊寶地，大家都很高興，紛紛向周圍劃著小舢板的漁民買香蕉吃。莊嚴的同事，畫家劉士賢喜歡吃香蕉，看到基隆這麼多便宜又新鮮的香蕉，很高興，連吃好幾天。結果吃到最後，把自己都給吃傷了，不想再吃。
文物遷台的計劃決定之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楊師庚和中央歷史評議研究所的芮逸夫便先行赴台選址，定下了通運公司在一個名叫楊梅的小鎮上的倉庫作為文物到台後的落腳點。中鼎輪到達基隆的第二天，所有文物卸船，上火車，傍晚時分即到楊梅。
文物進了倉庫，人也跟著住進倉庫。倉庫里除去放文物的地方，其餘部分分成井字格，把捆行李的繩子拉起來，搭上油布做分隔牆，一家人住一間，廚房和廁所都是公用的。每天早上，各家女主人都在一塊生爐子做早餐，用的是那種煤球，然後拿竹編的扇子來煽火，到處煙霧瀰漫。條件可謂十分艱苦。
文物在楊梅呆了差不多一周的時間。因為這個倉庫很小，放不下後面陸續將要運到的文物，楊師庚、芮逸夫和中博籌備處的譚旦冏便前往氣候乾燥的台中地區考察，打算另選他址。
去台中考察是杭立武的主意。文物運台前，杭立武花了很多精力去查詢，以便決定文物最終的存放地。對古物而言，氣候的乾燥非常重要。那時廣州有很多台灣人，杭立武一一找他們了解台灣各地的氣候狀況——新洲是有名的風都，基隆是雨都，高雄、台南太炎熱，氣候最溫和又乾燥的是台中。最後，考察人員相中了台中糖廠的倉庫。當時台中市的市長陳宗熙正好是杭立武在金陵大學的同學，台中糖廠的廠長於升峰又是譚旦冏在法國留學時的同學，於是雙方達成協議，台中糖廠不僅出借兩棟倉庫作為文物庫房，還將旁邊的一塊地皮用於修建跟隨文物來台的專家們的宿舍。第一批來台文物終於暫時安頓了下來。
第四次遷移:倉皇海滬輪
1948年底，第二批文物很快挑選了出來。這是遷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共3502箱，包括故宮1680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486箱，中央圖書館462箱，中研院史語所856箱，北平圖書館18箱。其中故宮運出的文物尤為重要，不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銅器，還包括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和離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共七部，故宮文淵閣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繕寫得最為完整的一部，共3459種，36609冊。《四庫全書薈要》系四庫全書重要部分的摘錄，供皇帝隨時取閱之用。全書仍分經、史、子、集4部，473種，11178冊。《四庫全書薈要》共繕寫了兩部，一部存於紫禁城御花園的離藻堂，另一部存於圓明園味腴書室，後毀於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之時。也就是說，運去台灣的這一部《四庫全書薈要》，已是世上所存之唯一了。
負責押運這批文物的人是:故宮博物院的那志良、吳玉璋、梁廷煒、黃居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李霖燦、周鳳森、高仁駿；中央圖書館的蘇瑩輝、昌彼得、任簡；中研院史語所的董同和、周法高、王叔岷。
第二批國寶運到了下關碼頭，等待裝船，但這時的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已經再也派不出一艘軍艦了。杭立武只得與招商局聯繫，包租了招商局的輪船海滬號。
五天後，中共方面對外公布了首批43名戰犯的名單，除蔣介石名列榜首之外，翁文灝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名單公布的第二天，海滬號駛離下關碼頭。
這一次的文物運輸很順利，碼頭沒有海軍眷屬搶佔船艙，航行中沒有風浪和狗吠擾人心緒，海滬輪本身又寬敞又平穩。1949年1月9日，第二批文物到達基隆。12日，除中研院史語所的文物留在楊梅外，其餘全部運往台中糖廠倉庫。
第五次遷移:飄搖崑崙艦
第三批文物的搬運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了。
1949年1月10日，徐蚌會戰結束，解放軍全面勝利，進入南京指日可待。1月14日下午，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緊急召開理事會，出席的理事有朱家驊、張道藩、徐鴻寶、薩本棟、傅斯年、胡適、翁文灝和杭立武。會議最後決定盡量將尚留在南京的4000箱文物全部運到台灣，並聘請代理主任杭立武為中博籌備處的正式主任。
1月28日，農曆新年的除夕，南京城內細雨連綿。2000箱國寶露天堆放在下關碼頭已經好幾天了，木箱上面蓋著擋雨的油布，靜靜地等待著運送它們去台灣的船隻。
沒有船。這時的南京，交通非常緊張，連火車頂上都站滿了人。此前杭立武已經找遍了全城，也沒有租到一艘商船。萬般無奈之下，他只有再向桂永清求助。
28日下午，桂永清派出的崑崙號軍艦終於抵達下關碼頭。但這艘船並不是專為文物而來，它另有任務，只能在下頭碼頭停留24小時，文物必須馬上裝船，否則過時不候。而此時正值除夕，碼頭工人都想回家過年，不願意幹活。
工人方面還沒談妥，得知崑崙艦將去台灣的海軍總部官兵和家屬們又來了。跟上次中鼎輪一樣，人們再次蜂擁而上，崑崙號兩個船艙很快被他們佔了一個，剩下的一個，只能放下500箱文物。
杭立武再次請出桂永清。然而這一次，桂永清也不起作用了。以當時時局的緊張程度，人人想要逃難，既上了船，就不肯再下。桂永清一上船，還沒開口，整個船艙里的男女老少便放聲大哭。對著自己的老部下和他們的眷屬，海軍總司令「希望大家以國寶為重」的話實在是說不出來。最後的解決辦法是打開艦上全部的官兵卧艙，盡量容納下所有的人，文物則分別送到甲板、餐廳和醫務室。
安頓好官兵和眷屬，再答應給工人發放新年特別獎金，2000箱文物終於開始裝船。由於臨時容納了太多的人，導致故宮文物中有728箱，中圖文物中有28箱沒能上船，重新運回了原倉庫。已經上船的文物1248箱，包括故宮972箱，中博籌備處154箱，中央圖書館122箱。這批文物的運輸原計劃由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姚從吾先生總負責，由於姚從吾先行赴檯布置工作，後改由各機關共同負責了。參與此次押運的人員分別是:故宮博物院的張德恆、吳鳳培，中博籌備處的索予明和中央圖書館的儲連甲。
臨起航時，又有四口箱子趕到了下關碼頭。四口箱子里，裝的是日本戰敗後歸還我國的第一批被劫文物。
說起這批歸還文物，就要追溯到日本侵華的五十餘年。在日本軍隊的大肆掠奪和毀損下，中國文物損失嚴重。這些文物包括典籍、字畫、珍寶、古玩、碑帖，以及價值連城的文化古物，如北京人化石等。國民政府的一份報告中這樣說:「侵略我國敵軍往往有擅長金石書畫掌故目錄之專家隨行軍中，凡敵蹄所及之處，彼等立即殫搜窮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專門成立「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簡稱『清損會』）」，主持戰時文物的清理和保護工作，據「清損會」不完全統計，戰時全國被日軍掠奪、損毀的書籍、字畫、碑貼、古物等共計3607074件又1870箱。損毀古迹741處。
後來經過清損會成員的艱辛努力，1950年3月到1951年7月之間日本陸續歸還文物6批文物105箱，從日本橫濱運往台灣高雄港，這其中包括遼陽漢墓出土的陶器、玉器、錢幣；山東曲阜漢靈光殿出土的磚瓦殘片以及南京大鼎。後來這前後7批109箱日本文物分別藏於今天的台北故宮和台灣的歷史博物館。歸還文物中的翡翠屏風就藏於台北故宮，南京大鼎從靖國神社中追還後，如今就立於台北故宮的正門口，而多年追查的周口店「北京人」化石卻始終沒能發現。
此刻即將上船的這四箱文物，包括瀋陽張三畬堂的緙絲和古畫，汪精衛訪日時獻贈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翡翠屏風、青玉瓷瓶和白玉瓷瓶。這批文物於1948年6月由日本運往上海後又轉運南京，張三畬堂的緙絲和古畫由故宮南京分院接收，汪精衛盜獻的三件國寶則由中博籌備處接收。由杭立武派來的押運人告訴中博籌備處負責押運文物的索予明，杭先生吩咐無論如何也要把這四箱文物帶去台灣。但這時崑崙艦上已經沒有空地可以容納這四口木箱了。經索予明耐心地向崑崙艦艦長諸廉方解釋了這四箱文物不同尋常的價值和歷史意義後，禇廉方二話沒說，下令將一間官長室中的辦公桌椅拆除，硬是把這四隻箱子裝了進去。
終於開船了，這天是1月29號。就在頭天的凌晨三點，一艘名為太平號的客貨辦，從上海開往基隆的途中，與一艘名為建元號的貨辦相撞，近千人喪生。太平號可謂東方的泰坦尼克號，它的船東就是當今台灣著名的電視主持人蔡康永的父親蔡天鐸。事後分析事故的原因，重要的一條就是超載。
崑崙艦超載也很嚴重。不僅超載，在途中還多次遇到解放軍的炮火，不僅多次遇到解放軍的炮火，船上還發生了一件誰也沒想到的大事。
崑崙艦開出沒多久，剛過長江口，船上的人突然發現船在往北開。到台灣應該往南，朝北那是去解放區的方向。副艦長覺得事情不對，找到艦長禇廉方。禇廉方一口承認他想要起義，帶著文物投奔共產黨。後來船上究竟發生了什麼，現在已經沒人清楚了。總之禇廉方起義失敗，崑崙艦最終仍然到了台灣，但到達基隆港時，已經是2月22日，崑崙艦在海上一共航行了二十多天！至於褚廉方，據說船到岸後即被殺掉。
第三批文物運出後，杭立武積極準備搶運第四批。然而當時國共又開始了新一輪和談，為避免影響和談氣氛，李宗仁阻止了杭立武的行動。
馬衡的堅守
在搶運南京文物的同時，杭立武和行政院沒有忘記留在北平故宮博物院的精品。
從1948年11月起，東北、華北野戰軍就已經將傅作義的軍隊圍困在了北平、天津、新保安和張家口一帶，到12月14日，北平已經完全被解放軍包圍。行政院和杭立武惦記著北平的文物，心急如焚，電報飛向紫禁城，催促北平故宮博物院趕緊遴選精品文物，通過空運送到南京，再隨同南京的文物一起赴台。
然而，此時的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已經做出了與杭立武等人相反的選擇——不去台灣，留在大陸。
馬衡，1881年生於浙江鄞縣，中國近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著名金石學家、篆刻家。馬衡與故宮的緣分始於1924年11月，他與那志良等一起進入「清室善後委員會」，擔任清點清宮物品的工作。1933年日軍入侵，馬衡選擇離開北平，帶上文物南遷，並於1934年4月被推選為故宮博物院院長。16年過去了，文物再次遷移，而此次，馬衡選擇了留下。
馬衡的留下與他的兒子、著名戲劇家馬彥詳有關。通過馬彥詳，馬衡很早便與北平的地下黨組織有了聯繫。在杭立武等催促馬衡遷運文物的同時，馬彥詳也從解放區捎來了中共方面的誠意，希望馬衡不要遷運故宮文物，並許諾北平解放後仍由其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一職。
為敷衍行政院和杭立武，馬衡召開了一次院務會。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古物館的朱家溍，代表身在上海的館長徐鴻寶；文獻館的單士魁和張德澤，代表已經赴台的館長姚從吾；還有圖書館館長袁同禮、總務處處長張庭濟和秘書趙席慈。
院務會看起來開得很認真，馬衡與參會人員仔細討論了選擇哪些文物裝箱，以及如何裝箱等，並告誡大家一定要細緻謹慎，「要穩重妥當，要保證不損壞。不要求快，記住！不要求快。先準備箱板、木絲、棉花和紙，用多少要做個計劃交總務處購置。」
其實，故宮裡的包裝材料像板箱、棉花、木絲等都是現成的，一面挑選，一面造冊，一面裝箱很快便可完成。但在馬衡「安全第一，不要求快」的工作方針的指導下，工作人員們都沒有了抗戰時搶救文物的雷厲風行，這個包裝工作慢條斯理、拖泥帶水地進行著，一直磨蹭到1948年的12月14日，這一天，北平城徹底陷入了解放軍的合圍當中，對外陸路交通斷絕。在中共地下黨發起組織的「故宮博物院職工警聯誼會」的促使下，馬衡關閉了午門、神武門和東西華門四門，選裝好的精品文物再也無法運出。
一個月後，1949年的1月14日，馬衡致函杭立武，信中寫道:「嗣賤恙漸痊而北平戰起，承中央派機來接，而醫生囑勿乘機，只得謹遵醫囑，暫不離平。」對於文物遷台事件，他更作了明確的表態:「竊恐愛護文物之初心轉增損失之程度。前得分院來電，謂三批即末批，聞之稍慰，今聞又將有四批，不知是否確實。弟所希望者三批即末批，以後不再續運。」道不同不相為謀，兩人從此分道揚鑣。
對莊嚴，馬衡也寫了一封信。莊嚴與馬衡本是師生，在北大的時候，馬衡是莊嚴最欣賞的學生之一，後來又一起在清室善後委員、故宮博物院工作，關係非常深厚。馬衡決定留下後，給莊嚴去信勸他也留下來，被莊嚴拒絕，兩人的師生關係就此緣盡。
在馬衡的周旋下，北平的文物沒有運出一箱，全部留下了。
第六次遷移:白市驛機場
1949年月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這時，在偏遠的西南地區，國民黨運送文物的行動還在繼續。
1949年10月14日，國民黨政府從廣州遷到重慶。某日，「河南省政府主席」趙子立帶著一班逃亡重慶的河南官員找到杭立武，說河南博物館有69箱文物，抗戰時期從西安轉移到了重慶，抗戰勝利後，河南方面沒有急於將這69箱文物運回，一直還放在中央大學柏溪分校的防空洞里。
河南博物館，1927年6月在馮玉祥將軍的倡議下正式成立，地置位於開封市三聖廟。抗戰爆發後，博物館精心挑選了珍貴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張，圖書1472冊，分裝69箱運往漢口法國租界，後又循隴海鐵路西行寶雞，再由汽車運抵重慶，存放在中央大學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內。這69箱文物計有陶器23箱、銅器34箱、玉器1箱、瓷器1箱、甲骨2箱、織錦1箱、圖書6箱、檔案卷宗1箱。
趙子立的話引起了杭立武極大的關注。他知道河南博物館的藏品多來自於安陽、新鄭、洛陽、輝縣，都是殷商時期的繁華勝地，其出土的文物價值之高，絲毫不讓於故宮和中博。當時有學者對河南博物館有這樣的評價:「統中國博物館所藏物品，除故宮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館堪居第二之位置。」
按說河南這部分文物不在杭立武的職責範圍之內，但只要是古物，杭立武就覺得自己有責任，現在形勢這麼危急，不能讓這批價值連城的文物毀於戰火或落入###手裡，最好最快的解決方法是立即面見蔣介石，因為運送文物所必需的配備以及交通等都得有蔣的允許。正好蔣介石和兒子蔣經國15天前乘「美齡號」從台北飛來重慶督戰，還留在重慶沒走。
聽完杭立武的彙報，蔣介石當即決定運走該批文物。此時海路早已不通，只能走空運的路子。蔣介石的指示下到空軍司令周至柔處，命其不惜任何代價，一定要搶運這批文物去台灣，同時又命令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直接負責此事。朱家驊接到任務，轉頭便交給了杭立武。的確，再沒有比杭立武更合適的人了。
杭立武接下任務，立即四處聯繫運輸事宜。69箱文物要從柏溪運到白市驛機場，需要足夠的人力、船隻、車輛，但那時重慶局勢相當混亂，交通工具緊張，國民政府的官員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難和小算盤。杭立武一邊在這些人之間周旋，簽字、辦手續，一邊派「###」總務司司長班鎮中、社教司司長程行可和專員何九思三人趕赴中央大學柏溪分校。
周至柔也派出了兩架國民黨空軍運輸機，編號分別為306和233，專門運送河南文物。運輸機空間狹小，沒有辦法裝下所有69箱珍寶，而形勢逼人，空軍既不可能再派出更多的運輸機，也不可能為運輸文物在重慶台灣之間連飛兩次。杭立武思來想去，覺得第一，我們已經把文物的精華，差不多95％都運到台灣了。第二，中共不像日本人。對日本人而言，一個國家不是他的文化，就算他任意摧殘，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好的感受。而共產黨畢竟是中國人，對待中國的文化應該不會像日本人那樣。相信這些文物，中共也不會像日本人那樣任意地把它處理，也一定會保管它的。因此，河南博物館從這69箱文物中只選出了38箱精品運往台灣，這38箱包括陶器17箱、銅器11箱、玉器1箱、甲骨2箱、織錦1箱、圖書5箱以及檔案卷宗1箱。現在這些文物都完好的存放在河南博物館裡。
1949年月12月28日清晨，306和233兩架國民黨空軍運輸機，停在了白市驛機場。按原定計劃，在這個清晨，文物應該已經裝在飛機上，由重慶飛往台灣了。
但是文物還沒運到。
當時的柏溪不通公路，班鎮中、程行可和何九思在路上耽誤了不少時間。直到12月27日才到達柏溪，隨後三人經過整整一個通宵，把38箱文物裝上小船，28日中午時分運抵重慶成渝碼頭。此刻的重慶早已陷入了無序狀態，「###」派出的三輛卡車堵在路上，運載文物的船隻不敢靠岸。杭立武只得趕往空軍第五軍區司令部懇請延期起飛。司令部的回答是，最多只能等到29日，再晚，不是飛機等還是不等的問題，而是根本就走不了了。
1949年11月28日，已升任「###」部長的杭立武率領一班工作人員等候在重慶白市驛機場的停機坪上。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終於，第一車文物13箱由張來福押運於下午4點半抵達機場，第二車12箱由一名陳姓工友押運於下午5點50分也趕到了機場，然而第三車，也就是最後一車，仍然未到。
夜晚降臨了，一邊是遠處清晰可聞的解放軍攻城的槍炮聲，一邊是空軍飛行員的催促「再不飛，就來不及了」。就在大家幾乎快要放棄的時候，午夜12點，陶懷中押著第三輛車，載著13箱文物飛也似地駛抵白市驛機場，杭立武和在場所有的人都大大鬆了一口氣。
可以裝機了，杭立武又發現了一個新問題。
按規定，運送這批文物去台需要河南博物館與杭立武等在現場清點文物並辦理交接手續，然而河南博物館的代表卻遲遲未到。而且由於時間倉促，這批文物既沒有清單，箱件上也沒有封條，更糟糕的是，有兩隻箱子已經破損，裡面的書籍隱約可見。如果在平時，這種情況下是無論如何不能裝機的。
情勢緊急，顧不了那麼多了，杭立武下令立即裝機。於是，就在這一夜的凌晨3點鐘，38箱河南博物館的文物全部裝上了飛機。
11月29日上午9時30分，兩架軍用運輸機騰空而起。233號裝載21箱文物，由由郭蓮峰、易價、秦銘新三人押運，當日下午4時到達台北松山機場，文物暫存國立編譯館。306號飛機裝載17箱文物，剛一升空就發生了機械故障，但當時機場形勢已十分危險，無法降落，於是改飛昆明，第二天由昆明飛海口，12月1日下午由海口飛抵台北松山機場。12月2日中午，全部38箱文物存入了台中糖廠倉庫。
在機場時運送這批文物，一個河南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也沒有。等文物到了台灣，不僅河南博物館的人來了，連本來跟博物館一點關係也沒有的河南人也來了，並自說自話地成立了一個「河南文物監護委員會」，要接管這批文物。運文物來台的###只好答應由他們推舉一人來管理，因為當時在機場沒有清點造冊，現在要把這個工作補上。沒想到由於日軍入侵，文物從開封匆忙撤退，包裝過於簡單，加之十多年舟車輾轉，根本沒有機會清理，其中大部分的陶器和銅器都已經破損，圖書檔案也有不同程度的霉爛現象。最可惜的是，因為啟運時太過慌亂，許多甲骨上的臘板沒有取下，如今，臘板早已霉變，傷及了這部分甲骨。
這批文物一直由後來成立的「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代為管理，1956年3月，台灣「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即現在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前身在台北成立。經在台的河南籍人士同意，這38箱精品文物移交該館。可以說，如今的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就是在這38箱文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第七次遷移:最後的飛離
12月9日，成都新津機場，國民黨當局一批政府官員——「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副院長朱家驊、秘書長賈景德、「政務委員」陳立夫以及「###」部長杭立武——即將從這裡撤離大陸，前往台灣。
飛機還沒起飛，一幫人等候在機場上。別人還好，唯獨閻錫山表現奇怪。他隨身攜帶著兩口箱子，一口被他坐著，另一口放在手邊，神情恍惚，身體微搖。杭立武一到機場便發現了閻錫山的反常，但他以為那是因為「行政院長」正陷入自己的去國情思之中，因而沒作他想。直到朱家驊和陳立夫把他叫到一邊，幾句話一說，杭立武才知道，原來閻錫山的箱子里裝的是黃金！而機場上的政府要員們，都正在為閻錫山的黃金犯愁——飛機小，人多，本身就已經超載了，如果閻錫山還要帶上他的黃金，大家性命堪憂。但閻錫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組織太原起義，至1949年逃離大陸，長期統治晉綏一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人稱「山西土皇帝」，想要勸他在這關鍵時刻放棄黃金，實屬痴心妄想。
杭立武與閻錫山關係一向親厚，朱家驊和陳立夫便把勸說閻錫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杭立武想半天，想了個主意出來，由他、朱家驊、陳立夫三人共同簽字給閻錫山寫一封保證書，只要他肯放棄這兩箱黃金，到台北後由他們懇請蔣介石照原數補給他。
這書生氣十足的建議馬上被朱家驊否決了。
三人商議半天，沒有結果。一籌莫展之際，一個誰也沒想到的人——張大千——突然來了，帶來了新麻煩。
張大千乘坐的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張群的座車。車子開得極快，風馳電掣衝進機場。車未停穩，張大千便跳下車來，徑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說，他帶來了78幅敦煌臨摹壁畫，要求與這批畫同機撤離。
張大千的請求遭到朱家驊等人的拒絕，說飛機已經超載了，你那畫又不只是幾張輕飄飄的紙，那麼重，還要加上一個你，怎麼可能？
但杭立武知道，這78幅敦煌臨摹壁畫雖非古物，其價值並不低於真正的古物。他想要帶走這批畫，但眼前這架飛機的確再也載不下一個人和78幅畫的重量了。朱家驊和陳立夫對杭立武說:「保護文物是你的責任，你要履責，我們不反對。你去說服閻錫山丟下黃金，把張大千和他的畫帶走吧。」
民國末期，通貨膨脹，紙幣如廢紙，政府官員的薪水都以黃金代替，閻錫山的金條也部分來源於此，想要讓他丟下絕無可能。而且此去台灣，前路茫茫，誰也不知道將來的景況，非要讓人丟下活命的保障，也屬過分。
然而，杭立武畢竟非一般人可比，他轉身從飛機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對張大千說:「這裡有二十幾兩黃金，是我的全部積蓄，現在我把它丟下來，運你的畫去台灣。但是，我有一個條件，這個畫將來不屬於你，你要捐給故宮博物院，捐給政府。」
張大千滿口答應。
杭立武又說:「口說無憑，你要立個字據。」
張大千從身上摸出一張名片，當場在名片下寫下了今後將畫捐給故宮博物院的憑證。
就這樣，最後一班飛機載著5名黨國要員，一名藝術大師、兩箱黃金和78幅名畫，一同飛抵了台北松山機場。
到台北之後，杭立武便將那78幅畫交給 「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保管。交接時進行清點，發現那78幅畫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臨摹壁畫，其餘16幅是張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畫。
從內心深處來講，張大千對他那78幅畫是萬般不舍的，當初之所以答應杭立武的要求，不過是情急之下的權宜之計。但他是個聰明人，知道不能直接向杭立武索取，以免授人以出爾反爾的話柄。抵台幾天後，索要壁畫的借口就給他找到了，而且還非常之冠冕堂皇——送敦煌壁畫去印度展出。
杭立武明白這是個借口，但送國外展覽是好事，便沒有阻攔，只是一再叮囑張大千，一定要言而有信。
印度展覽結束後，張大千又把這批畫帶到巴西，直到1969年才兌現承諾，託人送回台灣，重歸台北故宮博物院。
至此，從1948年12月21日中鼎輪的起航算起，到1949年12月9日新津機場國民黨最後一班飛機起飛之時為止，從大陸到台灣，共運出多少文物呢？
海運:中鼎輪、海滬輪、崑崙艦在64天的時間裡，從南京共運出分屬六個機構的文物和檔案5522箱，其中故宮博物院2972箱、中博籌備處852箱、中央圖書館644箱、中研院史語所976箱、北平圖書館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數量雖遠不及抗戰期間南遷的文物，卻佔到了當時全國精華文物中的95%。台北故宮博物院，便是在這批文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空運:白市驛機場運出河南博物館文物38箱，新津機場運出張大千62幅敦煌臨摹壁畫和16幅私藏古畫。
此外，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政府從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將其在中國境內瘋狂掠奪的部分珍貴文物分裝109箱，分7批陸續歸還中國。第一批4箱已由崑崙艦運至台灣，其餘105箱則從日本直接運往高雄港，再轉運台中糖廠。
如此算來，除張大千62幅敦煌臨摹壁畫和16幅私藏古畫外，直接間接運往台灣的珍貴文物一共有5606箱。這5606箱文物中，屬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中央圖書館的，都相繼歸還，河南博物館的文物送到了台灣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即後來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剩下的3879箱25萬多件文物屬中博籌備處和故宮所有。
1965年8月，中博籌備處和故宮合併，1965年12月,台北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歷經顛沛流離的國寶們，終於有了一個安穩的居所。
瀉藥
1944年3月，蔣介石下令在中央設計局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作為收復台灣的籌備機構。4月17日，以陳儀為主任的台灣調查委員會正式成立時，聘任的委員中即有中山大學教授丘念台、國際問題研究員李萬居等學者。在他們的建議下，調查委員會對台灣社會狀況進行了詳細分析，並提出了儘快培訓各類幹部、以便順利接收的建議。為此，國民政府組辦了「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和「台灣幹部講習班」，為收復台灣著手培養幹部。到1945年4月，共培訓台籍幹部130多人。這批學員大部回到台灣擔任中級以上領導，為光復後台灣社會的順利接管提供了良好的幹部人力儲備。
當時台灣島內各類專業人才嚴重缺乏，學校教師緊缺最為典型。據1944年《朝日年鑒》統計，全台中等學校教員2033人，台籍僅100人，不及0.5%；小學教員15483人，台籍僅7161人，佔46%； 1841名大學教員中，台籍600人，其中教授僅一位。1944年5月初，陳儀就曾致書教育部長陳立夫：「收復前教育上必須準備的工作，第一是師資的師資，即師範學院、師範學校的教員。第二是中等學校的行政人員。至於小學教員（缺）太多，無從準備，只好以後再說。」 15日，他進一步補充道；「弟以為收復以前所急要預備地只限三種人。(一)中等學校校長約計四十九人。(二)中等學校的教務、訓育、總主任每校共三人、合計一百四十七人。(三)師範學院，約共計五十人。以上共計約二百五十人左右，最好於收復前預備。」陳立夫收信後，即命各部研究籌劃，擬定在國立海疆學校設科培植人員，並另行編輯國語、國文和歷史教材。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籌備接收事宜。台灣調查委員會通過《台灣接管教育計劃草案》，明確了台灣教育機關和學校接管的具體計劃。根據這一方案，台灣各類專門學校、中等學校以及國民學校，由台灣省政當局接收，而台北帝國大學及其附屬單位則由教育部負責接收。由於戰後日籍教師大批遣返，補充和培養師資成為重建台灣教育工作的急中之急。行政公署接收台灣後，一方面成立了教育甄選委員會，在台灣本省甄選、考選、訓練教員，還設立了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採用短期培養方式儘快就地補充培養。另一方面多渠道、多層次向大陸各省徵選教員，以解師資緊缺的燃眉之急。9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召開戰後全國教育善後工作會議，特別規定「在內地舉辦志願赴台灣任教的教師登記」。1946年2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電函廈門市政府，在閩南招選240名師範畢業、年齡26歲以上、能操國語及閩南語的語文教員。至9月，計有小學教員600多人、中學教員400多人赴台任教。11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又在重慶、北平、上海設立臨時辦事處，計劃在3個月徵選兩地400名中小學教員赴台。
光復初期，廈門大學的8位結業生從閩西長汀出發，輾轉經福州，於1945年9月抵達台灣任教。1947年海疆學校首屆畢業生「計162人，多服務於台灣等地」。當時台灣中學的美術音樂教師，幾乎都是杭州國立藝專和福建音專畢業生。僅廈門大學在3年間，就有300多人到台灣工作。而河南大學也有40餘人赴台服務。大批專業人才赴台從教，使戰後台灣教育的恢復全面展開。至1946年底，全台中小學教員增加9000人；中學生增加25000人；專科以上的學生增加2500人。不少台生還參加了中央政府在台灣舉行的司法考試、文官考試及海軍軍官的招錄考試。
日本人先後在台灣設立了台北帝國大學、台北經濟專門學校、台中農林專門學校、台南工業專門學校等5校。這些學校 「規模雖甚宏大」， 但「多為日人而設，台胞很少有享受教育的機會」。光復後，國民政府即將這些學校接收過來，台北帝國大學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台灣區教育輔導委員會接收，改組為國立台灣大學，內分文、法、理、工、醫、農六學院。台北經濟專門學校由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接收，改為省立台北商業專科學校；台南工業專門學校由教育處接收後改為省立工業專科學校，1946年10月改為省立工學院。光復初期，當局還於1946年6月設立了省立師範學院，1948年秋，又設立了省立台北工業專科學校。光復之初，台灣部分人士還創辦了私立延平學院，後因師生參與「二二八事件」而被當局查封。這些學校廢除了舊招生制度上對台胞的限制，大學入學率迅速擴大。1946至1949年間，台大學生數分別遞增2983、3176、4112、5909人。
作為在台設置的唯一國立大學，教育部長朱家驊直接部署了台北帝國大學的接收。1945年9月，朱家驊在重慶約見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所長羅宗洛，委派前往台灣接收台北帝國大學。12月中旬，教育部明令台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羅宗洛為代理校長。12月，蘇步青、陸志鴻、蔡邦華、杜聰明分別被聘為理、工、農、醫學院院長。1946年7月羅宗洛辭校長職，由陸志鴻繼任。關於陸志鴻，當時文學院長錢歌川有過中肯評價：「陸志鴻校長是一個好好先生，勤奮有餘、魄力不足。」 由於當時台大人事任命權掌握在行政長官公署手中，種種工作一直處在停滯狀態。文學院「原有的教師都遣送回日。
「二二八」事件後，隨著長官公署撤廢，原公署文教人員轉入台大，原教育處長范壽康轉任文學院哲學系教授，編譯館館長許壽裳轉任中文系主任，而黎烈文則到台灣師範學院任教。1947年8月，文學院改為哲學、歷史、中文、外文四系，許壽裳任中文系主任。許「到職後，積極任事，並與台靜農等舊友共事，認真擎劃中文系課程與全校國文教育規劃」。在許壽裳多方奔走下，原編譯館的周學普、楊雲萍、謝康、李何林、周家鳳等分至外文、歷史、中文各系任教職。「從某種角度來看，長官公署文教勢力在公署撤銷後大量轉入台灣大學，而許壽裳正是他們無形的領袖」。有學生回憶：「一學期過後再回到學校，發現整個樓全成了中文系的研究室，分別以『總集』、『專集』、『近代』等命名」，「我們看了精神為之一振，覺得我們的中文系是很快地在進步、改善。」
1947年夏，許壽裳任中文系主任時，台靜農是中國文學史任課教師。此課由外文、中文系共修，只有陳詩禮、葉慶炳兩個學生。1948年許壽裳辭世後，台靜農接任中文系主任。在延續許壽裳辦學思路的同時，先後邀聘劉仲阮、洪炎秋、戴君仁、鄭鴦等為教授。在學風上，他在力避來自官方政治干預，專意培養獨立思考精神和學術自由風氣，一掃中文系保守作風。台靜農執掌中文系的20年，從系務籌劃、師資聘任，乃至課程設置、提攜後輩等諸種情形，隱然可見到當年「五四」後的北大風範。他嚴謹的治學風格、寬厚的待人原則與執著的人生追求，影響了台灣一代學人。台灣學界讚譽他：「學問、襟抱、道德、文章，猶令後學敬仰。」
光復初期，要實現台灣從日據「皇民化」到「中國化」轉變，語言文字是核心問題。許多學者以推廣國語、國文教育為使命，應邀赴台開展工作。1945年8月，浙江大學鄭曉滄應邀赴台。在歷時月余考察了台灣城鄉山區教育後，他寫信給台灣省政府，建議「多撥經費，進一步加強國語推行委員會工作」。此後不久，魏建功赴台組建了「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重慶、上海等地多位專家應邀加盟。他們通過編訂漢語拼音國語教材，舉辦國語示範廣播，在各縣市相繼設立的「國語推行所」，將普及國文、國語的工作全面鋪開。應台灣省訓練團電邀，廈門市短時間代征了多位「大學出身的、曾任高中國語教師及通閩南語者」赴台擔任訓練團國語教員。廈門大學郭一岑、陳景磐、虞愚教授亦先後赴台，在公私立中小學校長、教導主任暑期訓練班講課。
光復初期，大陸赴台參觀、考察團體絡繹不絕。據統計，1947年，廈門大學、福建醫學院、福建農學院、國立海疆學校等校都組織了赴台考察團。而大陸教師赴台短期講學也比較活躍。1948年8月，廈大哲學教授虞愚應台灣省政府之聘，為該省教育人員暑期講習會作專題演講。12月初，廈大法學院院長王亞南應台大之請前往講學；中研院數學所姜立夫、胡世楨、王憲鍾研究員及楊忠道、廖山濤、陳傑三位助理員亦在島內短期服務。這種短期講學、培訓活動，時間雖短，但對提升台灣文教隊伍結構發揮了一定作用。國民黨政府敗退之際，一直計劃高級知識分子南撤赴台。1948年1月，平津形勢趨緊，朱家驊在蔣介石授意下謀劃「搶救」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300多人，包括胡適、梅貽琦、湯用彤、毛子水、羅常培等。12月，除清華梅貽琦等25人和南開大學代校長何廉南下外，所有教授都選擇了留下。淮海戰役後，國民黨當局又企圖將中央研究院遷台。1949年4月，在中央研究院會議上，社會、地質所公開拒絕。中研院14個單位，除辦事處、史語所外， 12個留在大陸。506名學者中，遷台80人，佔6.8%。由於不得人心，到台灣的高級知識分子並不多。中研院81名院士中，華羅庚、蘇步青、茅以升等60人留守大陸，胡適、陳省身、吳大猷等12人遠走海外；只有朱家驊、傅斯年、董作賓、吳敬恆等9人輾轉到台。而在1949年科學社理事會27位成員中，只有1人去台。毫無疑問，更多的人選擇了留下。
中研院遷台單位中，史語所在傅斯年努力下還算完整。館藏14萬件文物、7萬張金石拓片和31萬件內閣大庫檔案都運到了台北。圖書館主任黃寬重回憶說：「從大陸到台灣，大部分的重要資料、書籍，比如明清檔案、漢簡、俗文學及善本書等等都帶過來了」。甲骨文發掘人董作賓也隨文物遷台，出任台大教授，講授古文學和殷商史。當時，中研院每月日常費，僅新台幣兩萬六千元。而史語所遷台後，搬過去的書籍、文物、材料裝箱堆在一起，無處上架，困窘異常。但即使如此，該所仍在困難中培養了大批歷史、語言人才。新考據史學在傅斯年、胡適、董作賓等人耕耘下，成為台灣佔主導地位的史學流派，推動了考古學發展和商代歷史研究，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表——1姓名 生卒 籍貫 學校 學歷 專業凌純聲 1902一1981 江蘇武進 巴黎大學 教育學 民族學苗逸夫 1898一1990 江蘇漂陽 東南大學 外文系 人類學高去尋 1909一1991 河北安新 北京大學 歷史系 史語學石璋如 1902一2004 河南僵師 河南大學 史學系 考古系方東美 1899一1977 安徽桐城 威斯康辛大學 哲學系 新儒學蔣復聰 1898一1990 浙江海寧 清華大學 圖書館 圖書館學趙麗蓮 1899一1989 廣東新會 萊比錫學院 音樂系 外文系方豪 1910一1980 浙江杭縣 聖保祿神學院 歷史系 歷史系錢思亮 1908一1983 浙江杭縣 伊諾伊州立大學 化學系 化學系1949年敗局已定後，國民黨當局曾有計劃將北大、清華、北平藝專等校南遷，後還有遷浙大、復旦、廈大的企圖，不過都遭到了抵制。在節節敗退中，教育部曾動員各大學校長及重要教員跟隨撤離，並在南京、廣州、重慶設立委員會，接待跟隨撤離的教育界人士。到1949年7月，總計接待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396人、學校63所。在國民黨政府挾裹下，少數對共產黨政策不了解、不理解的師生隨之遷移。例如，1948～1949年間，河南大學蘇州分部計有校長姚從吾、前訓導長杜新吾，及包括農學院、醫學院、產護校在內師生300餘人赴台。而原校長張鴻烈、李敬齋、查良釗、鄧萃英、劉季洪、王廣慶、田培林等也從各地赴台。原西南聯大學人中有約210人遷居台灣，其中多為學界翹楚。他們共同構成了台灣大學和中研院的班底，引領台灣學術研究的潮流。
除台大外，新成立的省立師範學院也成為去台知識分子聚集的一個淵藪。1949年6月，梁實秋偕妻女抵台，出任「國立編譯館」人文組主任。年中，受省立師範學院聘請，擔任該校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職。1955年6月，省立師範學院改為台灣省立師範大學，被聘文學院院長。在主政文學院廿年間，他創立課程、慎選師資，並取得美國亞洲協會資助，創辦英語教學中心。此間國文系歷任主任計有張同光、高鴻給、程發初等；歷任所長為林尹、李漁叔等，師資與台大中文無分軒輕。學生王邦雄回憶：「師大國文系號稱全國第一大系。為了培養需求量最大的中學國文師資，每年級有三、四班之多，外加夜間部兩班，真的是兵多將廣，軍容壯盛」。
至1954年，在去台學人努力下，台灣已有台灣大學、師範大學、省立農學院、省立工學院等一所大學、三所學院及六所專科學校，均在師資及學科建設方面走上了正軌。1954年起，由於「反攻大陸」遙遙無期，而社會用才孔急，當局陸續開放大陸各校在台「復校」。第一批有政治大學、東吳大學，隨後輔仁、清華、交通、中央等大學也陸續 「復校」。1951年，東吳大學旅台同學會在台北漢口街重建東吳大學，當時僅設法政、商會及英文3科；1955年12月，梅貽琦籌設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1956年初，在新竹復校，只有一個研究所和十八名研究生，任課由台大教授兼任；1957年5月，教育、國防四部會呈行政院，請求恢復交通大學。1958年6月，交大電子研究所成立。由於當時「大學重建」和「遷址」實際上是新建大學，規模不可與大陸母校同日而語，系科也不齊全。有的著名大學在「恢復」初期，只有一個學科，其專業教育特色十分明顯。
1954 陽明山士林鎮 私立東吳法學院 蘇州東吳大學
1954 台北縣木柵鄉 政治大學 南京政治大學1955 台中市西屯區 私立東海大學 大陸13所教會大學1956 新竹縣新竹市 台灣清華大學 北平清華大學1958 新竹縣新竹市 台灣交通大學 大陸四所交通大學1960 台北縣新莊市 私立輔仁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1962 桃園縣中壢鎮 中央大學 南京大學1980 高雄市鼓山區 台灣中山大學 廣州中山大學1949年，浙江大學遷台灣部分，文理學院併入台大，工學院部分注入省立工學院。1955年8月，省立工學院升級為成功大學。其未能復校者，則辦起中學，如金陵女大學校友創辦了金陵女中，復旦校友在桃園籌設了復旦中學。正如吳伯雄南京大學演所說：「當時在大陸的名校校友到台灣來,一心一意懷念、愛護原來的學校，紛紛在台灣復校。但學校彼此之間絕對不是鬧雙胞、打對台，而是基於共同擁有的歷史、校風，擁有的很多人才，在台灣跟大陸有一樣校名、一樣校史。」以法律系聞名遐邇的東吳大學，英文名就叫「Soochow University」（蘇州大學）；而清華「西山蒼蒼，東海茫茫，我校莊嚴，巍然中央！」的校歌亦是與大陸清華學子同歌共勉的。
遷台過程中，由於國民黨當局敗退太快，不少隨遷院校難以跟進。如南京解放後，中央政校南遷廣州，10月終經重慶、成都辦學後解散。1948年11月，南陽十六所中學、五千多名師生組成豫衡聯中，由湖南零陵、經廣西抵達越南，1953年6月，輾轉到達高雄，僅餘208人。而劉安祺兵團所統15萬人還包括了青島各臨時中學師生近萬人，台當局在澎湖設為他們設立了臨時中學。而山東聯合中學8000多師生從武昌經粵漢鐵路風雨苦行，最後由廣州來到台灣。1953年當局在南部設立了員林實驗中學，輔導他們完成學業。他們中有後來寫了《野鴿子的黃昏》的王尚義，也有民國史專家、1992年當選中研院院士的張玉法教授。據台灣學者徐有守統計，1949年大遷徙100多萬來台移民中大約有 三、四萬大專院校及初高中流亡學生。這些學生多是離鄉背井流亡來台。為了籠絡青年，當局對於其進行了救濟安置，委託各教育廳局代辦流亡登記，設臨時接待站管訓27200多人。台北七洋行公司大樓，三層樓住了至少四千名流亡學生。西南聯大教授陳雪屏主持的台灣教育廳，對大專畢業具有中學教師資格的流亡學生，聘為教師；未畢業的學生則任命為學校職員，許多中等以上學校因此注入了新鮮血液。有志入學深造青年，經甄試合格後，核撥救濟金設法輔導就學。他們中產生了不少專家學者、大學校院長和各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棟樑之材。1949年是一個關鍵的年份。隨著國民黨政府遷居台灣，大批軍政官員、公教人員和普通民眾開始了現代史上一次大規模的南遷行動。據台「內政部」統計，1946年，台灣地區的人口約609萬。而到1950年時已達755萬，增加了146萬餘人。這一數字包括了政府官員、武裝部隊、企業員工，知識分子以及大專院校和初高中流亡學生等。這群外省籍人不少是大陸社會精英。由於他們所帶來的知識、強烈的文化意志、組織治理力及發展經濟方面的能力，正好填補了那時剛從被束縛、被壓制的不平地位解脫出來的台灣各方面的空虛，並為後來台灣社會發展提供了人才資源儲備。
今天台灣遍地大學，遍地博士碩士，台灣學生比大陸學生更容易到歐美留學，很大程度上要感謝國民黨在台灣的教育和建設。
陳水扁赤貧家庭，讀著國民黨建設的大學，本碩畢業後成了一個律師；蔡英文本碩博都是學法律的，民進黨四大天王，謝長廷、蘇貞昌也是讀著律師出身，呂秀蓮也是學法律的。
而且根據《台灣總督府職員錄》的資料顯示，柯文哲的祖父柯世元自1924年起開始擔任教職，職位是」新竹州新竹第一公學校訓導「（今新竹市新竹國小），1926年調往」埔頂分教場「（今新竹市龍山國小），1927年再調回」新竹第一公學校「；1932年調任」新竹州新竹第二公學校訓導「（今新竹市北門國小），1940年調任「新竹州新竹第四公學校訓導」（今新竹市民富國小），1941年調任」新竹州新竹市新富國民學校訓導「（今新竹市光復國小）；1944年配合總督府政策，改名為」青山觀也「。
當了皇民的柯世元在日殖時期共擔任21年公職，當來當去，調來調去，都是」訓導「，也就是現在的小學教師，連當」教諭「的資格都沒有，教諭就是中學老師。而他的兒子柯文哲今天是醫學博士。最後中國國民黨為首的外省精英們在台灣七十年嘔心瀝血培養了一大批高學歷的台獨人才，同心協力掏空了「中華民國」。
果黨最重要的當然是千古完人的常公咯！難道還有比他更重要的人么？有詩為證「天不生常公，萬古無完人。」論文武兼備，常公「文能賦詩啊革命，武能女裝刺煥卿。」論其治黨治國之公正，常公能「秉公槍決鄭三發」論修身養性：「日記三省吾身」「每逢嫖賭是畜牲」論言行一致，常公完全做到了：「遺忘介梅，霸業遂成」「佛前立誓，誓言成真」「地圖圈點，開疆拓土」論兵法謀略：常公熟練掌握了水火本源，能教千里江山化澤國，千年古都化灰燼的能耐，縱使古之共工祝融復生也多有不如。尤其是「一日轉進三千里，南京重慶一日達」的能耐，經常使得日寇追之不及，已然使得日軍成為疲憊之師。不愧是當年公然「揚鞭洗馬於倭寇國土」的男人。所以果黨隱退寶島，所攜帶最為重要的人，莫過於常公和常公的日記本。
帶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總司令蔣介石。
試想此人不走，無論是被公審還是特赦，中國對於近現代史的若干問題和抗日戰爭的若干問題恐怕都會有不同的定論。更不要說兩岸問題了。
這是國民黨撤走的最重要人物，沒有之一。
……各位是否有過這樣夢想，中國人每人給我1元錢，我就擁有14億元，成為億萬富翁了。蔣介石已經替你們實現了這個夢想，蔣從大陸帶走的黃金、美元等，現在看微乎其微，但這是用大陸5億人的家底，去繁榮800多萬台灣人，何況當時的家底即使對5億多大陸人來說，也不是可有可無。
……1、黃金、美元等硬通貨
自1947年2月，國民政府實行緊急措施方案後，即出現資金逃流海外現象。隨著軍事上的慘敗，逃資更加劇。據1949年3月25日聯合社報道，國民政府的金銀外匯儲備2.75億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過1/3，約0.73億美元的儲備已運台灣，余均存國外。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兩次下令用輪船從上海運走國庫黃金277 5358兩、銀元1520萬枚、美元1537萬元、珠寶以及大量外匯，總價值約5億美元。」 （可以說，277萬兩的黃金數目確實是當時中國國庫的絕大部分儲備。據後來中國國家檔案館資料顯示，新中國成立時，在國庫中只接收了6000多兩的庫存黃金。
……2、工廠設備、文物等。
當然還有「在上海解放前的幾個月里，蔣介石動用軍艦將大批機器設備、布匹等物質向台灣轉移，僅從上海一地就裝走了1500多船。蔣介石還逼迫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孫越崎將一些重要的工廠拆遷運台，將珍藏在南京故宮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宮所藏曆代古玩字畫精品，包括銅器、瓷器、玉器、字畫等1424箱，圖片畫冊1334箱，歷史檔案204箱，合計文物23萬多件全部搶運到台灣。」
……3、各種工業化人才。
台灣擁有科技人員3萬多人，和大陸的科技人員數相當——來源：美國耶魯大學亞洲經濟研究中心出版叢書之《台灣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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