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紅谷灘殺人案：精神病殺人並非無解
前幾天，有媒體爆出一件駭人聽聞的殺人事件：
2019年5月24日，傍晚，南昌紅谷灘新區鳳凰中大道路段。
1名患有躁狂症的男子萬某沖向正路過街頭的三名女子，從紅色袋子里掏出一把刀，毫不遲疑地刺向走在中間的沈某的頸部。沈某倒地後，萬某仍然繼續捅刺，持續約15秒後才向南跑去。
沈某經搶救無效死亡，而萬某行兇後把刀扔了，躲在事發地不遠的一個停車場，半小時後被警方抓獲。
萬某剛剛在一年前取得了相關部門發放的《殘疾證》，上面記載著他是精神三級殘疾。
該事件引發公眾的關注與討論，有兩個原因：
其一，這是一宗純屬禍從天降的無動機殺人，沈某是完全隨機的暴力襲擊的受害者；
其二，萬某患有精神病，依照《刑法》可減免刑事責任。
這讓人們在恐慌於「我也有可能成為受害者」的同時，對「傷害我的人是精神病不能處罰」的法律規定更加激憤，有媒體甚至提出「精神病人殺人是無解難題」。
但事實上，無論從法律規定還是從我們的實務操作，精神病人犯罪並非無解。
一、本案是否需要進行精神病鑒定？
我們在之前關於張扣扣案的文章《張扣扣案二審：一次失敗的精神病鑒定申請》中說過，由於精神病人往往可以在刑事案件中逃過死刑，司法機關往往也不大願意啟動精神病鑒定。
近的如張扣扣殺人案，遠的如邱興華殺人案，都是辯方堅持申請精神病鑒定，卻始終未被司法機關採納。
通常來說，司法機關啟動精神病鑒定的主要原因包括：
- 嫌疑人本人或家族有家族精神病史
- 嫌疑人的言行舉止明顯異於常人
- 長期酗酒、吸毒或濫用其他精神藥物
而在此事件中，萬某已有相關的醫院診斷為躁狂症，並且持有三級精神殘疾的《殘疾證》，這些足以證明他可能是精神病人，在此情況下，司法機關從程序公正的角度，也應對萬某進行精神病鑒定。
畢竟，司法機關在偵查過程中，既要搜集關於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證據，也有義務搜集關於嫌疑人無罪、罪輕的證據。
二、此精神病人非彼精神病人
長期以來，在關於精神病人的話題中，公眾的印象就是「精神病人犯罪可逃避刑責」。
事實上，這是一種呆板印象，這種誤解把醫學上的精神病人與刑法中的精神病人混為一談了。
- 醫學上的精神病人並不一定就是刑法中的精神病人。
在醫學上，只要病人患有一定的心理疾病（如抑鬱症），都可以稱為精神病人。這年頭，誰的心理還沒個問題呢？
而刑法中，只有因嚴重精神疾病而導致辨認能力、控制能力削弱的人，才因刑事責任能力的缺失而減免其刑事責任。
對於雖然患有精神疾病但程度較輕，不足以影響其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的，仍然要承擔全部刑責。
如本案中萬某的躁狂症、三級精神殘疾，在現實生活中並不算太嚴重（萬某的工友稱日常生活中沒感覺萬某有精神病），儘管對於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會有一定影響，但這種影響未必足以導致他對刑事責任的承擔。
2.精神病人作案時未必處於發病期。
躁狂症是一種間歇性發作的精神疾病，在發作期，病人會情緒高漲，表現為精力旺盛、言語增多、活動增多，嚴重時伴有幻覺、妄想、緊張等癥狀；而發作持續一段時間之後，病人會進入精神狀態正常的間歇緩解期。
而《刑法》規定，「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從本案的發生過程來看，萬某在事前準備工具，殺人後即擇路逃跑，有明確的脫逃意識，亦沒有明顯情緒高漲的外在表現（如異常亢奮），萬某在作案時未必處於發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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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病不是護身符
1981年，刺殺美國總統里根的兇手辛克利（John Hinckley）因精神疾病而逃避刑責，但是辛克利被宣告無罪（不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被送往精神病醫院持續治療，並未獲得自由。
我國的《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中也規定了類似的強制醫療程序：
對於實施重大暴力犯罪行為的精神病人，即使因不能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而不負刑事責任（無刑事責任能力人），經法院決定，送往專門的治療機構進行強制醫療。
因此，哪怕精神病人完全不負刑事責任，也未必就能重獲自由，而是變相監禁於精神病醫院之中。
這同樣是一種懲罰，只不過在刑法中，它不叫「刑事責任」，而是叫「保安處分」。
而且，哪怕是鑒定為部分喪失辨認、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人），也未必會減輕刑責。
刑法規定對此類人群的犯罪「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這意味著，也「可以」不從輕、不減輕處罰。
一年前的2018年6月28日，黃一川在上海世外小學浦北路校區門口持刀行兇，造成2名學生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死亡。
黃一川被抓獲後，鑒定為患有精神分裂症，在作案時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缺乏完全的辨認、控制能力。
但是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2019年5月23日對本案作出一審判決，仍然對黃一川判處死刑。法院在判決里寫：
黃一川系有預謀、有準備地在校園附近針對無辜兒童實施嚴重暴力，其犯罪動機極其卑劣，犯罪手段極其殘忍，犯罪後果極其嚴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黃一川雖經鑒定患有精神疾病，被評定為具有限定刑事責任能力，但鑒於其罪行極其嚴重，人身危險性極大，且其精神疾病對其作案時辨認、控制自己行為能力沒有明顯影響，故應依法予以嚴懲。
對於精神病人的犯罪，無論是法律規定，或是司法實踐的操作，都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精神病不是犯罪者的護身符。
四、被害方如何維權？
法律會對實施犯罪的精神病人作出公正的裁判，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被害方應當如何在此類案件中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
在刑事案件中，被害方的權益有兩個方面，一是刑事案件的認定與處理，二是自身索要賠償。對此，我們在之前的文章《律師能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做點什麼？》中已經詳細論述過，不再重複。
就精神病人的具體犯罪而言，被害方需要注意幾點：
- 被害方亦有對精神病鑒定機構的選擇權，亦可對精神病鑒定提出異議
這是很重要的訴訟權利。如果認為偵查機構選擇的精神病鑒定機構可能存在暗箱操作，或者對鑒定結論不滿，被害方亦可提出自己的理由，要求重新選擇鑒定機構或重新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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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害方可將精神病人的監護人一併列為民事被告
幾乎所有的精神病人犯罪事件中，監護人都有監管不力的情況（甚至毫無監管）。儘管無法追究其監管不力的刑事責任，但是在民事索賠時，監護人卻要因監管不力而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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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對方無力賠償，被害方也可以申請司法救助
有些精神病人或其家庭已經沒有經濟能力再對受害方作出賠償，這種情況下即使法院作出判決，也沒有執行的可能性。而被害方往往也急需一筆賠償款進行治療。
這種困境下，被害方還可以選擇向司法機關申請司法救助。
我國的司法實踐中，一直都有向貧困當事人發放司法救助的做法。
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連續發布了《人民法院國家司法救助案件辦理程序規定（試行）》、《人民法院國家司法救助文書樣式（試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委員會工作規則（試行）》，更是進一步明確了司法救助的發放程序。
相比於精神病人能不能處死刑，在被生活逼得走投無路時，被害人一方更加需要這樣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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