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穫豆瓣9.5評分的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終於呈現了這種分裂，一起無差別殺人案之後，所有人都停留在各自內心的偏見、冷漠、恐懼構築的牢籠裏，拒絕理解，逃避溝通，卻鮮有人關心悲劇產生的原因，甚至探尋原因的努力也被視作異端。正如該劇編劇呂蒔媛接受採訪時所說，「通常我們遇到重大事件的時候，會選擇不看或是咒罵，或是隻要這個人消失我們的世界就會變好，就是啟示我們蠻受包青天那個時代的邏輯的影響，錯了就鍘了。」

「殺死一個人渣」是現代人應對悲劇事件最核心的訴求，很多時候也成了唯一訴求。人們並不關心悲劇發生的原因，更不會想到，一個人渣的產生，同整個社會可能的關聯。去年電影《大佛普拉斯》中，有一段流傳甚廣的臺詞，暗合了這樣的現狀：「現在已經是太空時代了，人們可以登上月球，卻永遠無法探索別人內心的宇宙。」

相比於《大佛普拉斯》那種溫柔和調皮的殘酷，《我們與惡的距離》處理各種矛盾時更傾向於冷眼旁觀式的直接，每個人都是受害者，但也並非完全無辜，就像劇中news哥自言自語的那句話，「我們都是好人，不知道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個樣子，老天爺到底要我們學什麼？」

被悲劇擠迫到一起的眾人，袒露著自己的傷口，也同時袒露著各自的軟弱、自私，每個人都像兀自旋轉的孤獨星球，封閉自己，拒斥他人，相比於這部劇的中文名字《我們與惡的距離》，也許英文名「The world between us」，更貼合現實世界，這也是我們生存的世界，其中投射的一切，都與我們每個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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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的電影《一一》中，楊德昌借著小男孩天真的眼睛，定格了現代社會的諸多殘酷，其中有一條是：「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看不到，那我怎麼知道你在看什麼呢？我們是不是隻能看到一半的事情。好像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後面。」

楊德昌已經離開12年，有時候忍不住會想，這個有著臺灣社會手術刀之稱的導演，如果置身當下，以他的冷峻和精確，會如何講述當下的故事？

《我們與惡的距離》聚焦的，其實也是一個「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看不到」的故事：看到兇手用自製手槍隨機掃射9個無辜的人，但看不到兇手在一念之惡前，有過怎樣的人生；指責媒體毫無節制和底線的報道新聞事件，卻不明白「爛新聞」和「爛觀眾」之間，永遠存在雞生蛋、蛋生雞的危險關係；發現新聞中一名精神病患者犯錯，就給全天下所有的病患貼上他們隨時可能犯錯的標籤，於是整個社會的冷漠和拋棄一下都來得理直氣壯，不用擔負哪怕一絲的虧欠。

?劇中，身為醫護人員的妹妹宋喬平跟從事新聞行業的姐姐宋喬安討論不夠客觀的新聞報道給精神病人回歸社會帶來的困難。圖/ 《我們與惡的距離》

《我們與惡的距離》處理得尤為出色的部分，是提供了當代社會的精確鏡像。劇中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取自臺灣地區的真實新聞，同樣的新聞在對岸的我們這裡也並不陌生，這兩年的陝西米脂、上海世外小學、重慶巴南幼兒園、遼寧葫蘆島等地也發生過類似惡性事件。

兇手在網路上，在新聞片段中，一切彷彿與我們無關，現代人沉溺於上述假象製造的幻覺之中，對於這些事情的背後，對自己看不到的部分，統統做出一副我們不想了解的架勢。每一次惡性事件之中，我們都不難發現類似的聲音，「不要讓我看到變態的新聞」、「還不殺掉，等著過年嗎？」

這樣的暴戾伴隨著媒體的塌陷愈演愈烈，人們越來越憤怒，也越來越健忘，人們的情緒能瞬間點燃，也能瞬間冷卻，人們對一起悲劇產生的憤怒有多強烈，隨之而來的遺忘就有多徹底，一切都瞬時而廉價。

一個絕望的現實是，人類自誕生之日起，「惡」就一直潛伏其中，法律可以消滅一個兇手，但並不能剷除孕育惡、產生惡的土壤，這大約是我們要面臨的永恆謎題。《我們與惡的距離》聚焦於這種虛無，又嘗試艱難地做出一點點改變，道理大家都明白，「如果這件事情不去試著找出答案，試著去預防，這類的事情在全世界各個角落每天都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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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惡的距離》花了大量篇幅來刻畫社交媒體給現代人帶來的分化效應。每一集的片頭都由一起新聞事件引入，隨之而來的是社交媒體上一個個虛擬又真實的聲音。劇中律師王赦的扮演者吳慷仁在新劇宣傳中提到了這種分化，「現在的社會真的對於，對於某些事件、對別人的關心太冷漠了，我們被臉書分化了，我們被贊、憤怒、微笑、苦笑的那些表情分化了。我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告訴你我要的，我給你的情緒投射是什麼？我不需要負責。」

勒龐所描繪的「烏合之眾」不再需要走上街頭就能快速地找到彼此，社交媒體製造的一種假象是，好像我們這個時代一切都比以往更近，我們可以隨意去評判和介入他人的生活，但事實上，正如劇中所呈現的那樣，每個人都背負著難以稀釋的痛苦，鍵盤上熱烈的情緒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自我感動，我們覺得彼此靠的很近，但事實上，相比以往，也許我們比以往任何年代都更加孤苦，沒有人真正理解對方，也沒有人願意作出這種努力。

社會事件發生後，社交媒體上羣情激憤的網友。圖/ 《我們與惡的距離》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雪莉·特克在《羣體性孤獨》（臺譯本為《在一起孤獨》）一書中集中講述了科技時代人類社會的種種病症，在對400多名受訪者進行走訪調查之後，雪莉指出當代社會正在逐漸形成「一種表演性文化」，社交媒體似乎營造了人際更好的溝通，其實這是錯覺，實際上卻讓人們更加孤立。一方面人類在網路上重新塑造自我，另一方面，這種塑造中「敘述性和分析性的思考越來越少見」。 人們用字母代替話語，用表情符號替代感覺，點亮一個豎起或向下的拇指就能代表贊同和反對，心理狀態逐漸形成一種慣性的表演機制，科技的進步讓這類表演變得前所未有的便捷。

理清了表演性文化下這種羣體性的孤獨和羣體性的殘忍，《我們與惡的距離》在此基礎之上試圖營造一個對話的空間——律師王赦一直像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一樣，爭取大家能平靜下來，能想一想為什麼。這也是整部電視劇的核心命題：在無解的悲劇面前，在科技便捷到今天的當下，人類還是否擁有對話和自救的能力——我們能不能在網上的義憤填膺之外，喊打喊殺之外，沒完沒了地標籤化一個人或一個羣體之外，仍舊有靜下心來的勇氣，能跳出自身的偏見和仇恨，讓一起絕望心碎的悲劇事件，能夠擁有「殺死一個人渣」之外，一個不同的結局。

?劇中為「惡人」辯護的法扶律師王赦致力於瞭解犯罪者背後的原因，以避免未來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圖/ 《我們與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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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下沒有任何一個爸爸媽媽，要花一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

整部劇中最刺痛人心的，是兇手的媽媽哭著喊出的這個句子。關於劇中李曉明為什麼會槍殺那麼多無辜的人，電視劇始終沒有給出答案。但是劇中安排了一條患思覺失調症（即人們通常所說的精神分裂症）導演的支線，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導演，一路遭遇資本的摧殘、眾人的嘲笑、家人的不解，然後在病發的時刻成為一則社會新聞的男主角，在被貼上精神病人的標籤後，迎接他的世界並沒有多少同情和理解，而是接連的排斥和恐懼，他被永遠地當成一個病人。

?患上思覺失調症，無比痛苦的青年導演應思聰。圖/ 《我們與惡的距離》

他的故事大約能解答部分殺人犯從何而來的疑問，身處一個充滿戾氣和缺乏理解的社會，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覺得命運諷刺和不公，但極少有人意識到，自己的偏見和恐慌，甚至一個眼神或社交媒體上無意的一個贊同或反對，可能都在無形中製造了我們身邊的「惡」，我們一邊咒罵，一邊身為兇手而不自知。

「思覺失調症」的案例取自三年前發生在臺灣的「小燈泡」事件，2016年，四歲女童小燈泡在騎腳踏車前往捷運站途中被一男子砍殺，小燈泡隨即身首異處，後經警方調查，行兇男子患有思覺失調症。他與小燈泡素不相識，因為案件性質惡劣，當時全島一片喊殺之聲，讓外界訝異的是，目睹事件經過、幾度崩潰的小燈泡媽媽，在之後的社交媒體上和接受媒體訪問時多次提出，與其滿足民意去殺死一個人，不如好好了解這個人是怎麼一步步走向犯罪的。這位母親的剋制和隱忍一度讓外界錯愕，甚至有不懷好意的人對她進行攻擊，但這位媽媽說，小燈泡是個在愛中長大的孩子，當離開成為事實，這位媽媽希望這起不幸的事件能夠引發整個社會的思考，能夠給這個世界帶來一些改變。

?「小燈泡」事件，左為罪犯右為受害者家庭。圖/ 網路

一百多年前，法國作家雨果在《悲慘世界》中給了冉·阿讓一張黃色身份證，讓他成為永遠的下等人和苦役犯。它是冉·阿讓永遠的標籤，也凝結著那個世界中洗脫不掉的審判和偏見。如果沒有遇到米利埃主教，拿著黃色身份證的冉·阿讓，大約會被那個世界逼成可恥的竊賊和暴徒。

世界飛速進步的同時，人性也在以同樣的速度原地轉圈，今天我們生存的世界並沒有比冉·阿讓的世界更好一些，雨果在《悲慘世界》中給出的答案是寬恕和同情。在這個刻薄的年代，面對洶湧的憤怒和仇恨，寬恕和同情永遠是稀缺品，它們當然不會讓憤怒或是仇恨消失，但正是因為這些品質的存在，我們的世界纔不至於真的崩塌。

大約還是雨果在《悲慘世界》中概括的最為精確，「釋放無限光明的是人心，製造無邊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織著，廝殺著，這就是我們為之眷戀而又萬般無奈的人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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