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名臣中，左宗棠與沈葆楨的關係非常特殊。

一方面，左宗棠是林則徐的忠實粉絲和忘年交，沈葆楨則是林則徐的外甥兼女婿。

另一方面，左宗棠是沈葆楨的“伯樂”。1865年，沈葆楨因爲母親去世，離官回鄉丁憂。1866年，閩浙總督左宗棠被朝廷調任陝甘總督。當時，左宗棠正在着手建設福州船政局，不願此項工程遭到夭折的命運，兩次親自來到沈葆楨家中，盛邀他出任福建船政大臣，主辦福州船政局。沈葆楨得以復出，後來官至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所以，曾國藩將左宗棠和沈葆楨視爲“死黨”關係。

不過，再“死”的關係，也有不對付的時候。1876年，左宗棠和沈葆楨就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那一年，左宗棠在肅州祭旗，正式出兵，吹響了收復新疆的號角。然而，“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西征大軍從一開始，就面臨着軍餉缺乏的困境。左宗棠沒有辦法，只好援引當年沈葆楨爲臺灣防務向外國銀行借款的先例，提出向外國銀行借款1000萬兩銀子，作爲軍餉。

左宗棠找沈葆楨商量，看這個辦法行不行。沒想到，沈葆楨堅決反對他向外國銀行借款。爲了打消左宗棠的想法，沈葆楨還不顧兩人的情誼，向朝廷上了一道摺子。

在這道摺子裏，沈葆楨說：“夫開礦、造路、挖河，巨費也，而西洋各國不惜稱貸以應之者，蓋刻期集事課稅出焉。本息之外，尚有奇贏，所謂以輕利博重利，故英美等國有國倩而不失爲富強。”意思是，外國也經常因爲開礦、造路、挖河借債，但由於這是帶有投資性質的借款，會帶來豐厚的回報，不影響國家的富強。如果是因爲國家用度不足向外國借債，以後每年的國庫收入全花在了支付債務利息上，“歲額所入盡付漏卮”，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沈葆楨進而指出，“英美舉債於本國之商，國雖病而富藏於民，有急尚可同患。”但是，如果像西班牙那樣，找外國借債，所支付的利息是“一去不能復返”的。

沈葆楨還翻左宗棠的“老本子”，“前屆左宗棠借洋款三百萬，計息蓋七十萬；若以此七十萬供西征之餉，未必不少有裨補。”他認爲，與其向外國銀行借款，還不如借款的利息拿來作爲西征軍餉。

隨後，沈葆楨提出了3點建議。

一是建議左宗棠在關外“扼其衝要，堅壁清野；開水利、廣屯田、考畜牧，開水利，廣屯田，考畜牧”，“關外多一分之產，關內即省一分之運”。

二是建議“朝廷發曠代之德音，以內庫爲之倡”，請求朝廷從皇家內庫裏撥些銀子出來賙濟西征大軍。

三是建議朝廷下令，各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全力支持西征，“將有著之款移稍緩者於最急之區，庶幾各省關可以勉強從事”。

這3點建議，落腳點在第二點和第三點，中心思想只有一個：找朝廷要錢。

沈葆楨這道摺子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回批覆：“西征餉事甚殷，自當通盤籌劃，於國計、軍餉兩無防礙，方爲有濟。”怎樣“通盤籌劃”呢？最終，朝廷下令，由戶部撥款200萬兩銀子，各省協餉300萬兩，允許左宗棠從外國銀行借款500萬兩銀子，總算解決了這個難題。

由此來看，沈葆楨上這道摺子，從側方面幫了左宗棠的大忙。不過，左宗棠似乎並不領情，兩人的關係逐漸疏遠。到後來，沈葆楨偏向了左宗棠的老對頭李鴻章，兩人的關係更是趨於惡化——這就是後話了。

【參考資料：《清史稿》《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