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國際權威期刊《Science》發表了一篇文章《Civichonesty around the globe》，通過一個實驗對世界主要國家的公民誠信度進行排名。

過程是這樣的：

實驗人員在全球40個國家中選取了355個城市（每個國家最大的5-8個城市），投放了約17000個錢包進行實地測試。

中國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西安、杭州、成都。

為了確保統計數值真實，實驗選定了五類地點：1、銀行；2、劇院，博物館或其他文化場所；3、郵局；4、酒店；5、警察局，法院或其他公職單位。

而後由實驗人員扮做遊客，將錢包親手交付到以上地點的工作人員手中，借口撿到了錢包，交代一通後就借口太忙先走了。

錢包是透明的，能讓人從視覺上直接看到是否具有價值，分為「有錢」和「沒錢」作為兩組對照。

錢包內附有名片（採取測試國語言），唯一聯繫方式為名片上的郵件地址。

為了保證價值可比性，貨幣都是經過購買力換算的等價面額在中國這個數字是49人民幣。

錢包成功交付以後，實驗人員依據100天內預留信箱是否收到反饋來作為決定數據。

經過數年的漫長測試，他們終於有了分析結果，排名如下：

別從上往下找了，中國就在最後，倒數五名分別是中國，摩洛哥，秘魯，哈薩克和肯亞。

中國僅僅有8-20%的人聯繫了失主本人。

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如果說，這些錢包是隨機扔在地上的，那麼中國在任何排名我都無異議，因為純屬瞎扯淡。

但是，這篇論文不管從樣本選取、變數控制、群體限定和計量方法貌似都很科學，堵住了很多實驗漏洞。

如有人質疑，中國人不習慣使用郵件，但是實驗者想到了這點，大城市酒店前台你們是用郵件的吧，還專門做了酒店歸還的排名：

中國變動不大，比「副班長」進步了一位。

再從各國GDP做出的回歸排名：

這一次，中國進步明顯，但仍處在倒數第五，不過這個排名倒是能發現燈塔國的德不配位，容我們冷笑三聲……

作者在原文中也已經說明，他們已經「最大限度」控制了諸如交付人性別、年齡、忙碌程度、是否有監控、是否說英語、是否聽明白了需要做什麼、是否友善、是否本地人、是否有保安和他人在場幾個必要因素。

詳實的論證，有理有據，這估計也是能上《科學》雜誌的重要原因。

但是，這個實驗就真實反應了結果嗎？中國人的誠信真的如此不堪？還是說這個結果只是實驗人員想得到的結果？

作者在摘要中指出：「公民誠信對社會資本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但往往與物質利益相衝突。」

這話沒問題，但你樣本設置和中心思想就存在很大問題了。

來比較一下人口數量和來自論文的補充材料的投放量：

阿聯酋：人口970萬，樣本400

英國：6510萬，樣本1132

美國：3億2925萬，樣本1000

中國：13億8468萬，樣本400

中國近14億人口，還是在幾個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城市，樣本投放只有400，和970萬人口的阿聯酋等量，這中間差的不是一個數量級啊。

然而美國與英國卻都比中國多了近3倍的樣子，如此人口基數換算，我笑出了殺豬聲。

測試中唯一的結論獲得方式，是通過發送指定郵件來判定。

那麼問題又來了，雖然國內幾個大型酒店中，郵件使用的比例比其他部門相對高。

但是酒店前台經常使用個人郵件的又有幾個呢？如果把聯繫方式換成微信或者QQ，那麼瑞士估計也要排倒數。

與其說測試誠信，倒不如說測試酒店的國際化運營的成熟度和熱情度。

另外還有一個不可控就是文化因素。中國一般來說失物招領，特別是酒店、警局這類地方，都是放在前台，被動等待領取的情況較多。

我在國內四星級酒店以上遺失過多次物品（略丟人），幾乎沒有一次是酒店主動打過來的，但是你只要回給前台，基本上都有保存。

而中國人普通人一般對待失物的邏輯，一般有那麼幾個步驟：

1.首先會問這是誰的，有無人認領；

2.查看金額及重要度，如果超出了預期，有聯繫方式會主動聯繫，沒有則會交給警察或者相關工作人員；

3.如果只是一個皮夾子無任何有用資料，大概率會放在原地。

而這一次，我們很明顯的能看到錢包里的價值無非就三種，名片，49塊錢，還有一把鑰匙。

作為一個經濟騰飛的國度（容我自信一下），一般人換做是你丟了，大概率只是「哦豁，丟了幾十塊」，然後忘記了。

同時，中國人都很忙，沒看見「2000萬人在北京假裝生活呢」？？？

再則，文中稱，「他們也沒有預想到，在幾乎所有的國家，公民都更願意歸還裝有更多錢的錢包。」

排名中，幾乎每個國家都顯示了這一共同點，除了墨西哥，要說不夠誠信，大概只能得出雞肉卷人民稍微有那點意思吧？

玩笑歸玩笑，中國人真的很忙，壓力很大，而這不是走在一個中心大街上都看不見幾個人的北歐這些高福利國家人民能想像的。

在國內大型酒店，前台開小差會被罰款，服務不到位會被罰款，動作慢了會被排成長流一樣的客戶投訴……

大聲告訴我，哪有功夫給你發郵件？

因此，「撿到一分錢的故事」並不適應當代中國越來越緊張的城市生活，守株待兔式的失物招領成了優選。

這個實驗模式，很明顯無論從行為習慣、利益相關還是聯繫習慣上，都與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完全不對路數。

那麼出現與所謂實驗結果的正相關的數據，在這裡就要畫上一個大寫的問號了。

實驗人員想用數據對誠信進行量化排名，他們卻忽視了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習俗差異。

但就這個最不可控變數，成為了干預實驗結果的最直接因素，這還是在不以「政治正確」為前提的解釋下。

極富爭議的問題是，通過所謂「有理有據有實踐」的方式，得出的「全球公民誠信排名」，很有可能成為一種政治路線的風向標。

設想，當兩國人因為任何話題如道德、科學、人文的理解爭辯得不可開交時，A國人話鋒一轉，指著B國人說，看，根據「xxxx排名」，你國最差，最沒有xx，你有何資格與我談論？！

而一旦上升的國家與民族等高度，又可能成為一些國家的攻擊論證。

君不見每年針對中國發布的各種各樣如人權報告、軍力報告、社會制度報告，哪個不是「論點充足」、「數據詳實」？

每每看到這些文章，都能嚇得我從床上蹦起三丈高，點根煙憂鬱的望著窗外的車水馬龍，高樓大廈，差點就信了這是我生活在的水生火熱之中。

總而言之，當科學與文化沾上了惡意的政治化氣息，就已經變得不純粹了，更難以想像這還是以嚴謹、權威著稱的《science》發表的學術論文。

遙想當年納粹，希特勒不斷的鼓吹雅利安人種高貴論，無數「專家學者」也拿出了「科學的依據」為其站台。

即便戰後的歐洲大陸，仍有「精德」政客為納粹翻案叫屈，如莫里斯·巴代什污衊抵抗運動戰士是「反合法政權的叛亂者」，專門以「學術」的方式抨擊紐倫堡審判和否認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1978年，里昂大學教授羅伯特·福里松還發布名了為《安妮日記可靠嗎？》的新書。

宣稱二戰中被納粹殺害的猶太人安妮·弗蘭克是假的。他在法國《世界報》上發表公開信，聲稱不存在納粹用毒氣室消滅猶太人的事實。

所以，這一篇《science》刊登的論文，看過笑笑就罷了，無非又是一起從結論倒推過程的三流文章。

科學無國界，去除政治化，還仍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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