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商君學越國的范蠡，也許可以避禍。但從其專註於實現變法理想，推知商君不會因個人安危而離開秦孝公。

感覺假設難成立。

但是從法家的吳起，商君都未能善終，好像法家並不適閤中華文明這塊土地？但韓國的改革家申不害得以善終否定了此類懷疑。

從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法家人物的評價用語，慣用刻薄，少恩等詞可知，從普通人到官吏都不喜歡法家的「嚴而少恩」，即使現代也如此。

商君為主的法家，其改革往往會觸及權貴及利益集團的利益，雖說普通老百姓最終會受益，但普通人的見識是短視而淺薄的。血淚歷史告訴我們，人民的選擇一般會選有現世報利益但長遠看最差的方案。

商君只有遠離秦國，隱姓埋名也許可以避禍，但以秦當時武力囂張跋扈，即使離開秦國也未畢能善終。如同現代的阿桑奇，一旦得罪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