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心手機看多了影響視力？“都市人近視病”維多利亞時期就開始了

小心藍光輻射、謹防眼部疲勞、注意乾眼症……關於智能手機和電腦屏幕危害眼部健康的新聞屢見不鮮。技術或許是新技術，但這種顧慮絕不是新顧慮。早在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就已經開始擔心技術變革可能損害視力了。

十九世紀初，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認爲，正是由於批量印刷的出現，纔會導致眼部病患增加，並導致人們的視力嚴重下降。當時，眼疾數量與日俱增，以至於有人放言，要是再不予以充分關注，就會導致全民目盲。

圖爲JF·菲利普斯在1869年出版的《眼科手術與治療》一書中描繪的眼科檢查。

1884年，《晨郵報》（Morning Post）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只有引起充分重視並採取切實行動，培育用眼文化，積極增強視力功能，才能遏制眼部健康惡化的趨勢，防止下一代‘瞎頭瞎腦’地探索世界。”

十九世紀，眼科成爲一個備受關注的領域。視力表等新式診斷技術走進診所，眼鏡也成爲治療若干視力問題的一種可行方案，越來越多的眼部問題得到有效治療。然而，眼疾總量上升這件事，也拉響了人們心中的警報，可以預見，必須要採取措施，打壓這股勢頭。

1889年，《倫敦新聞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發出質問：“等待我們的將是什麼？科學表明，祖輩用眼時曾經得心應手，而今，眼睛已經無法滿足我們的需要。未來，英格蘭可能淪爲一個看不見的國家。”

緊接着，文章基於視力加速衰退的潛在因素，得出一個結論——自然進化與家族遺傳或許是部分原因。

都市人的近視病

除了自然進化和家族遺傳，另一部分原因被評論家們歸咎於“現代生活”。他們稱，“人造環境”——印刷術、義務教育，還有以蒸汽機爲代表的發明創造——造成了所謂的“視力退化”。1892年，《十九世紀：每月評論》（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Monthly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維多利亞時代，城鎮空間的變化和照明條件固然是“一筆不可估量的財富”，但也要放在“全民視力迅速下滑”的大背景下來看。當時還有很多其他報刊，紛紛以“都市近視”爲題反映了這一現象。

1898年，《蘇格蘭評論》（The Scottish Review）發佈專題報導《現代進步的自誇》（The Vaunts of Modern Progress），探討都市近視問題。文章指出，視力下降是“當前文明生活水平的獨特結果”。物質繁榮、產業擴大、商貿活動的興起，凡屬於“進步”範疇之下的諸多成果，都會損害人體神經系統和眼部健康。

圖爲JD·布朗寧在1887年的著作《我們的眼睛以及護眼之道》中給出的閱讀建議。

當時還有一個顧慮，就是久坐不動，這也與眼疾增多聯繫到了一起。由於交通更加發達，加上出現了一些不用起身就能參與的新式娛樂活動，大家會把更多時間放在閱讀上。工作形態也發生了改變，底層工種擺脫了體力勞動，書面詞彙取代了口語詞彙。正如現在我們關注“屏幕時間”一樣，當時，期刊雜誌上全都在強調“閱讀時代”的消極影響。

教育來背鍋

讓教育來背鍋，這一點跟今天很像。閱讀材料、照明條件、桌椅空間、義務教育等，都成爲當時眼疾增多的“罪魁禍首”。眼科專家羅伯特·卡特（Robert Brudenell Carter）撰寫了一份由英國政府牽頭的研究報告《校園視力》（Eyesight in Schools），在報告中，卡特不偏不倚地指出，教育條件或許有所影響，但要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下形勢，必須收集更多數據。雖然卡特不願被扣上“杞人憂天”的標籤，但還是有很多雜誌在報導中用上了“教育體系之惡”這樣聳動的字眼。

人們認爲，這些新環境的問題在於它們是“人造”的。當時的醫生常常會把現代人的弱視力與原始人的絕佳視力相比較，還會研究圈養效應對動物視力的影響。如此一來，在評價文明與“進步”之間的關係時，便有了更加負面的解讀。有了這個結論，批評人士還可以說，視力退化是都市環境與現代娛樂活動的伴生品，是西方世界的典型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