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李雪梅表示，較之甲骨、簡牘、紙本文獻，碑誌是更爲經典的本土性史料。石刻文獻兼具傳世和出土、官方和民間、實體和程序等特色，且有自宋代金石學研究的千餘年積累，使石刻文獻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構建本土學術話語體系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中國傳統法制文明的傳承基因，很可能就隱藏在碑石之中。

墓誌是碑刻史料中廣受關注的史料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李偉國表示，宋代墓誌銘類文獻是中國古代文獻和藝術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填補傳世文獻的空白。與純文本資料相比，其所能提供的歷史信息是立體的、多方面的。首先，墓誌銘實物中的文本，絕大多數具有原始性，石刻完成以後，可能得以隨其他載體流傳，也可能從此成爲孤本，因而具有特殊的價值。其次，墓誌類原始文本相對於同一傳世文本來說，具有無可爭議的準確性，而根據刻石文字流傳的文本，隨着時間的流逝，幾經翻刻、改動，難免發生差錯。再次，石刻文本的行款都是經過精心安排的，具有同類書面文獻所不具備的研究價值。

確立“碑本”的主體史料地位

談及利用碑刻從事相關研究需要注意的問題時，楊曉春表示，隨着碑刻研究關注度的提升，希望宋元時期的碑刻史料能得到更多的發掘、公佈和整理，更希望相關學者不僅就碑刻而研究碑刻，更要將具體的碑刻史料跟重要的研究話題結合起來，利用碑刻史料開展區域史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吳錚強認爲，可以利用墓誌文獻研究宋代地方社會的形態。地方的墓誌書寫是科舉官僚與地方士人、業儒富戶建立社會關係的產物，體現了儒家文化在地方的傳播。這是一個發生在相當複雜的社會網絡中的過程，其中充滿了不確定性，有待進一步開展研究。

但在李偉國看來，墓誌類文獻本身具有侷限性，其內容的客觀真實性需要有所甄別，在利用其進行研究時也需要予以注意。

李雪梅關注碑刻與公文相結合而產生的公文碑。她提出，公文碑既是傳統史料，也是新鮮史料。說它傳統，是因爲歷代金石志都有大量記載，傳世碑刻數量較多；說它新鮮，是因爲歷來系統整理研究者不多，偶見的個案研究，尚未充分揭示出這批史料的價值。

近年來，李雪梅的學術團隊一直在從事公文碑的整理研究，針對公文碑規範定名，碑石上公文的累刻、復刻現象，宋代敕牒碑、金代敕牒碑、宋金元公據碑等專題公文碑的整理集釋，做了大量工作。在調查研究中，她愈發覺得，研究關鍵點是以第一手資料——碑石本身或拓片爲主，確立“碑本”的主體史料地位。

李雪梅表示，理想的研究方式是對公文原件與碑石這兩種一手史料進行比較研究，但難度極大。退而求其次，以一手“碑本”爲基礎史料，在當下是可行的，值得大力提倡。因此，對法律碑刻尤其是公文碑的整理研究，僅在書齋中是無法完成的，需要花大量時間去訪查碑石，瞭解碑石的真實全貌。碑石文字是一種靜態的史料記載，但立碑紀事卻是一種動態的制度創設過程，故碑石的格式體例、刻立地點，印章、標朱，碑陽、碑陰文字的關係，均是碑石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

會議由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主辦。

責編：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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