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紀發生的歐洲的黑死病造成幾千萬人口死亡，為什麼在中國沒有聽說過呢？
對這個歷史事件，大部分人孤陋寡聞，只知道黑死病是在西歐發生的一場大瘟疫，不知道這是第二次全球鼠疫大流行，波及整箇舊世界。
讓我們看看真實的歷史是怎麼回事。
起源2010年，科學家完成了對全球的鼠疫桿菌的基因分析，證實鼠疫桿菌的源頭在中國。引起黑死病的鼠疫桿菌先在中國流行，然後隨著商隊來到中國古書稱為熱海的伊塞克湖，在那裡進入了野生旱獺，或者和旱獺身上的鼠疫桿菌相互雜交，演變出新株。
考古學家伊塞克湖發現早期黑死病的痕跡，時間為1339年。1343年金帳汗國札尼別率軍圍攻熱那亞殖民地卡法，將屬於帶到那裡，四年後解圍而去，之後鼠疫隨商船傳入西歐。
1331年被國際上認為是黑死病的起點，河北一帶有一場大的瘟疫。伴隨著瘟疫的，是天下開始大亂。至順三年，公元1332年，元文宗孛兒只斤圖帖睦爾去世，即位的7歲的寧宗也死了，很可能是屬於在大都流行造成的。使得被流放在外的元順帝妥歡貼睦爾白撿了一個皇位。
黑死病在歐洲橫行3年後，於1351年轉向伊斯蘭世界，並經商道回到中國。從1352年開始，大疫連連，社會秩序大亂。
正月，翼州、保德州大疫。
夏，龍興發生大疫。
1353年，黃州、饒州大疫。年底，大同路大疫，「死者大半」。
1356年春，河南大疫流行。
1357年菖州大疫。
1358年6月，汾州大疫。「兩河被兵之民攜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飢疫，死者枕藉」。宦官樸不花出錢僱人收埋死者屍體，到1360年4月，京城一共掩埋了20餘萬人。
1359年春夏，鄜州、莒州和廣東南雄路大疫。
1360年夏，南方疫病流行。兩年之後的春夏之交，又一次出現大疫。
黑死病在中國的死亡人數和影響據西方學者估計，1333年黑死病在中國的第一波便殺死了1300萬人，在整個亞洲估計殺死了2500萬人。而從1351年開始的第二波黑死病流行，死亡的人數起碼比上一次多一倍。整個中國死於瘟疫的總人數絕對不低於歐洲。
1200年中國人口1億2300萬，到1400年只剩下一半，為6500萬人。固然有戰亂和蒙古統治下之暴虐，但黑死病無疑是最大的殺手。
黑死病徹底摧毀了元朝的經濟，也讓社會陷入末世情節，蒙元對此不善處置，導致「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紅巾揭竿而起，天下大亂。朱元璋之所以出家，就是因為8歲的時候全家死於鼠疫。後來又得了天花，兩次劫後餘生，無產者一無所有，就剩下一臉麻子。
黑死病其實就是鼠疫，它不僅在歐洲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中國也有多次大鼠疫的記載。
（古代瘟疫）
雖然元末明初的相關研究資料並不多，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發現，當時發生了大規模的天災和鼠疫，直接導致了整個北方地區人口銳減。
元朝末年的蝗災，有記錄的較大規模的就有十八九次，公元1359年，山東、河南、河北等地，百姓餓殍遍地，發生了很多「人相食」的慘劇。
於此同時，蒙古高原爆發了嚴重的大鼠疫，而且直接傳到了華北地區。鼠疫的流行，讓中國北方人口大量死亡，到了明朝初年，因為北方人口太少，朱元璋實行了大規模的移民。
比如當徐達進入北京的時候，城市中人口已經從1368年的80萬人，銳減到1.2萬人。朝廷不得不把南方人口遷徙過來，明初的北京人，只有不到10%是北平府原住民。靖難之役後，朱棣又從南京移民80多萬人，從山西移民近40萬人，這樣才讓北京恢復繁華。
同樣的，河南、河北、山東等地，也來了大量的移民。這些都是元末明初的戰亂和鼠疫導致人口銳減，不得已的辦法。
至於鼠疫到底造成了多少人死亡，因為戰亂原因，並沒有明確統計。
到了明朝末年，大鼠疫又一次橫行中國。
（明末李自成大軍）
其實從明萬曆年間，山西、河北、河南、山東等地，就開始爆發大規模的鼠疫。比如山西大同，有記載「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
其他地方的情況也很類似，關於「人相食」「闔門而亡」的記載非常多。
這種情況從萬曆年間，一直延續到了崇禎末年。整個華北地區，在明亡的最後兩年，陷入了鼠疫的巔峯期，死亡人數無法統計。
崇禎十六年的時候，鼠疫開始肆虐於京城內外，當時京城人稱「疙瘩瘟」，傳染性極強，「見則死，至有滅門者」。李自成大軍殺到的時候，京城竟然沒有足夠的士兵防守，連錦衣衛和太監都上了城牆。
等李自成進入北京城，大軍也迅速感染了鼠疫，不得不迅速離開，以至於戰鬥力銳減，最終兵敗。而且，隨著大軍的運動和流民的遷徙，鼠疫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具體的死亡人數也沒有確切統計，不過有學者認為，明末的北方地區，死於鼠疫的人口不會低於1000萬人。
而到了清末，1910年底，一場大鼠疫經滿洲裏傳入哈爾濱，也是席捲整個北方地區，死亡6萬多人。
（清末哈爾濱鼠疫）
可以說，鼠疫的陰影一直籠罩在中國人的頭上。從元末到清末，一次次的大規模鼠疫，吞噬了無數條人命，中國人遭受的苦難，不比歐洲人少。
中國古代就有瘟疫的記載。黑死病就是鼠疫。中國古代的史籍當中也有記載。所以不能說在中國不存在。
歐洲黑死病流行，大約有100多年時間。後世的學者估計在這個過程當中，歐洲損失了大約1/4的人口。不過確實要指出的是，中國沒有這麼長時間的瘟疫傳播，也沒有導致人口巨大衰減的瘟疫記載。從現存的史籍來看，中國古代的瘟疫爆發，一般是局部性的。造成中國古代人口衰減，主要原因的是戰爭。部分瘟疫是伴隨戰爭而形成的，也形成了人口衰減，但不能完全記憶在瘟疫頭上。
至於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第一，農業結構不同。中國古代的農業主要以種植業為主。歐洲中世紀的農業是種植和畜牧業並重的。畜牧業相對而言更容易傳播疫病，尤其是一些人畜共患病。
第二，飲食結構不同。中國人的飲食以植物性食物為主，肉食為輔。西方人正好反過來。因此中國人接觸牲畜更少一些，不容易傳染人畜共患病。中國人有飲茶的習慣，歐洲人普遍飲茶則要晚得多。飲茶就要喝開水，這對瘟疫傳播有一定的阻隔作用。
第三，中國古代社會的行政能力更強一些。歐洲在中世紀的時候是封建領主制度。貴族制度下的領主，碰到瘟疫的時候，往往是立即出逃。而且各領主之間各行其是，不能相互接濟。而中國自秦代以後確立了流官制度。地方官員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他對於瘟疫負有直接管理責任。因此不能像領主那樣一走了之，否則會被追究責任。而大一統體制下，一個地區受災，周邊地區有負責救援的義務。從而可以實現資源在全國範圍內的有效調用。中國古代社會的疫政管理能力要比歐洲好。
第四，中國古代的醫學發展水準要比歐洲好。西醫的迅速發展是在近代以後的事情。中世紀時候的歐洲醫學，是非常落後的。一位同時期阿拉伯醫學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毫不客氣的評論當時一位歐洲著名醫生的水準，甚至於連自己的學生都不如。這不是惡意攻擊，而是事實。醫學水準不高，自然導致應對瘟疫的能力不足。
黑死病就是鼠疫，是草原上的黑線鼠身上的一種病毒，如狂犬病毒一樣，會給人類感染的，一旦感染了就會在人羣中傳播開來，來勢兇猛。一般情況下是草原上的常見病疫，因為中國人從戰國時期就接觸到遊牧民族的匈奴人，對鼠疫比較瞭解，加之中國古代有中醫藥能在一定程度上防範鼠疫，因此鼠疫在中國歷史上不是很恐怖。而歐洲國家在蒙古人入侵之前，也就是在公元十三世紀以前，歐洲大部分都是狩獵民族，很少接觸到遊牧民族，而且歐洲地區寒冷，可能沒有黑線鼠，所以歐洲地區從來沒有發生過鼠疫，當蒙古鐵蹄踏過多瑙河平原後，隨之而來的是令人恐懼的鼠疫，對於突如其來的鼠疫，歐洲人既沒有抵抗力，也沒有經驗去治療，一旦感染了鼠疫只能是等死，那真是十村九空，一城半死，猶如經過了一場浩劫，黑死病過後，歐洲人死了幾乎一半。鼠疫雖然掃蕩了歐洲國家，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講，卻催生了近代歐洲文明，鼠疫過後，活下來的人具有了極強的免疫力，因此身強力壯。同時給歐洲人帶來了兩個進步，一是在鼠疫之前，歐洲人因為大部分都是狩獵民族，一生一世很少洗澡，而且不洗衣服，鼠疫過後，歐洲人懂得了講究衛生，因此現代歐洲國家很注意環境衛生，人人愛洗澡。二是誕生了現代醫藥，也就是西藥以及防疫學。鼠疫過後，歐洲人開始研究醫藥，尤其是在教會支持下，開設醫院，研究解剖學，隨後，一系列的化學也誕生了。
黑死病，就是鼠疫，最嚴重的鼠疫要數歐洲中世紀大瘟疫，對於歐洲來說，是一個永遠不能抹去記憶的悲慘時刻。
大多數人在生病後三天內死亡，許多人在12小時內死亡。病人的身體被滲出膿和黑色的血所覆蓋，所以被命名為黑死病。黑死病對歐洲的影響極大，死亡人數佔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3，而歐洲戰爭死亡人數僅占人口的5%。黑死病被用作早期的細菌戰，隔離這個詞是在黑死病時期發明的。貓和老鼠都感染了這種疾病，但是狗卻很好。黑死病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流行病之一，造成7500萬至2億人死亡。黑死病殺死了50%的巴黎人、40%的埃及人和60%的倫敦人。黑死病是一種傳染病，常被稱為「瘟疫」。
黑死病總共有三次大爆發
第一次，起源於公元542年爆發於查士丁尼大帝（就是搞了《國法大全》的那位）統治下的東羅馬拜占庭帝國。
在瘟疫傳播的高峯期，每天有5000人到10000人染病死亡，總死亡人數在20萬人以上，幾乎摧毀了君士坦丁堡，並從那裡傳播到西歐，此後又在地中海地區飄掠肆虐兩個世紀之久。人們把這次起源於公元542年的鼠疫稱為「查士丁尼鼠疫」（Plague of Justinian），它的流行使歐洲南部1／5的人口喪命，它以後五、六十年間裏又有幾起流行，估計總死亡人數達1億人。
第二次，起源於中世紀，延綿數百年。
也正是這一次的恐怖，奠定了鼠疫「黑死病」的恐怖名頭。1348～1351年在歐洲迅速蔓延，患者3～5天內即死，3年內喪生人數達6200萬（有的說是3000萬），歐洲人口減少近1/4，其中威尼斯減70%，英國減58%，法國減3/4。從1350～1400年間的歐洲人壽命從30歲縮短到僅僅20歲。直到16世紀末，歐洲每10年就發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峯。整個16、17世紀，鼠疫仍是威脅歐洲人生命的頭號元兇，至少有2500萬人死亡。1664年到1665年，倫敦再次發生鼠疫大流行，鼠疫就是在這次流行中被命名為「黑死病」（Black death）
第三次，則來到了我們中國。
1894年，香港地區爆發鼠疫，20世紀30年代達到最高峯，波及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的60多個國家，死亡逾千萬人。其中，印度最嚴重，20年內死亡102萬多人。此次疫情多分佈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區，流行傳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區之廣，遠遠超過前兩次大流行。
迷信理論和科學上的無知極大地助長了黑死病的傳播。
有些人認為瘟疫是上帝的懲罰，天主教會也被認為是黑死病的罪魁禍首，糟糕的衛生習慣是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一個巨大因素。芳香療法是黑死病時期的一種流行療法，尿液和糞便也是醫生建議的治療方法。為了避免犯虛榮心的罪過，人們被勸阻不洗澡和換衣服。在瘟疫的整個過程中，人們都不鼓勵洗澡，因為人們認為這為疾病打開了開口。依文化不同人們想出了各種方法企圖治癒或緩和這種令人恐懼的癥狀，使用通便劑、催吐劑、放血療法、煙燻房間、燒灼淋巴腫塊甚至把幹蛤蟆放在上面，或者用尿洗澡。當時法國的一位醫生曾經誇口自己的醫術如何高明，通過17次放血療法終於治好了一位律師朋友的病。而法國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醫生古依-喬亞克則建議，醫生可以通過凝視受害者的簡單方法來捉住疾病。
黑死病爆發初期，基督教徒宣傳這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所以人類要進行深刻的懺悔才能平息這場瘟疫。當時一個叫鞭笞派的團體逐漸興盛，這種教派不相信教會，破壞各地的教堂，他們只相信用鞭子抽打自己可以贏得上帝的救贖。同時，社會上各種異端邪術開始流行，絕望的人們選擇相信了各種欺騙的言論。鞭笞派和其他異端邪說對當時的天主教構成了有力的挑戰。
黑死病還有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它使歐洲長期存在的虐猶思想變成了大規模的屠猶行動。當時的很多人認為，猶太人對上帝的不敬才帶來了黑死病。所以黑死病爆發的時候，各地都開始瘋狂屠殺猶太人，搶佔猶太人的財產。屠猶運動得到了上層統治者的默許，甚至是支持。黑死病逐漸消失之際，歐洲各國倖存下來的猶太人所剩無幾。
據說當時的人們為了預防黑死病，發明瞭一種鳥嘴面具，人們出門都會帶著這種面具，整個社會籠罩在恐怖之下。
黑死病徹底改變了歐洲經濟
諾查丹瑪斯是最早的鼠疫醫生之一，黑死病由老鼠或其他小嚙齒動物攜帶的跳蚤傳播。威廉·莎士比亞目睹了黑死病的可怕後果，這種可怕的瘟疫始於1328年，一直持續到1351年。在劍橋大學，40位教授中有16位死於瘟疫。在中世紀的英格蘭，黑死病殺死了大約400萬人中的150萬人。木箱上畫了一個紅十字，以表明裡面的屍體已經死於黑死病。在1352—1353年，黑死病傳播到了俄羅斯，最後結束了最血腥最殘忍的征程。
黑死病的傳播途徑很多種
1.鼠蚤叮咬
經鼠蚤傳播，鼠蚤叮咬是主要的傳播途徑，嚙齒動物→蚤→人的傳播是腺鼠疫的主要傳播方式。
2.呼吸道感染
經呼吸道飛沫傳播，通過呼吸、談話、咳嗽等，借飛沫形成「人→人」的方式傳播，並可造成人間鼠疫的大流行。
3.皮膚感染
經皮膚傳播，剝食患病嚙齒動物的皮、肉或直接接觸患者的膿血或痰，經皮膚傷口而感染。
4.消化道感染
人喫了未徹底煮熟的染菌肉而感染。
黑死病從某種程度上講，促進了歐洲大學和醫學的發展
在黑死病肆虐全歐洲的時候，很多知名醫學者也一直在想辦法治療這種疾病。黑死病能造成如此多的人口大量死亡，說明當時的歐洲醫學水平和醫療衛生事業並不發達，但歐洲人民從未放棄對付這種疾病。各國開始興建醫學院以培養醫學專家研究這種瘟疫。所以黑死病從某種程度上講，促進了歐洲大學和醫學的發展。隨著對這種瘟疫研究的深入，醫生建議人們用特定藥物對臥室、公共場所、人口密集之處進行消毒，少喫肉類和其他含高脂肪的事物，多喫水果和蔬菜等，這些方法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過黑死病的擴散。各個當局也採取辦法對付黑死病，他們禁止患者進入公共場所，或者患者必須在特定地方隔離一段時間後才被允許與他人接觸。
後來黑死病的消失也極具戲劇性，據說是因為荷蘭地區出現了一種更大的棕鼠，這種鼠專門捕食攜帶黑死病毒的老鼠，所以黑死病源就這樣被消滅了。其實這只是一種解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人們衛生意識提高、城市的擴展、人口的疏散都造成了黑死病的消失。
中國歷史上的鼠疫
中國大疫頻發，史不絕書!
現知最早的疫病發生於殷商，甲骨文 有：「貞：疒不。」意思是說：當時疫病流行，人們去占卜，希望疫病不要 再流行。從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這 2632年間，共記載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 瘟疫,平均不到4年就有一次。從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發生大疫238次， 平均不到兩年就有一次。大疫流行時，往往「死者不可勝計」，「丁盡戶絕」， 「戶滅村絕」，是真正的人間慘象!
但是要指出來的是，瘟疫並不代表鼠疫，而有明確記載因為老鼠引起的鼠疫並不是很多
根據現有的研究，中國大範圍的鼠疫流行至少有三次
14世紀的鼠疫大流行造成中國人口大量死亡；這次鼠疫通過蒙古軍人的西征，傳入中東和歐洲，引發影響深遠的「黑死病」。
16~17世紀的鼠疫大流行則與當時的旱災與人民起義互為因果，在華北地區即造成一千萬人以上的人口大死亡；其中17世紀的鼠疫流行成為導致明王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19世紀中葉雲南迴民起義時期，鼠疫的大規模流行使人口死亡亦以數百萬計。
除了這三次大規模的鼠疫流行外，歷史時期，在蒙古、東北、陝西、寧夏、山西、青海、新疆、河北、雲南、廣西、廣東、香港、福建、浙江、江蘇、江西、安徽等地，均發生過規模不等的人間鼠疫流行，累計造成的死亡人口相當可觀。很顯然，中國的鼠疫流行範圍廣闊，歷史悠久，構成影響社會變遷的重要因素。
14世紀的鼠疫大流行
從中國歷史的記載來看，14世紀的第兩個二十五年出現了異乎尋常的氣候變化。自然災害摧毀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齧齒動物生活區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們與家鼠和人類接觸，因而把動物流行病傳給了人類。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們都知道一種從未有過的傳染病正在席捲東方。東方空氣污濁，瘴氣迷漫，生靈被毒死。 1346年，在蒙古軍隊進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又譯克法，現烏克蘭城市費奧多西亞）時，用拋石機將患鼠疫而死的人的屍體拋進城內，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細菌戰。鼠疫原產中亞，其攜帶者是土撥鼠。1348年，一種被稱為瘟疫的流行病開始在歐洲各地擴散。該病從中國沿著商隊貿易路線傳到中東，然後由船舶帶到歐洲。
在這次鼠疫大流行中，山西北部的大同就可能是疫區的一部分。這和大同當時地處或鄰近烏蘭察布鄂爾多斯鼠疫自然疫源地有關。
16~17世紀的鼠疫大流行
對於明代華北地區鼠疫流行的研究,前輩學者伍連德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在成功地組織撲滅了宣統三年(1911年)東北地區流行的鼠疫並主持召開萬國鼠疫大會後,還曾研究中國歷史上的鼠疫流行問題。
他的研究對於鑒別歷史文獻中記載的有關鼠疫癥狀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他說:「在幾條有關鼠疫癥狀的資料中,有一條關於1644年山西東南部潞安(今長治)鼠疫流行的記載特別重要。地方誌的作者不僅記載了患者項部和腋下長有硬血塊,而且還記載患者會突然吐血死亡。就我所知,這是目前有關中國肺鼠疫的最古老的記載。」在順治十八年(1661年)的《潞安府志》卷一五《紀事》中,則有記載說崇禎十七年(1644年)「秋大疫。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此資料可與伍連德文中所言對應。他的判讀得到鼠疫學界的認同。以後醫史學界有關中國明代鼠疫的論述,不超過伍連德所述範圍。
自明嘉靖始，明朝與蒙古邊境之間常有變亂，致使許多漢人被俘或逃往蒙古草原，大面積的牧場被開墾為農田，改變了牧場的生態環境。其中，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間被壓縮，人與鼠接觸的機會大大增加。
同時，明朝末年恰又是旱災頻發的年代，萬曆期間曾有過三次大旱且均引發瘟疫；崇禎十四年，再遭大旱且歷時4年。旱災肆虐，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難民，老鼠也需到處尋找食物，較大數量的老鼠進入人類的居住地也就順理成章了。鼠疫桿菌通過寄存在它們身上的跳蚤將病毒傳染給了難民，而難民的遷徙流動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華北地區作為明末農民戰爭後期的主戰場，天災人禍並至，明末大瘟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醞釀。
1618年，萬曆46年，廣東下起了大雪，這標誌著「小冰河時期」的開始，從這時開始中國遭到了持續乾旱和低溫的侵襲，到1638年，崇禎11年，漕河乾枯，1640年，崇禎13年，黃河乾枯了，而長江和淮河竟然已經全部封凍。朝末年中國內地大部分地區進入小冰河時期，全國性的旱災蝗災和鼠疫長年反覆上演。對於一個龐大的農業國家根本無力抗拒這種打擊。伴隨著自然災害而來的是內部的暴動，東北和西南地區發生的叛亂。
崇禎10年-14年，中國華北地區連續4年大旱。崇禎14年，在山西北部一個春季乾旱荒野上的午後，一隻因為體內鼠疫菌正在大量繁殖，而堵塞消化道無法吸血的跳蚤，跳上一隻灰老鼠身上拚命的叮咬它，這時大量的鼠疫菌進入被叮咬的灰老鼠體內。於是鼠疫菌在這個身材比跳蚤大無數倍的新家更加快速的繁衍，十多個小時以後，灰老鼠開始出現高熱癥狀，它的內臟開始潰爛出血。在灰老鼠死時，它體內的大量鼠疫菌開始轉移到附件的其他老鼠身上，隨後從一個老鼠家庭向另外的老鼠家庭傳染。
常年乾旱食物減少，老鼠們身體虛弱，免疫力下降，很快整個地區，都布滿了鼠疫菌。乾旱缺水也導致了鼠疫菌以更快的速度繁殖。
很快成羣結隊的帶菌老鼠由於高熱導致身體炎熱難忍，它們到處尋找水源拚命的喝水。於是為了尋找水源，老鼠們集體出發，開始了向四面八方搬家的歷程，在這個旅程中更多被感染的老鼠加入了搬家大軍。
崇禎14年夏天，中國內地突然出現大羣大羣的老鼠互相咬著對方的尾巴成羣結隊渡過江河險阻，進入安徽，河南，河北等諸省。
50%的崇禎年份都是大旱，大旱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國民體質嚴重下降，衛生條件極度惡化。在這一年崇禎14年，中國內地還是普遍大旱，在河北春季幾乎無雨，老鼠大軍找不到水喝繼續向更南的南方進軍。
同時饑荒中慌不擇食的人們開始偷喫老鼠藏在洞裏的食物，喫成片死在路邊的老鼠，橫掃全國的鼠疫大爆發終於開始了。於是在中國的史書上留下了，崇禎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廣平府大飢疫，人相食。京師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開封府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榮陽，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
山東青州，濟南，德州，泰安相繼發生大疫。安徽大疫，青蠅大如棗，鳳陽府，安慶府，廬州府相繼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達到90%，於是廬州府，就是現在的合肥一帶，民有絕戶，繁華大街如同靜夜，無人行走。
明末爆發的「疙瘩瘟」，就是所謂的「鼠疫」，因為從發病到死亡既烈且急，所以有時也被稱為「電擊性鼠疫」。鼠疫分為「腺鼠疫」和「肺鼠疫」兩種，前者死亡率達50%-90%，而後者死亡率幾乎高達100%。非常不幸的是，崇禎十六年的京師大瘟疫，很可能是這兩種鼠疫同時肆虐的結果，所以死亡率才如此之高。較之關內闖獻作亂，關外滿清南下，這場鼠疫大爆發纔是名副其實從內部斷送帝國國祚罪魁禍首。
萬曆年間大瘟疫是否為鼠疫的考究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從該疫的傳染性極強。同年，大同府的疫情開始向山西南部傳播。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縣、忻州、苛嵐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記載。次年，疫情傳至遼州（治今左權），再傳至潞安府（治今長治），疫情進一步擴大。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患者的臨牀表現為腫項，且傳染性極強。
康熙《文水縣誌》卷1《祥異》就說：「萬曆八年庚辰、九年辛已，大疫。從咽喉發瘟腫，至有一家斃絕無遺者。」
康熙《沁州志》卷1《災祥》也指出：「萬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頭風，有一家全沒者」。所謂「大頭風」，是患者頸部或耳後淋巴腫大的別稱。
萬曆十年大同瘟疫傳到與之相鄰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區，這裡是軍衛密集的軍事重鎮。疫情發生時，「人腫頸，一二日即死，名大頭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戶絕。冬傳至北京，明年傳南方。」患者的臨牀表現也是腫頸，與山西相同。此疫不僅造成懷來衛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並且傳入北京，繼續向南方傳播。萬曆初年的北京城中人口密集，常住人口（包括軍人）達百萬以上，瘟疫造成的危害應甚於農村地區，只是具體的流行情況還不清楚。
至於北京周圍地區，直到清末光緒年間當地人仍然能夠回憶：「萬曆十年四月，京師疫。通州、東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頭瘟症死者枕藉，苦傳染，雖至親不敢問吊。」「大頭瘟症」就是頸項腫大。在《古今圖書集成》等書中，順天府的東安、保定、霸州、文安和大城等縣，都流行過「大頭腫脖」、「大頭瘟」之類的疫情。在疫區，死亡人口約佔總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樂縣，「萬曆十年春夏大頭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強、欒城二
縣的記載相同。另外，來自各地方誌的資料表明，「大頭瘟症」還傳播到了山東及河南北部等地區。
有關萬曆年間河南地區瘟疫流行情形，時醫龔廷賢《萬病回春》（1587）記載頗為詳細：
萬曆丙戍春，餘寓大梁屬瘟疫大作，士民多斃其症，閭巷相染，甚至滅門。其症頭疼身痛、憎寒壯熱、頭面頸項赤腫、咽喉腫痛、昏憒等症，此乃冬應寒而反熱，人受不正之氣，至春發為瘟疫，至夏發為熱病，名曰大頭瘟，大熱之症也。餘發一祕方，名二聖救苦丸，用牙皁以開關竅，而發其表，大黃以瀉諸火而通其裏。一服即汗，一汗即愈，真仙方也。日夜塞戶填門，應酬不暇，全活者不能勝數矣。但人稟之稍壯者，百發百中；其虛弱者，餘先以人蔘敗毒散，輕者即愈，如未愈，用牛蒡芩連湯可收全效。
這條材料說明，萬曆十四年，河南開封發生的瘟疫為「大頭瘟」，其癥狀「頭疼身痛，憎寒壯熱，頭面頸項赤腫，咽喉腫痛，昏憒」等，並用「二聖救苦丸」等方劑可治之。又乾隆《彰德府志》卷三一《飢祥》載：「萬曆九年，林縣人皆腫項。涉縣旱，大飢。十年，林縣蝗，腫項，人見病及，哭者即死。」 萬曆九、十年，河南林縣發生的瘟疫其癥狀為「腫項」。而「腫項」恰是大頭瘟的重要癥狀之一，故而萬曆年間林縣發生的瘟疫極可能為大頭瘟。綜合上述兩條材料可判斷，萬曆年間河南地區發生的瘟疫當為大頭瘟。
古今學者對大頭瘟之認識
據前引吳昆《醫方考》載，大頭瘟始由金元時期李杲所論。李杲《東垣試效方》卷九《雜門方·時毒治驗》載：泰和二年四月，濟源「民多疫病，初覺憎寒體重，次傳頭面腫甚，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幹口燥，俗雲大頭天行，親戚不相訪問，如染之，多不救。」對照吳昆《醫方考》和龔廷賢《萬病回春》所載的萬曆年間華北大頭瘟癥狀，不難發現，它與泰和二年濟源的大頭天行較為一致，即李杲所言的大頭天行就是大頭瘟。對於大頭瘟，李杲本稱為時毒。對於時毒，元齊德之《外科精義》捲上《時毒》（1335）又作了進一步描述：「其候發於鼻、面、耳、項、咽喉，赤腫無頭，或結核有根，令人憎寒發熱，頭痛肢體痛，甚者恍惚不寧，咽喉閉塞。人不識者，將為傷寒，便服解藥，一、二日，腫氣益增。方悟，始招瘡醫。原夫此疾，古無方論，世俗通為丹瘤，病家惡言時毒，竊恐傳染。」 其後明代的汪機、薛己及陳實功等多持此論。同時，李杲又把大頭瘟稱為大頭天行，並歸其於「瘟疫」或「時疫」，以致其後不少醫家沿襲此論，如朱震亨、樓英等 。至明代吳綬始把二者結合起來，認為大頭瘟既屬時毒又屬瘟疫。不過吳綬卻以大頭傷寒來稱大頭瘟，「大頭者，一曰時毒，二曰疫毒也，蓋天行疫毒之氣，人感之而為之大頭也。」 其後顧世澄《瘍醫大全》及高秉均《瘍科心得集》也持此論。
而這個癥狀描述顯然和鼠疫中不管「腺鼠疫」還是「肺鼠疫」都有癥狀不同，因此不能斷定萬曆八年這場大瘟疫是鼠疫。
19世紀中葉鼠疫的大規模流行
人類歷史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從19世紀中葉開始，從安徽、雲南、孟買、舊金山，到土耳其、日本，然後匯聚於北滿，於1910年底石破天驚地爆發。東三省當時是兵家必爭之地，不僅俄國日本二虎相鬥，英法美德也紛紛染指。
16世紀後，中國鼠疫疫情越來越嚴重。其中以雲南鼠疫發生最為頻繁、流行最為慘烈。雲南鼠疫始於乾隆後期，在此後200多年裡，一直流行不斷，其中以乾嘉、鹹同和光緒年間的流行最為劇烈。鹹豐至光緒年間由於回民戰爭的緣故，鼠疫流行區域大大擴展，導致了遍及全省的鼠疫大流行。
清朝乾隆年間（1736～1795），著名詩人師道南在《天愚集》的鼠死行篇中寫道：「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鼠死不幾日，人死如圻堵。晝死人，莫問數，日色慘淡愁雲護。三人行，未十步，忽死兩人橫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氣燈搖綠。須臾風起燈忽無，人鬼屍棺暗同屋。烏啼不斷，犬泣時聞。人含鬼色，鬼奪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黃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滿地人煙倒，人骨漸被風吹老。田禾無人收，官租向誰考?我欲騎天龍，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灑天漿，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歸，黃泉化作回春雨。」
洪稚存《北江詩話》（1792年）： 「師道南生有異才，年未三十卒。當時趙州有怪鼠，白日入人家，即伏地嘔血死。人染其氣，亦無不立殞者。」
1860年之後，隨著貿易往來和軍事行動的頻繁，鼠疫開始向廣東、廣西等鄰近省份傳播。1894年香港、廣東等地爆發鼠疫，標誌著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開始。
上海《申報》（1879年5月23 日)有一則消息:「奇瘟入粵:俄羅斯國於今春流染奇瘟,患者越宿即死, 西語名曰潑來,繼知業已退盡,曾疊登本報。今接香港信知，粵東番禺縣境亦有是疾,中國人謂為黑斑,人於日間患此,至晚即死 有一村落共死三百餘人。
現代鼠疫專家們均認為廣東省初期的鼠疫是從外地傳入的，1867年先發生於西部的北海，後見於合浦和雷州半島，再後見於高州、信宜山區；在東部地區則先見於汕頭、潮汕平原，後見於大浦、連平山區；中部先見於香港、廣州，後見於從化、清遠；海南島則僅見於沿海市縣 。
廉州府之北海，是廣東西部的一個重要港口。1867年開始流行鼠疫，其後隔期一發。1871-1877年每年春季北海都有鼠疫流行。 1873-1875年在遂溪縣又開始流行鼠疫。19世紀的80～90年代, 在廉州(合浦)和欽州、雷州半島和海南島上不斷有鼠疫流行。
1890年開始鼠疫從雷州半島向其他地區擴散。1893年傳入高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順德和廣州。1894年廣州死於鼠疫者約7萬人, 同年又傳入香港, 香港死亡2000餘人。同年在汕頭亦發現鼠疫流行，該年鼠疫流行縣份達到23個。
這次大疫持續到1920年左右, 每年有20個縣或超過20個縣流行鼠疫。1925年以後, 全省疫勢開始下降, 1930-1939年下降到每年鼠疫流行縣僅為10個左右。1940-1949年廣東東部和中部地區已不見流行, 只有遂溪、廉江(石城)和海康三縣連年流行 。
據《中國傳染病史料》統計，1901-1949年全國發生1127314例，死亡996189人，期間發生了四次鼠疫大流行。即1910至1911年滿洲裏肺鼠疫大流行；1917至1918內蒙古、山西鼠疫大流行；1920年至1921年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和1947年內蒙古、東北等地的鼠疫大流行。
內蒙古及東北 近代較大規模的鼠疫流行死亡人數如下：
(1)1910-1911年內蒙古東部滿州裏地區肺鼠疫大流行,死亡60468人。
(2)1917-1918年內蒙古西部肺鼠疫大流行，擴散至全區27個旗縣，並傳入山西，死亡14600人。
(3)1920-1921年內蒙古東部滿州裏地區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傳染東北許多地區,死亡8000餘人。
(4)1928年內蒙古西部鼠疫大流行,死亡約4000餘人。
(5)1946-1948年的東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這次流行，持續三年，從1946年在以王爺廟（今內蒙古烏蘭浩特市，重要邊貿口岸)為代表的多個城鎮開始爆發流行，至1948年疫情基本撲滅為止，共造成多達51672人染病，其中42967人死亡，僅僅是在疫情最嚴重的1947年，就有35947名無辜百姓染病，其中多達30958人喪生！而小規模流行甚至一直持續到1958年！而這個據解學詩與松村高夫等人合著的新書《戰爭與惡疫——日軍對華細菌戰》描述可以判斷是731部隊搞出來的細菌戰實驗。
20世紀山西省的鼠疫
來源大致有兩個，一是自內蒙古傳入，一是由當地的動物疫病引起。
當地動物病引起的鼠疫流行主要發生在山西西北部呂梁山區的興縣、臨縣和保德縣。據《疫史》調查，近代臨縣鼠疫始於1900年，興縣鼠疫始於1902年,從這一年到1917年的12年中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1918年,當山西北部的許多地方正在遭受來自內蒙古的肺鼠疫侵襲的時候，臨縣和興縣卻流行腺鼠疫。1918年以後,當山西北部的肺鼠疫流行已經停息時,臨縣一帶的腺鼠疫流行卻沒有停止。如1919年7～10月在臨縣西溝及鄰近10村發生450例腺鼠疫,同年興縣白家山也有流行。1920-1934年，臨縣、興縣兩縣疫點多達383個（次），死於腺鼠疫的人口多達8371人。1939年以後不見此兩縣鼠疫流行的報導。
中國人和鼠疫的戰爭
在中國提到鼠疫，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國士——伍連德；伍公連德以孤身對抗東北鼠疫一戰成名，之後的作為卻充滿謎團：他首次提出了廢止中醫案，但又和王吉民一起耗費16年時間用英文撰寫了《中國醫史》一書，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傳統醫學的光輝歷史與偉大成就，從而維護中國傳統醫學的地位和尊嚴，使中國醫學躋身於世界醫學之林。伍公連德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對中醫的態度會發生這樣天懸地隔的變化？筆者在此提出一個推論：這種變化與中醫治療鼠疫的經驗有關。
在各種記載1910年及以後的東北鼠疫的文獻中，幾乎眾口一詞地「指責」中醫除了貓膽之外就再也拿不出任何應對措施，但事實真的如此嗎？根據現有的文字資料顯示，鼠疫在近代中國的大面積流行是首先從越南傳入兩廣進而肆虐於華南，時間早在東北鼠疫之前；如果中醫始終束手無策，那麼貓膽應該在當年就已經得到應用，不至於留到1910年才發掘出來；由此可證中醫治療鼠疫是有成功經驗的。事實上，目前已知的成於1910年東北鼠疫之前的中醫專著至少有四部：
《鼠疫治法》 作者吳宣崇（存甫），《鼠疫彙編》序言中提到在光緒十七年（1891年！）已有其書；
《鼠疫彙編》 作者羅汝蘭（芝園）（廣東石城人），自序成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蒲月（農曆五月）；
《鼠疫約編》 作者鄭奮揚（肖巖）（1848-1920年，晚清醫家，福州市城門鎮黃山村）；
《鼠疫抉微》 作者餘伯陶（德壎）（號素盦，江蘇嘉定縣人；盦同庵），出版於宣統二年（1910年）；
現代醫學觀察鼠疫的主要症型癥狀，有以下分類：
（1）輕型有不規則低熱，全身癥狀輕微，局部淋巴結腫痛，偶可化膿，無出血現象；
（2）腺型最多見，急起寒戰、高熱、頭痛、乏力、全身痠痛偶有噁心、嘔吐、煩躁不安、皮膚淤斑、出血。發病時淋巴結腫痛，發展迅速，第2～4天達高峯。腹股溝淋巴結最常受累，其次為腋下、頸部及頜下。由於淋巴結及周圍組織炎症劇烈，使呈強迫體位。如不及時治療，腫大的淋巴結迅速化膿、破潰、於3～5天內因嚴重毒血癥、繼發肺炎或敗血癥死亡；
（3）肺型發展迅猛，急起高熱，全身中毒癥狀明顯，發病數小時後出現胸痛、咳嗽、咳痰，且迅速轉為大量鮮紅色血痰。呼吸困難與發紺迅速加重，體徵與癥狀常不相稱。未經及時搶救者多於2～3天內死於心力衰竭、休克。臨終前高度發紺，皮膚常呈黑紫色，故有黑死病之稱。
（4）其他類型
①皮膚型疫蚤叮咬處迅速形成皰疹和膿皰，頗似皮膚炭疽。偶見全身性皰疹，類似天花或水痘。
②眼型病菌侵入眼部，引起結膜充血、腫痛甚至形成化膿性結膜炎。
③咽喉型病菌由口腔侵入，引起急性咽炎及扁桃體炎，可伴有頸淋巴結腫大。
④腸炎型除全身癥狀外，有嘔吐、腹痛、腹瀉、裏急後重及黏液便、糞便中可檢出病菌。
⑤腦膜炎型可為原發或繼發，有明顯的腦膜刺激癥狀。
中醫則著重於記載惡核、惡寒、以及熱、渴、痛、痹四證，同時也提到了皮膚髮黑（鼻、舌等）、腹痛腹瀉（熱結旁流）、咯血吐血，以及昏迷、譫語等標誌性癥狀，這些都說明瞭中醫在面對如此惡疾時，仍然堅持奮戰在第一線，才能獲得如此充分詳實的第一手資料。
現代醫學總結了四種傳播途徑：I-鼠蚤叮咬、II-呼吸道飛沫傳播、III-皮膚感染（剝食患病嚙齒動物的皮、肉或直接接觸患者的膿血或痰，經皮膚傷口而感染）、IV-消化道感染（喫了未徹底煮熟的染菌肉）。而在中醫眼中，I被稱為發於「地氣」，II被稱為發於疫氣，III、IV兩項也都有相關事實記錄，這就足以證明，中醫治療鼠疫有基於充分觀察之後得到的合理推斷，而這正是成功進行臨牀治療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沒有先進的儀器，沒有微觀的意識，但是我們的中醫前輩仍然敏銳的間接證實了跳蚤在鼠疫傳播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並且找到了簡樸又高效的躲避方法。
突如其來、不明底裏且無葯可治的鼠疫，在傳統時代就成為「天」的意志的體現。直到1894年鼠疫桿菌被發現之前，沒有人想到造成大批人口暴亡的瘟疫是由這種老鼠身上攜帶的小小細菌造成的。因此，時人多將此症稱為「天行瘟疫」或「天疫流行」。這裡的「天」成為一個不可知世界的代名詞。
吳全甫曰：「鼠死疫直斷為地氣」；羅汝蘭雲：「疫由天地之氣固矣，天氣下降，地氣不升，熱毒薰蒸，鼠先受之，人隨感之」；吳又可曰，天地之淫氣常有者也，「疫氣者，兩間之戾氣濁氣，不常有者也」 。
或指稱鼠疫為「地氣」，或指稱為「天地之氣」，或指稱為天地之間的「戾氣」、「濁氣」。因此，鼠疫在許多地區被神祕化。「萬曆十年，林縣蝗，腫項，人見病及，哭者即死」 。又如在疫區，「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成為普遍現象。
在檢查和診斷環節上，中醫因為並不依賴外物，所以更強調細緻的觀察與審慎的思辨，因此確認染疫死鼠與疫症惡核就成為了最關鍵的診斷依據，也是排除他病的主要依據。在大治療原則方面，無論是病鼠清除、病人隔離、甚至包括病屍處理，我們的中醫都發現了其重要意義，並且錄諸筆墨，傳於後世——當然後學看沒看到，是否採信，就不是前人所能掌控的了——他們能做的，就是如實的記錄各人心得。
在具體治療手段方面，各書中無論醫案還是方劑都很詳盡，慮及篇幅，不便贅述，其中有兩個細節，大家應該瞭解：
前輩在具體治療過程中，已經發現部分病人存在難以口服給葯的問題，並給出了應對方案，此其一；
「非典」時期，鍾南山大夫切合實際提出的使用激素「三合適」原則（合適的病人、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劑量）至今為人稱道，但是又有人會知道，中醫在治療鼠疫時已經實踐了一個極為「神似」的方法，連追：根據病人體質不同，病勢緩急不同，以及是否誤治等具體情況，進行不同劑量的連追治療，拳拳之心，古今何異；此其二。
當然，學之枯講無稽，醫之驗效立見。這些理論分析再周祥，也不如拿出療效的明證更有說服力；但是二百年前的醫案哪裡還有見證人呢？有的，我們可以從《鼠疫彙編》的多次出版以及其他醫家運用本方的記載中，得到證明；如果一個藥方不能救活人命，不能解除痛苦，誰還會將它廣為流傳呢 ？
那麼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既然中醫有如此豐富的臨牀經驗和治療方劑，為什麼在東北的幾次鼠疫流行時，都未能報捷呢？筆者的看法是，以上這些治療經驗，完全沒有傳到東北；原因也很簡單，這些都是嶺南中醫的經驗心得。實際上《鼠疫抉微》的序言中，就已經顯露出這種傾向；這其實是中醫強調地域差異必然造成治療差異的特色，在嶺南 用參、用艾都屬於誤，但是在東北往往是正常的思路。此其一。
而第二個原因，就更加簡單了，這一派的鼠疫治法，應用的是 王清任的方子，這對於「正統」的中醫來說，頗有五胡亂華之感，因此嶺南中醫的成果被「屏蔽」也就合情合理了。
再拿1894年粵港鼠疫做例子
1894年，香港鼠疫大流行，官方記載死亡2500人左右，民間估計死亡人數過萬。當時香港人口僅有24萬，就有8萬港人驚惶逃離香港躲避鼠疫。
當時香港鼠疫大流行，死人如麻，香港西醫說中醫不識治疫，請港英政府禁絕中醫。而中醫界則聯絡士紳，上書港英政府華民政務司，請將鼠疫病人交給中醫，西醫各一半，表列成績，不作空談，一考，中醫療效超過西醫。西醫不服，二考，成績以百分計算，西醫得三十餘分，而中醫得六十餘分。由此香港中醫得以保全。」
香港這次中醫和西醫連續兩次比賽，均以中醫治癒60%以上的鼠疫患者大獲全勝。而西醫僅治癒30%鼠疫患者。中醫治療鼠疫的得分高出西醫一倍。
面對鼠疫，香港很多西醫束手無策，匆匆返回英國避難。香港有三位老中醫黃噙洲、徐午初、勞子開，堅持接診鼠疫患者，挽救了很多香港人的生命，贏得了香港人的尊敬
當時香港報紙的新聞標題讚揚中醫：「香港大鼠疫，中醫當救星」
鼠疫流行到廣東後，廣州也死傷無數，面對這種新類型的鼠疫，廣東中醫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其中廣東名中醫羅汝蘭治癒了90%的鼠疫患者，各地中醫用他的方子治癒鼠疫，療效也都在90%左右。
鼠疫在廣東，中醫當救星
南方面對這次大鼠疫，只能靠中醫。廣州城中實際治療瘟疫的主要力量是中醫。但多數中醫此前也未曾治療過此病，需要從頭開始探索。
在1894年之後，廣東各地的鼠疫仍然經常發作，中醫的治療經驗也不斷成熟。新會中醫梁鏡泉在1894年用黃蜞吸血法配合散瘀提陽葯治療，效果一般，「惟是症初起醫治無由，逼得借而用之，本非善法」。後來逐步總結經驗，放棄了吸血法，單純 用中藥重劑治療，效果非常理想，經驗收載於《疫核醫最易》一書。而廣東高州中醫羅汝蘭在吳存甫基礎上也發明瞭新的更有效的治法，對鼠疫的治癒率高達90%，他的著作《鼠疫彙編》成為近代流傳最廣的中醫治療鼠疫專著。
廣東中醫羅汝蘭採用取法吳瑭治療溫病之三焦辨證, 以王清任之解毒活血湯為基本方, 按癥狀加減用藥, 治療廣東的大鼠疫，取得很高的治癒率。 史書記載：「惟其對症用藥, 故能投無不效。他鄉用之, 十愈八九。 是年見症幾三百, 施藥二百七十餘, 共死四十餘人, 除誤醫與不服藥二十餘人外, 尚救九成有餘 。」廣東中醫對鼠疫患者的治癒率高達90%。（這裡我要加個注釋，能夠及時送醫的都是身體強壯之輩，稍微弱點早就病發而亡了，因此即使醫生可以妙手回春，但是治療的總數還是太少了，只能說總結出對抗疫情的方案而已）
當時的港英當局面對鼠疫，做法和東北伍連德一樣，善於整體防控和隔離，但是對鼠疫患者的個體治療無能無力, 用西醫治療鼠疫療效甚差。
當時香港西醫治療鼠疫的方法, 在我們看來是相當可笑的。香港潔凈局官員將鼠疫患者送到泊於水中的醫船, 先讓患者吞下混有某些液體藥物的12盎司白蘭地, 然後把6 磅的冰塊置於患者頭頂, 並在患者胸部、四肢也各置1 磅冰塊。用這樣的治療方法, 十個患者中沒有一個能活著離開醫船的，死亡率高達90%以上。
歷史上留下了這樣的記錄：香港西醫治鼠疫死亡率90%，廣東中醫治鼠疫治癒率90%。
黑死病爆發的時候，是整個歐亞大陸一起嗨的，並非是僅僅一個歐洲受其荼毒。而在歐洲肆虐的同時，它也在中國造成了巨大的變革，那就是元末農民大起義。
所謂黑死病，現在人們已經很清楚，那就是鼠疫。有關於鼠疫，中國人是不會陌生的。哪怕是乾隆年間，所謂的盛世，都有「人見死鼠如見虎」的記載。在元朝末年那個亂世，就更不用說了。
黑死病流行於歐洲的時候，大約是十四世紀中葉，也就是1347-1353年。而彼時的中國，元末農民大起義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著。很多人都是因為大疫流行，官府又催逼得緊，實在活不下去了。
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就莫過於大名鼎鼎的朱元璋了。史書記載得非常明確，朱元璋的父母、姐姐和哥哥，全部死於這場大疫，把朱元璋變成孤兒的，就是鼠疫桿菌！
只不過，朱八八同志沒有潛心成為一名微生物學家，卻把賬全部算在了地主老財以及元政府頭上去了。被生活逼迫的無處藏身的朱元璋，終於舉起了大旗，成為了紅巾軍的一員，並且在二十年後成為了席捲天下的明太祖。
順便說一句，導致甲申國難的元兇，也有人認為是鼠疫，具體可以參看京虎子的《上帝的跳蚤》，對此分析得非常透徹。
歡迎關注我的頭條號「青言論史」，也歡迎您的批評指正。
14世紀的歐洲簡直就是人間地獄。面對蒙古人的鐵騎，歐洲人無力抵抗，唯有任其殺勠。這一慘痛經歷歐人稱之為「黃禍」。然而禍不單行，隨著蒙古人征服歐洲的同時，還把要命的黒死病（鼠疫）帶到那裡。據統計，在1348—1350這三年中，歐洲因黑死病死亡人數在三千萬以上。考古挖掘出來的壘壘白骨體現了死者的種種慘狀。這些骨骸竟然成了歐洲一些教堂的裝飾物！西班牙大文豪卜迦丘曾在他的名著「十日談」中對此有過生動的描寫。
那麼，這麼重大的事件在中國為什麼沒有聽說呢？原因有二：1、通訊不發達，2、交通不便，消息閉塞。事實上也不是沒聽說，只是消息沒有傳播開來而已。
鼠疫這個詞在英文裏叫plague，不光表示鼠疫，也表示瘟疫，可見鼠疫對歐洲人的影響有多大。
但要說鼠疫是歐洲特有的那就不對了，鼠疫整個歐亞大陸都有。最新的DNA研究表明，鼠疫最早感染人很可能發生在中國，大概2600年前，某次變異讓鼠疫可以感染人，之後成為徘徊在歐亞大陸上空的死神，現身之處收割無數人命。
明代萬曆和崇禎年間爆發過兩次，死人無數。時人記載：「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朝發夕死」、「一家盡死孑遺」。具體死了多少人沒有準確數字，學者估計最多可能到一千萬人，少也有好幾百萬。主要是華北地區。
清朝末年又發生過一次，在廣東爆發，然後由船帶去了印度，最後在印度和中國加一起大概造成了一千萬死亡。
歐洲人遭受鼠疫的痛苦比東亞人更重，所以記憶更深刻。查士丁尼大瘟疫大概死了好幾千萬人。中世紀黑死病流行，前前後後三百年，加一起能上億。
十四世紀歐洲暴發鼠疫源於成吉思汗向西征伐，蒙古草原的老鼠躲在木箱裏，隨軍隊帶到了中亞和歐洲，最後暴發於義大利熱那亞港，有艘商船上幾隻攜帶肺鼠疫病毒的老鼠遛下了船，熱那亞隨即發生鼠疫病情，擴展迅速，人們毫無辦法，只能採取東西隔離措施，把患有鼠疫病人家門釘死，任其自生自滅，鼠疫最後擴散到整個歐洲和中亞地區，共有數千萬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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