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會不會覺得，我們身處其中，又極力向孩子屏蔽掉的這世界，其實從沒把孩子區別對待過。

《我們與惡的距離

不聊新聞大後方的戰場多刺激，不發泄對法理情的矛盾衝突敵對情緒，不上價值審判新聞新媒體記者的職業道德，不崇拜這個劇做得多良心多專業。

只聊跟生活有關的事兒。

紀伯倫

所以當成年人「無恥地」對孩子施暴，是在臆想和發泄什麼呢？

是他們沒有被自己抵達的夢境和希望。

1.當你發現這個世界和你想像的不一樣，你怎麼辦？

這是每個孩子長成成人後，需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

李大芝是站在孩子和成人之間的角色。她原本叫李小文。

大學還沒畢業，哥哥李小明用自製手槍在戲院槍殺了9個正在看電影吃爆米花的孩子。

但同時，他殺死的，是10個家庭。包括他自己的。

妹妹李大芝被母親強制換了名字脫離家庭，去過自己新的生活。

但並沒得償所願。

在導師幫助下好不容獲得的實習工作，長官卻是其中一位被害少年的媽媽，新聞副總監宋喬安。

生活是連續的，舊傷痕沒癒合，沒法長出新皮膚，脫胎換骨改頭換面。

自己的身份被揭穿，哥哥也被槍決，自己和父母像過街老鼠被人人喊打，律師王赦問她，每個人都有自己人生的課題，你的課題是什麼？

站在孩子和成人中間的李大芝，所需要經歷的內心成長比我們日常生活要極端殘酷一些。

哥哥和她想像的不一樣，是殺人兇手。

理想和她想像的不一樣，新聞不是讓人看見真相的么？怎麼是恃強凌弱斷章取義歪曲事實。

愛慕的人和她想像的不一樣，喜歡不是彼此喜歡就好了么？怎麼可以把我和我的家庭所遭受的苦難當成素材當成獲取新聞線索的利用工具。

但並不是自我成長。

而是另外兩個角色幫她重新做回李小文。

應思悅幫她跟家庭重新建立鏈接，讓她相信愛和希望的力量。

精神病患者應思聰的姐姐應思悅，無微不至地照顧隨時有暴力傾向發作的思覺失調弟弟，讓她重新相信無條件的親情的力量。

應思悅的生活並不容易多少。

重組家庭並不真心接納他和弟弟的繼母，父親生病在床，富二代未婚夫是個口惠而實不至的傢伙，因為照顧弟弟選擇不接受結婚可以帶來的安逸生活把婚退了在她需要錢生活的時候，因為生病的弟弟和父親加重了生活負擔，又因為收容了李大芝飲品店生意凄慘被記者曝光被受害者家屬攻擊。

但應思悅的態度是，弟弟永遠要和自己在一起，李大芝對於她不是房客，是彼此幫襯的生活夥伴。她給了李大芝一個家。在她崩潰的時候她跟自己說，會過去的。

只要相信，希望永遠在看不見的未來，一切都會過去。

宋喬安幫李大芝重新跟社會和自己建立鏈接。

李大芝的哥哥李小明殺死的孩子之一就有宋喬安的兒子。

宋喬安對李大芝的心理變化，經歷了從仇視、報復、放下，到不原諒。

不原諒，但也不責怪。

宋喬安也是李大芝工作理想上的崇拜者，她認同崇拜宋喬安的新聞理想，希望自己成為宋喬安一樣的大人。

這兩個角色，幫李小文找到信念，對愛的，對生活的，對自我的，對未來的。

站在孩子和成人之間，被惡中傷的李大芝，被善救贖了。

愛和寬恕，給了她活路。

未來是可以被抵達的。

想像的夢境和希望，未必是現實，但也未必是幻覺。

是因為相信，所以看見。

宋喬安在兒子被殺後患上重度焦慮，靠工作自我麻痹，靠酒精強制入睡。愛女兒但不會表達，與青春期的女兒無法溝通矛盾重重。老公因無法忍受她的性格精神出軌。

做新聞的她因為活在痛苦裡也忘記過自己的新聞理想，看見世界的全貌。

因為她覺得沒有真相，兒子和自己都是不知道原因莫名其妙被殺死生命和希望的受害者。

當女兒質問她，你為什麼不跟劉天彥一起死了算了。她開始明白自己並沒有在活著這件事也是在傷害還活著的家人。

當妹妹跟她說，家人之間就是只有互相傷害的。她開始反思自己，與女兒的關係，與丈夫的關係。

她開始戒酒，和丈夫接受心理諮詢。關注活著的自己，和活著的家人。

當她在窗外看到自己的妹妹安撫治療精神病發作的應思聰，她接受了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她在和所有受害家庭一起接受團體諮詢時，說：其實我心裡一直有兩種聲音，一種聲音在說，希望你們一輩子走不出陰影。

另一種聲音，是兒子的善良告訴她的：當你只能接受自己和家人，都成為惡的受害者，能怎麼辦呢？

宋喬安說，原諒和懲罰有時很難抉擇，但我只知道，我的孩子很善良，樂觀，在我過不去的時候，善良樂觀的他會提醒我，相信希望。

在善和惡的抉擇里，孩子是善的，成人是作惡的。

不再相信希望的成人成了作惡的成人，殺死相信希望的孩子。

不放棄希望的成人，用孩子的善提醒自己，希望還在。相信，就可以看見。然後，停止作惡，活下去。

傷害就像傳染病，但受害不是作惡的理由。

成人的世界好像就是結果論的。但這結果論只是成人世界的，世界並不是。

《我們與惡的距離》用極端案件反問「眾生皆有病」的看客世界，因惡產生的悲劇，到底是誰的錯？

只是作惡的人的錯嗎？

以及給予被惡光臨的家庭所有成員創傷後的心理關懷——受害者，和加害者。

已經發生的悲劇不是結局反而是另一個開始。重點是，他們作惡的原因是什麼？

把所有兇手都設定成「精神病」。因為這個世界就是病了。

宋喬安妹妹宋喬平的丈夫林一俊，是精神科醫生。在和妻子討論為什麼堅持希望懷孕的妻子做人流，理由是，我不想讓我的孩子來到這個眾生皆有病的世界。

孩子是弱者，所以成人有權利決定讓孩子看見什麼樣的世界，也有權利決定不讓孩子存在這個世界。

孩子是弱者，但成人未必是強者。

孩子沒有反抗能力，並不只體現在體力上，而是認知和心理上——對惡的認知，對惡的承受能力，對惡人惡事的反抗能力。

但另一個問題是，成年人就對惡有認知，有承受能力，有對惡人惡事的反抗能力嗎？

你真的敢說，你有么？

大人在教育孩子，給孩子傳遞價值觀和方法論的時候，有一個共性特點——雙標。

這個雙重標準就是，身為成年人，我們不是沒有對善惡的判斷能力，而是，身為一個並不是心甘情願去「作惡」的人，我們習慣了偽善，且知道這種偽善是不對的。所以我們一邊告訴孩子什麼事是應該的對，一邊做給孩子看，什麼事是應該的不對但可以做。

如果知道，沒有做到，那不就是無知么？

我們都知道要給孩子看美好的，夢幻的，樂觀的，善的東西。

但那些不美好，不夢幻，消極的，惡的東西，是哪兒來的呢？

被曾經是孩子的人，製造出來的。

我們平淡生活里不會每天都有這個極端刻薄的例子。（但也會發生，比如孩子弒母。）

但只有極端刻薄的例子才能暴露出每個人共同存在的生活真相里。

成年人與惡的距離，往往是不死不活著做著不對不錯的事，然後活在自我糾結和自我責怪里。

或者去自我合理化，我沒有錯。

就像電影《憤怒的葡萄

朋友昨天發來信息，說自己在猶豫，要不要紋身 。

我回他，你想要鼓勵一下的回答，還是阻止一下呢？

朋友說，鼓勵的。

我說，那就去唄，選個未來很長時間都不會後悔的圖案。

他說，那如果阻止呢？

我說，但是我覺得，你還是想去，如果去紋，紋的時候會疼，之後不能沾水，你還可能後悔，後悔想去掉的時候就再疼一下好了。知道自己想做什麼還不去做多對不起自己，所以去唄，疼幾次都別喊就行了。

這是日常生活中的互動。

當我們被身邊的人問及關於a/b選項問題的時候，對方往往要的不是答案，是一點被鼓勵和勇氣。

但其實我少說了一句話，更完整的回復應該是，疼是你自己的事兒，你得自己受著，但如果你疼，可以告訴我，我會聽。

如果我的朋友是焦慮症或者抑鬱症患者，或者正處在壞情緒和心態當中，我會把最後沒說的那句話，一起告訴他。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課題。表達觀點或建議，甚至judge，不是只說自己認為對的事。你哪兒來的自信和勇氣，覺得自己是正義和真理呢。

其次，表達你的立場，這是對方自己的事。

最後，最重要的，表達你的態度，ta的人生課題是ta自己要承擔的事，但也要告訴ta不是只要自己承擔，ta有可以分擔的人。

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差了那一點點同理心，遇到我們覺得惡的人， 不是恐懼害怕遠離唾棄甚至暴力相向，再問自己一句，我可不可以試著在確保自己和家人安全的前提下，試著相信ta一點。

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差了那一點點敢發聲的膽，遇到我們覺得惡的行為，不是用沉默圍觀用不作為不反抗妥協用不拒絕不負責的偽善來自洽自我說服說自己是不作惡的人，再問自己一句，如果我知道是惡的，我敢不敢後退一步拒絕，如果我知道這只是身不由己無奈的惡，我敢不敢向前一步拉他一把。

成年人想為孩子屏蔽掉那個並不都是善的世界，是因為即便是作了惡的成年人，心裡也都住著一個孩子。

問自己一句，做好人，做一個成熟的孩子，你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