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宣告解放，時任軍管會主任和上海市市長陳毅在着手治理這座當年遠東最大的城市時，一連串的難題接踵而至，其中最棘手的是，百廢待興之際，不法資本家趁亂哄擡物價，投機倒把，市場如何平抑？金融如何穩定？陳毅將上海灘幾位工商界人士請到了辦公室“聊天”，探尋申城經濟固本復元之葯方，座上賓裏有位銀行家，正是上海浙江興業銀行董事兼總經理項叔翔。

項叔翔當夜起草了兩份材料，一份是着力推進上海進出口貿易的建設性措施，另一份是將上海銀行、錢莊、信託三家公會改組成統一的同業公會的意見書。很快，得到了軍事管理委員會金融處的首肯，並由他牽頭聯絡三家公會，於1949年12月28日組建了上海市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會。

項叔項（左）與黃炎培（中）、陳叔通（右）合影

項叔翔掌管的浙江興業銀行，民國時期與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合稱為“南三行”，三家銀行互相支持，互兼董監，以上海為中心，雄踞富庶的江南地區拓展業務。項叔翔除了秉承“振興實業”的辦行宗旨，調度資金扶持民族工商業，還積極靠攏中共地下黨組織，為愛國文化人士提供援助。抗戰勝利前夕，出版家徐伯昕冒險輾轉來到上海，創辦通惠印書館，以出版為掩護，聚集在上海堅持地下鬥爭的進步文化人，項叔翔不僅予以資金支持，還慨然出任印書館的常務董事。當進步報刊《文匯報》等經營遭遇困境入不敷出時，他簽批發放貸款鼎力相助，聯動熟識的銀行、企業出資刊登廣告，並以物價指數上漲幅度支付廣告費，使這些與地下黨互動密切的媒體得以生存和壯大。

浙江興業銀行禮券存單

項叔翔之所以精進不休，朝氣蓬勃，具備政治頭腦，同他的“朋友圈”休慼相關。在美國求學時，他與經濟學家、共產黨員冀朝鼎結為莫逆之交，回國後一直保持聯絡；他對愛國民主人士、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陳叔通十分敬重，從前輩的言談舉止中汲取追求真理、赤誠愛國的高貴品格；他的至愛親朋中，有的參加了中共地下黨，有的在新四軍任職，他們的進步思想與高風亮節，同那些他經常打交道的國民政府官員有着天壤之別。項叔翔在地下黨同志的引導下，利用銀行大老闆的特殊地位，廣泛接觸國民黨軍政高層，獲取時局信息，又與愛國民主人士通過茶話會、家庭宴會等形式，交流解放戰爭的最新動向，宣傳共產黨的方針政策，還解囊資助進步學生奔赴解放區。

浙江興業銀行工會歡迎解放軍進入上海

上海迎來黎明曙光的前夜，國民政府加緊搜刮、封鎖和破壞，大量抽逃資金，項叔翔團結金融界人士，全力配合地下黨保全上海金融業“家當”。在解放軍佔領上海之際，面臨交通癱瘓、郵電阻障、外埠分行與總行“失聯”的困境，項叔翔召開員工代表大會，激勵職員愛國愛行，堅守崗位，保護銀行財產。硝煙散盡，浙江興業銀行居然毫髮無損，在金融圈內屈指可數。

滿懷信心和希望，項叔翔和留駐黃浦江畔的銀行家一起踏上了新的征程。他率先邀請政府委派公股董事參加銀行的經營管理，之後又帶頭申請加盟公私合營銀行，為上海私營銀行、錢莊投身社會主義改造樹立了樣板。1952年11月，項叔翔作為滬上銀行家代表，前往北京出席全國金融業會議，在陳叔通的引薦下，見到了毛澤東主席。毛澤東同項叔翔親切握手，稱其為“年輕有為的銀行家”。（黃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