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政治哲學與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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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園鳴謝

王敏 譯

保守主義政治思想在今天的美國還有一席之地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作爲一種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的一般本質：它獨有的特徵、它的實質以及它產生的條件。“意識形態”在這裏是指被一個重要的社會羣體所認可的、有關政治和社會價值分配的一套觀念系統。儘管當前對保守主義思想的影響和作用的認識千差萬別，但是在這種爭論的背後包含着作爲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性質的三個寬泛且相互衝突的概念。

一、保守主義的各種理論

第一，貴族式理論把保守主義定義成個別、獨特且唯一之歷史運動的意識形態：它是18世紀末和19世紀上半葉，封建貴族階級對法國大革命、自由主義以及資產階級興起的一種反應。用曼海姆的話說，現代保守主義是“某個特定歷史和社會形勢的一種功能”。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保守主義則是貴族階級的意識形態。這樣保守主義就和封建主義、特權地位、舊制度、土地利益、中世紀精神以及貴族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了一起，而與中產階級、勞工、商業主義、工業主義、民主、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保守主義概念在“新保守主義”的批評者中非常流行。其原因正如路易斯·哈茨精彩論證的，由於美國缺少封建傳統，所以，知識分子和政治評論家試圖在美國中產階級中普及保守主義思想的努力註定要失敗。

第二，保守主義的自主式定義認爲，保守主義並不必然和任何特定羣體的利益聯繫在一起，而且它的出現也不依賴於任何社會力量的特殊歷史結構。保守主義是一套普遍有效的、自主的觀念體系。它以普遍價值來定義自身，例如正義、秩序、平衡、協調。一個特定的個人不管信奉這些價值與否，主要都取決於他自身認識這些價值內在真理與可取性的能力，而不是他的社會聯繫。在這個意義上，正如拉塞爾·柯克所說，保守主義僅僅是“意願和智力”的問題；保守主義的原則“並不限於單個階級的利益”；保守主義者可能來自“所有的階層和職業”。這種保守主義理論在“新保守主義”中廣爲盛行。它表明保守主義不僅在當代美國是相關的和可取的，而且是任何歷史環境下都適宜的政治哲學。

第三，情境式定義把保守主義看作是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它產生於一種特殊的但經常重複出現的歷史情形，在這種情形中存在着一個針對既定製度的重大挑戰，既定製度的支持者採用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來進行防衛。這樣，保守主義就是一種可以用來維護任何既定社會秩序的思想體系，無論何時何地，也不管出於何種角度，只要是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本質或存續提出根本性挑戰，它都堅決反對。保守主義的本質是對既定製度之價值的強烈肯定，但這並不意味着保守主義反對所有的改變。事實上，爲了保護社會的基本要素，同意在次要的事情上進行改變是必要的。然而，除非一個人從根本上對既定秩序感到滿意並且致力於抵抗任何嚴重的挑戰，否則便不會擁護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出現一種對於美國既定製度的根本挑戰，且這種挑戰迫使其捍衛者們清晰地表達保守主義的價值時，保守主義在今天的美國纔是可能的。

現在，這個問題可以合理地提出來了：我們可以從這些定義的爭論中得到什麼呢？並非所有的定義在本質上都是專斷的？證明一種定義優於另一種定義如何可能？如果在這些相互衝突的理論中並不存在共同的預設，那麼這種觀點將是有效的。然而，對於保守主義的三種定義來說，情況並非如此。它們只是在保守主義意識形態與歷史進程的關係上看法不同而已。貴族式定義把保守主義限定在特定社會的特定社會階級上；自主式定義允許保守主義出現在任何歷史階段中；情境式定義則認爲，只有當提出挑戰和進行防衛的社會羣體彼此處於一種特定的關係中時，保守主義纔會出現。然而，這三種路徑都在根本上承認保守主義作爲一種意識形態的內容：保守主義者所信奉之價值和思想的實質。例如，拉塞爾·柯克雖然批評小阿瑟·施萊辛格將保守主義等同於封建主義，但是大體上他也同意施萊辛格關於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實質的論述。

而且，所有保守主義的分析家都承認埃德蒙·伯克是保守主義的原型，其思想的基本要素構成了保守主義的基本要素。這些領域的共識使我們可以對這三種保守主義的定義進行一項合理的評價。保守主義的歷史功能必然來自於其實質。只有那種最能充分而全面地解釋伯克的意識形態在歷史中的表現的保守主義理論才能爲人們所接受。本文的論點是情境式理論最符合這些標準。

二、觀唸的和制度的意識形態：保守主義理想的缺失

那些擁護所有三種保守主義定義的作者們大體上同意，保守主義信條的主要組成部分至少包括下列這些內容———伯克理論的核心部分。

1．人根本上是一種宗教性動物，宗教是公民社會的根基。神的約束影響合法的、現存的社會秩序。

．社會是一個自然的、在歷史中逐漸生長的有機體。現存的制度包含着前人的智慧。權利是時間的產物。“慣例”，用伯克的話說，“是所有權利中最可靠的……”。

3．人是一種具有本能、情感和理性的造物。審慎、偏見、經驗和習慣比理性、邏輯、抽象和形而上學能更好地引導人們。真理存在於具體的經驗之中而不是普遍的命題之中。

４．共同體高於個人。人們的權利來自於他們的責任。邪惡根源於人的本性而不是任何特定的社會制度。

5．除了在一種最終的道德意義之外，人們都是不平等的。社會組織是複雜的，總是包括各種階級、等級和羣體。差異、等級制和領導階層是任何公民社會都不可避免的特徵。

6．存在這樣一種假設，即“支持任何既定的政府體制而反對任何未經嘗試的方案”。人們總希望志存高遠，實際上卻鼠目寸光。試圖消除現有邪惡的努力通常會導致更大的邪惡。

假定這些命題是對典型的保守主義思想的一個公正的概括，那麼這些命題對於貴族式、自主式和情境式理論各自的優點意味着什麼呢？保守主義的原則中沒有任何東西將其排他地限制於封建—貴族制的反應上。確切地說，這種意識形態強調了社會中階級和領導階層的必然性，但它並沒有指定任何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或領導階層的來源。這種意識形態中也沒有任何對農業社會、封建制的土地佔有權、君主政體或者有頭銜的貴族製表示偏袒的假設。與此類似，自主式理論也是不充分的，因爲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缺乏那種普遍和永恆有效之意識形態所具有的寬廣滲透力和廣泛吸引力。事實上，保守主義本身就強調真理的特殊本性，並警惕總體原則（overarching principles）的危險性。很顯然，這種意識形態對那些對現狀不滿的人沒有多少吸引力。簡而言之，貴族式的定義不成功是因爲，在貴族制或封建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不贊成貴族制的人可以闡述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而贊成貴族制的人也可以闡述非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

自主式定義的失敗是因爲保守主義在歷史上的出現不是隨機的。貴族式定義把保守主義限制在社會進程一個過於狹小的部分上，而自主式定義則將其完全放寬至與社會進程相關的任何聯繫上。保守主義思想的典型要素———歷史中的“神聖策略”，慣例和傳統，對抽象性和形而上學的厭惡，對人類個體理性的不信任，社會有機體概念，對人類邪惡本性的強調，對社會差等的承認———所有這些都服務於證明既定秩序的正當性這個首要目的。保守主義的本質是以歷史、上帝、自然和人類的名義來闡述現存制度的合理性。

保守主義意識形態適於用來爲任何現存秩序辯護這一點，可以從上述對伯克式原則的概括中一覽無遺。在這個概括中沒有任何地方顯示出保守主義思想可能想要捍衛的制度的特徵。在這方面，保守主義不同於除激進主義之外所有其他的意識形態：它沒有什麼可稱之爲實質性的理想。大多數的意識形態都假定了一些政治社會應該如何組織的想法。“自由主義”、“民主”、“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這些詞語都表達了關於社會中權力以及其他價值應該如何分配；國家以及其他社會制度的相對重要性；經濟、政治和軍事結構的關係；政府和代表的一般體系；行政和立法機構的形式等問題的看法。但是，保守主義的政治觀點是什麼呢？描述一個保守主義的社會可能嗎？恰恰相反，用米倫費爾德的話來說，保守主義的本質在嚴格意義上是“沒有理想的政治”。

例如，我們可以認爲葡萄牙的政治體系比英國和美國的政治體系更接近於威權主義的理想，英國的體系比葡萄牙和美國的體系更接近於社會主義的理想，而美國的體系則比英國和葡萄牙的體系更接近於民主的理想，這三種政治體系都與共產主義的理想相去甚遠。但是，這三者中哪一個最接近於保守主義的理想呢？葡萄牙？英國？美國？我們不可能說出來是因爲根本就不存在一個保守主義的理想可作爲評判的標準。沒有一個政治哲學家曾經描繪過保守主義的烏託邦。任何一個社會都可能會有需要被保守的制度，但是從來就沒有保守主義的制度。由於缺乏保守主義的理想，保守主義的自主式定義必然歸於失敗。

儘管非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理想會隨着思想家的改變而改變，因時代的變遷而變遷，但是它們的基本特性是相同的，即從理論上詳細闡述其價值取向，並以此來評價現實存在。因此，非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觀念性的或先驗的，而保守主義則是制度性的或內在的。現代西方社會所有一般的觀念性意識形態都以一種“應然的要求”來對待現存的制度，即應當重塑現存制度以體現意識形態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觀念性理論都包含某種程度的激進主義，即對現存制度的批判。現存制度的現狀與非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理想之間的差距越大，這種意識形態對現實的激進態度就越強烈。因此，激進主義是保守主義的對立物；同時，就像保守主義一樣，激進主義是對制度所表達的一種態度而非對任何特定理想的信仰。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源於對特定變化的態度取向而非其目的和方向。

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是激烈的意識形態和社會衝突的產物。它只會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即挑戰既定製度的人完全拒絕這些制度據以塑造和創建的觀念性理論的根本原則。如果挑戰者沒有懷疑普遍盛行的哲學，那麼，支持和反對制度改變之間的論戰就會參照普遍接受的觀念性哲學來進行。每一方都試圖表明自己的政策比對方更符合一般的理想。例如，美國內戰結束之後，美國輝格黨和美國民主黨之間爆發的激戰，正如哈茨所指出的，是在共享一個洛克式價值框架內進行的，這種共識排斥了保守主義。

然而，當挑戰者根本不同意現存社會的意識形態並且肯定一套完全不同的價值時，討論的共同框架就被摧毀了。挑戰者拒絕普遍盛行的意識形態也迫使那些捍衛者放棄這些意識形態。沒有哪種觀念性理論能夠令人滿意地捍衛既定製度，甚至在這些制度總體上反映了那種意識形態的價值時亦是如此。意識形態理想的完美本性與制度的不完美本性及其不可避免的扭曲造成了二者之間的鴻溝。理想成爲評判制度的標準，那些相信這個理想但又希望捍衛這些制度的人將感到很窘迫。最終，捍衛者將面對一種不可避免的選擇：或者爲了捍衛他們的制度而不得不放棄他們的意識形態，以一種保守主義的哲學來取代他們舊的觀念性理論；或者他們不得不冒着加劇那些基本體現了其理想的制度進一步垮臺的危險來堅持他們的觀念性理論。捍衛任何一套遭到根本性挑戰的制度，其結果必定是採用保守主義的邏輯、神聖性、制度作爲制度的必然性這樣的措辭，而不考慮這些制度與這種或那種觀念性哲學之規定的一致性程度。

社會的反對力量必定會對現存的制度構成一種明顯而即刻的危險。但僅僅是闡述一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還不足以形成保守主義，除非這種意識形態得到重要社會羣體的積極擁護。18世紀中葉的啓蒙哲人並沒有引發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而1789年革命以及隨後數年發生的事情卻導致了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生。保守主義，用曼海姆的話說，“是當其他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登上歷史舞臺後，在試圖反對它們而被迫拿起武器的意識形態鬥爭中才首次變得具有反思性和自覺性的”。如果既定秩序的捍衛者成功了，那麼在適當的時候他們會逐漸地放棄闡述他們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並以一種新的版本取代他們舊有的觀念性理論。如果他們失敗了，他們或者放棄他們舊有觀唸的前提，或者放棄他們新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如果他們傾向於做天生的保守主義者的話，他們會把新秩序作爲命裏註定不可避免的事情加以接受。例如，伯克、博納爾和邁斯特他們都部分地相信法國大革命的勝利也許是上帝的意志，而一旦這一點變得明朗起來，反對它就“不再是堅決的和確定無疑的，而成爲任性和固執的”做法。

另一方面，那些仍然抱持原有觀念性哲學理想的失敗的保守主義者，則成爲反動分子———現存社會的批判者，他幻想將來重建他認爲過去一直存在的理想。他是一個激進分子。在“向後的改變”和“向前的改變”之間不存在令人信服的區分，改變就是改變，歷史從來不曾倒退也不曾重複，所有的改變都遠離現狀。隨着時間的流逝，反動者的理想變得和任何過去的現實社會越來越沒有關係。過去被他浪漫化了，最終，他開始支持返回到一個從來沒有在現實中存在過的、理想化的“黃金時代”。他與其他激進主義者之間無從區分，而且通常表現出所有激進心理的典型特徵。

作爲一種制度性意識形態，保守主義的本質排除了它和其他特定觀念性意識形態之間任何永久的和內在的聯繫或對立。因此，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不一定要一分爲二。當然，那種認爲二者之間存在着根本對立的想法來源於貴族式保守主義理論，並且反映了對於西方18世紀末19世紀初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的普遍理解。試圖將這種短暫的關係描述成政治史上的持續現象，僅僅有助於隱藏如下事實，即在適當的歷史環境下保守主義很可能對維護自由主義制度是必要的。保守主義者真正的敵人不是自由主義者而是那些極端激進主義者，不管他支持哪種觀念性意識形態。雖然不同的激進主義者提出不同的靈丹妙藥，但是他們都具有某種保守主義思想家們毫不遲疑就能識別出來的心理。胡克所說的16世紀的清教徒，梅特涅所說的“放肆的人”，伯克筆下的“形而上學的三流作家”，霍桑筆下的霍林渥斯，科爾特斯所說的“自我崇拜的人”，以及霍弗所說的20世紀“忠實的信徒”，他們都是同一類人，具有相同的心理。

保守主義和觀念性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已經導致了一些非保守主義者否認保守主義中有任何智識內容，同時也導致一些保守主義者攻擊所有的意識形態。但是，當保守主義的批評者和捍衛者貶低保守主義的智識重要性時，他們錯了。保守主義是人類社會存在需要持久性制度前提的智識理由，它具有重要且必需的作用。它合理地捍衛了存在對意識、秩序對混亂的優先地位。當社會基礎受到威脅時，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提醒人們一些制度的必要性以及現存制度的可取性。並非所有的意識形態都必須是觀念性意識形態。保守主義理論和其他通常的政治理論相比追求一種不同的秩序和目的，但它依然是一種理論。保守主義不僅僅是缺乏改變，它是對抵制改變的一種體系化、理論化的清晰闡述。

三、內在的和情境的意識形態：保守主義傳統的缺失

大部分思想家都同意，也正如我這裏所認爲的，稱伯克爲一個保守主義者是恰當的。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伯克最好是被看作封建貴族秩序的代言人，普遍有效的價值和理想的解釋者，還是既定製度的捍衛者？貴族式定義在解釋伯克的問題上歸於失敗是由於：1．伯克所捍衛的英國社會既不是封建社會也不是貴族獨佔的社會；2．伯克同樣捍衛其他既定的社會，特別是印度和美國；3．從伯克所讚賞的可取的社會組織來看，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輝格黨人，一個自由貿易論者。自主式概念同樣不能對伯克提供一個完整的解釋，其原因是：1．伯克的政治著作和演講都是由即時的問題和需要所引發的；2．他拒絕普遍適用的道德或政治哲學的可取性和可能性；3．其政治思想的基本要素主要和評判既定製度這個有限的目的有關。

在19世紀初的歐洲大陸，人們用伯克的思想來反對正在興起的中產階級以捍衛貴族和封建主義。然而，伯克所關注的英國社會和憲法，卻完全不同於海峽對岸當時的情況。他的思想可同時在兩個地方評判既定秩序，這一事實證明瞭他哲學的適應性而不是這兩種制度的相似性。在一條精闢的警句中，路易斯·哈茨宣稱：“在美國，洛克和伯克是相當的”。這句話相當正確，但是它在英國也同樣正確。爲了捍衛他那個時代的英國憲法，伯克首先反對喬治三世再次宣稱王權的影響高於議會，然後他又反對民主主義者擴大人民對議會的控制。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因爲在洛克之後一百年他仍然試圖維護1689年的制度。他是混合政府的崇拜者，他說，他決心“維護既定的教會、君主政體、貴族制和民主制，讓每一種制度都保持它現有的程度，不再擴大”。伯克認識到人民在英國的政治體系中起着有限但卻非常重要的作用。儘管他將貴族製作爲英國憲法內在的和必要的成分接受下來，但他絲毫沒有顯示出對它的偏愛。他自己作爲一個平民不止一次遭受到來自大貴族的鄙視，他們認爲他是“愛爾蘭的冒險家”。就像傑斐遜和亞當斯一樣，伯克是自然貴族制而非人爲貴族制的支持者。

伯克所捍衛的社會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商業社會，也是正在不斷增長的工業社會。18世紀，人們已經可以看到英國銀行的興起、南海公司泡沫、航運和貿易的擴展、商業財富和工業資本的積累以及一連串工業發明和製造業的穩步增長。商業是18世紀英國的“主導因素”。令伏爾泰驚訝的是，英國的紳士們不再對貿易感到害羞，這是一個表明英國和歐陸社會不同的跡象。在伯克1750年來到倫敦之前三十年，促進工業發展就已經成爲英國政府的基本目標。到1790年，當——按照貴族式保守主義理論——伯克正在捍衛封建自治秩序時，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進行了一個世代之久。商業和工業的發展讓伯克感到反感嗎？難道他試圖回到從前時代的封建農業秩序嗎？遠不是如此。對於伯克來說，正如納米爾指出的，“貿易是帝國的靈魂”。早在1770年，伯克就毫不含糊地表明過他的立場：“土地利益和貿易利益是分不開的……把你的土地變成貿易”。這是封建辯護士的建議嗎？六年後，伯克毫無保留地讚揚《國富論》“思想睿智、有穿透力、視野開闊、概念明晰，各部分的界分和過渡恰當而自然”，這本書準確地反映出了他自己對經濟的看法。在議會中，伯克始終堅持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國家應該遠離經濟事務，商業法律是自然法，勞動力本身是“貿易品”。毫不奇怪，亞當·斯密在和伯克討論過政治經濟學問題之後說，伯克是“唯一不需要任何交流卻在這些問題上和他有相同想法的人”。如果伯克是封建自治秩序的辯護士，那麼亞當·斯密是什麼？最明白不過的事實是，就他所贊同的社會組織來說：政治上，伯克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和輝格黨人，是洛克式憲政的捍衛者；經濟上，他是一個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論者，他的觀點和亞當·斯密相同。在他的思想中幾乎或者根本就沒有自治的、封建的或貴族制的成分。

儘管伯克偏愛一種平衡的憲法以及商品經濟，但這種偏愛與其說是來自於它們獨特的優點，不如說是來自於它們作爲一種事實的存在。孟德斯鳩和亞當·斯密闡述了伯克所接受的那些制度的觀念性理論基礎。伯克的貢獻是不同的。他關注的不是這些制度的基本內容而是對它們的維護。他一視同仁地捍衛了英國的輝格體制、美國的民主制度、法國的專制制度、印度的印度教制度。例如，他警告印度的制度必須建立在“他們自己的原則而非我們的原則之上”，他譴責那些在印度的英國人，認爲他們顛覆了印度“大多數既定的權利和各個時代、各個邦中最古老的以及最值得保護的制度”。“他改變了他的前線”，正如莫利用一個經典的措辭所評論的，“但是他從來沒有改變他的戰場”。自莫利之後，學者們已經開始聯合起來澄清對伯克前後不一致的指控。但是，如果伯克是前後一致的，他怎麼可能是一個貴族論者？如果他主要關心的是維護歐洲的封建自治秩序，那麼他爲什麼會關注美國和印度？大多數保守主義者採取保守主義思想是爲了捍衛某個特定的既定秩序。從這方面看，他們的保守主義與其說是根本性的不如說是工具性的。然而，伯克之所以是保守主義的原型，是因爲他具有捍衛所有現存制度的強烈願望，而不管這個制度在哪裏、受到何種挑戰。

貴族式保守主義理論的支持者認爲，現代保守主義起源於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他們錯了。我們至少可以在西方政治史上辨識出保守主義的四次主要表現。第一次表現是16、17世紀對集權的民族國家挑戰中世紀政治制度和宗教改革挑戰既定政教關係的一種反應。在歐洲大陸，例如弗朗西斯·浩特曼在其《法蘭克－高盧》，胡安·德·馬裏亞納在其《論國王和對國王的教育》中試圖以保守主義的方式捍衛中世紀的多元秩序以反對日益增長的民族國家君主的力量。儘管浩特曼是法國人、新教徒，而馬裏亞納是西班牙人、耶穌會士，這沒有使他們有什麼不同。他們有相同的目標和言論。然而，對於他們二人來說，不幸的是，歷史的事實並沒有完全按照他們所希望的那樣支持他們，王室力量發展的歷史趨勢早已破壞了舊秩序大部分重要的制度。結果，反暴君論的觀點就從一種保守主義的基礎之上轉移到觀念論的基礎之上。它按照原則而不是先例被重述了。《論反抗暴君的自由》遮蔽了《法蘭克－高盧》的光彩，蘇亞雷斯使馬裏亞納黯然失色。

另一方面，在英國，存在着強大的民族國家君主和教會，這使對二者都可以進行保守主義的捍衛。在歐洲大陸被用於捍衛各社會等級以反對王室權威的思想在英國被用來捍衛王室權威以反對政治上持不同政見者和神學激進分子。都鐸王朝的辯護士——廷代爾、加德納、霍珀，還有其他很多人———的政治思想中充滿了對秩序和服從的保守主義訴求。叛亂和無政府被認爲是最邪惡的，不服從就是試圖打破神聖的、命定的存在鏈條。都鐸王朝的文學中一遍又一遍地重述莎士比亞的警告：“沒有了紀律，就像琴絃繃斷，聽吧！刺耳的噪音隨之而來！”

16世紀行將結束，當清教徒的攻擊越來越強大並且變得越來越極端時——1570年，主教制度開始處於持續的批評之中———要求對國家民事和宗教機構進行更徹底的保守主義捍衛的聲音不斷增長。理查德·胡克在1594年出版的《論教會政體的法律》滿足了上述要求。這部多卷本著作是對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傑出而雄辯的闡述。在伯克之前兩百年，這部著作就已經描繪了伯克思想的每一個重要環節。他們的保守主義主旨幾乎完全相同。不過，他們所捍衛的制度以及他們所應對的挑戰是不同的。1590年都鐸王朝的制度和1790年輝格黨的制度是不相同的。一方面，胡克所捍衛的制度的威脅來自於清教徒關於國家和教會完全分離、信仰高於理性以及用《聖經》的權威反對教會權威的主張。清教徒們將人類看作是墮落的和邪惡的，他們是唯心論的、決定論的、反知論的、原教旨主義的和悲觀主義的。另一方面，伯克所捍衛的制度的挑戰來自於民主主義羣體確信理性的效力和對人類本性以及人類進步能力擁有一種無限自信的主張。清教徒不是什麼，他們就是什麼：他們是唯物論的、理性論的、反信仰論的、樂觀主義的和自由意志論的。然而，儘管有這些不同之處，胡克和伯克所處的相似情境卻使他們闡述了相似的政治思想。

保守主義的第二次重要表現是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應。那場社會劇變、它所提出的意識形態、它所推動登上權力地位的階級無疑都成了那個時代對西方文明史上現存制度的最大威脅。結果，這導致了西方歷史上保守主義思想洪流最大的一次爆發。保守主義對大革命的反應主要是但並不僅僅是捍衛封建的、農業的和貴族的秩序以反對正在興起的、城市的、啓蒙的中產階級。儘管如此，大革命危及的不單是封建貴族制度而是所有現存的制度。在英國，伯克以保守主義捍衛商業社會和溫和的自由主義政治制度。在美國，聯邦黨人——從約翰·亞當斯中經漢密爾頓到費舍爾·埃姆斯——闡述了保守主思想來捍衛自由主義政治制度以反對他們所認爲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威脅。在歐洲大陸，保守主義最初的反應也不是來自封建貴族而是來自那些與更開明的、商業的和官僚因素相聯繫的思想家。例如，在德國，布蘭德斯、雷貝格和默澤是德國北部城市——那裏的中產階級實力最爲強大——的代表，他們展開了對大革命的首次進攻。一些歐陸的保守主義者，比如根茨，在經濟上都是自由主義者。甚至貴族制的代言人所捍衛的社會也不盡相同：法國的博納爾和德·邁斯特，普魯士的馮·德·馬維茨和哈勒爾，奧地利的根茨、梅特涅和繆勒，他們捍衛的都不是相同的社會結構。然而，不管反思大革命的思想家們想要維護的當前的社會秩序是什麼，共同的保守主義立場始終貫穿於他們的政治思想之中。

封建貴族思想家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應所體現的保守主義思想只是他們暫時捍衛其地位的產物而非其階級利益永久的、內在的本性。他們利益的根本性質在１７８９年沒有改變。然而，在此之前的一年貴族階級還沒有產生有影響的保守主義思想。他們不需要這種思想。另一方面，貴族們被剝奪了權力之後，他們不再是保守派，但他們卻沒有放棄其貴族理想。特別是在法國，貴族思想曾經是保守的，但被剝奪權力後就迅速變得反動並且最終走向激進。德·邁斯特曾經讚揚過秩序和穩定。在資產階級民主派當政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法蘭西行動》宣揚暴力和“軍事政變”。革命者屬於右翼一方。

保守主義的第三次表現是19世紀中葉統治階級對下層民衆要求分享社會發展方向領導權的反應。這次挑戰唯一重要的標誌是人們迫切要求擴大普選範圍。不過，這次挑戰與社會既定價值觀只有部分分歧，所以，僅引起了保守主義微弱的反應。尤其在法國，中間階層不得不面對兩個方向的壓力，他們觀點的典型倡導者們——例如魯瓦耶—科拉爾和基佐——一方面闡述自由主義思想以反對貴族，另一方面闡述保守主義思想以反對大衆。在德國，一次重要的劇變還沒有毀壞社會結構，施塔爾、蘭克、薩維尼和路德維希·馮·格拉赫闡述了一種更加廣泛的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強調社會的有機成長。在英國，柯勒律治，隨後是紐曼、梅因和萊基，他們警告人們用大衆統治取代階級統治的危險。在美國，新聯邦主義者斯托裏、喬特和肯特在他們被傑克遜浪潮壓倒前爲精英階級統治進行了短暫的保守主義捍衛。

保守主義的第四次表現是由於19世紀中葉工業主義、自由勞動和廢除黑奴制度這些挑戰所引起的政治思想在美國南部的大量湧出。1830年之前，美國南部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由傑斐遜主義塑造的。1830年後，由於廢奴理論的不斷增多以及北部工業和人口的日益增長，南部的思想變得越來越保守。威廉·勞埃德·加里森——激進改革者的典型———1831年創辦了《解放者報》，同一年，納特·特納領導了奴隸起義。這些事件標誌着武裝力量的結合，這迫使南部走向保守從而導致他們放棄傑斐遜主義的遺產，並產生出以伯克的語言來表述的保守主義辯護書。只要沒人簽署反對奴隸制的《獨立宣言》，一個傑斐遜派就有可能同時也是一個奴隸主。一旦簽署《解放黑奴宣言》，奴隸主就不得不要麼放棄他的自由主義，要麼放棄他的生計。不可避免地，人們會犧牲掉觀念性哲學，取而代之以廣泛的保守主義。就像清教激進主義反對都鐸王朝制度的持續發展趨勢最終產生出胡克一樣，廢奴主義改革的持續發展最終產生了卡爾霍恩和菲茨休。在他們以及“反動啓蒙運動”的其他人———特別是霍姆斯、哈蒙德、休斯和哈珀——的著作中“複製了歐洲封建主義反動言論的每一個關鍵方面”。他們在論文和小冊子中重複了伯克的所有基本思想，他們用這些論文和小冊子來捍衛既定的社會秩序以反對那種具體的、強大的、並最終取得勝利的威脅。

路易斯·哈茨認爲南部的保守主義是“冒牌貨”。從貴族式保守主義概念出發，哈茨論證說，南方人試圖既用伯克來爲奴隸制辯護，又用伯克來爲一種包含了許多自由主義因素的政治傳統辯護，這中間存在着內在的衝突。儘管南部的制度本身存在着明顯的不一致，然而，在用伯克來爲這種制度辯護方面卻並無衝突。保守主義哲學對於捍衛傑斐遜的制度、“南部特有的黑奴制度”，或者它們二者的任何結合來說都是合適的。卡爾霍恩把伯克和奴隸制結合起來並不比伯克自己把伯克和自由放任政策結合起來更像一個冒牌貨。南部保守主義政治思想隨着南北戰爭的結束而終結的這一事實也不能證明南部是“錯誤的伯克，半吊子的伯克”。當南部的社會—政治體系遭到摧毀時，那種用來爲之辯護的理論也必然隨之消亡。哈茨本人將南部保守主義描述爲“美國思想史上偉大而富創造性的片斷之一”。然而，如果南部保守主義僅僅是一個冒牌貨，是人爲的舶來品因而在美國的環境中沒有根基的話，它會是那樣嗎？難道不能通過對南部保守主義做出更簡單的解釋來避免這個問題嗎？南部的經驗是一個非常清楚的範例，即一個社會由於其生存受到根本性的挑戰而從自由主義的觀念性理論轉變爲毫不妥協的保守主義。鑑於南部情境的改變，其思想的改變既是必需的也是自然的。

貴族式保守主義理論的根本缺陷是它認爲保守主義是一種內在性意識形態而不是情境性意識形態。內在性意識形態是對一個持續的社會羣體利益的理論表達。它源自於使一個羣體成其爲羣體的那些基本的共同特性。相應地，內在性意識形態會隨着羣體利益和需求的改變而發展和改變；但與此同時，它還保留着某些必要的特性，這些特性反映了這個羣體的持續的和內在的一致性。與其作爲資產階級中間階層的意識形態的基本性質相一致，下一代的自由主義不同於前一代的自由主義，但仍然是從後者中生長起來的。內在性哲學也可能被同一時代中存在的相互衝突的不同學派進行不同的解釋和表達。美國的自由主義已經分裂成輝格式強調“財產權”的自由主義和普羅大衆式重視“人權”的自由主義兩個版本。不過，美國的輝格黨和民主派依然共享洛克思想的核心。馬克思主義也以各種形式存在並且經歷了很多演變階段，然而所有這些階段和形式都保留了同樣且根本的原則，這些原則使得馬克思主義作爲一種理論區別於其他理論。這樣就有可能將內在性理論的各種表達彼此聯繫起來，追溯各種模式的發展和影響，在一個共同的智識傳統中辨別出各種宗派和變種。簡而言之，一種內在性理論演變和擴展的實質與該理論的各種表達是相互關聯和相互依存的。這種理論和它的倡導者們共同構成了一個思想流派。

情境性意識形態則截然不同。它們不是反映特定社會羣體的持續利益和需求，而是依賴於羣體間存在的各種關係。當一個羣體和其他羣體的關係呈現爲一種形式時，它會支持一種情境性意識形態；而當這些關係呈現一種不同的形式時，它就會支持另一種情境性意識形態。情境性意識形態反映的是一個羣體外部環境的改變而不是它永久性的內部特性。內在性意識形態強調羣體的功能而不管它們處在什麼情境之中，情境性意識形態強調情境的功能而不管什麼羣體處於那些情境之中。對於情境性意識形態來說，問題不是“誰”而是“處在哪裏”。因此，美國的“州權利”理論就主要是一種情境性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會被一系列不同的羣體所擁護，只要他們在中央政府中相對於其競爭對手的權力小於他們在州政府中的權力。

如果保守主義的情境式定義是正確的，那麼保守主義就是一種情境性意識形態。保守主義的發展滿足了特定的歷史需要。當這種需要不存在時，保守主義的哲學就會逐漸消失。每一次，保守主義的表達都是對特定社會情境的反應。保守主義在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地點的表現都與它在其他任何時代和地點的表現沒有多少關聯。因此，保守主義並不反映永久的羣體利益。由於依賴於羣體間特定關係的存在而不是這些羣體本身的存在，保守主義持續的時間相同於這些關係存續的時間，而不同於這些羣體存續的時間。這種關係必然是短暫的，它持續的時間很少會超過一個世代。因而，保守主義意識形態不會隨着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的改變、細化、修正而發展與轉化。它也沒有一套基本經典需要通過在不同的追隨者當中展開爭論來加以評註、詮釋和論證。保守主義的表現僅僅對應於對類似社會情境的意識形態反應。保守主義的實質在本質上是靜態的。保守主義思想是重複性而不是演進性的，它在歷史上的表現是孤立的、不連續的。因此，這可能看起來有些悖謬：保守主義以傳統的捍衛者自居，它本身卻沒有傳統；保守主義強調對歷史的訴求，它本身卻沒有歷史。

保守主義思想靜態的和重複的特性反映在它將自身逐條列舉的範圍上。與其他政治意識形態相比，保守主義更能濃縮成關於原則或概念的一個簡短目錄，這個目錄構成了適用於所有保守主義思想家的保守主義教義問答集。保守主義的支持者和批評者都同意，保守主義的本質可以用幾條基本思想來概括。這些思想的確切數目可能因表達方式的不同而各式各樣，但是其內容是大體相同的。例如，赫恩肖列出了“保守主義的12條基本原則”，柯克列出了“保守主義思想的6條教規”，而羅西特列出了“保守主義傳統的‘21個關鍵點’”。

在某種程度上，保守主義思想的這些簡短且相似的目錄僅僅反映了人們對於作爲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的實質的一般共識。但是，除此之外，它們還反映了這種意識形態靜態且有限的本性。其他意識形態都擁有通過各種表現方式加以重現的基本思想，但這些思想只是這種意識形態的起點，而不是其概括或者實質。個人主義雖然是自由主義的基礎，但洛克的個人主義和邊沁的個人主義是截然不同的。階級鬥爭雖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但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和列寧的階級鬥爭相去甚遠。然而，保守主義者不會分裂成各種流派，他們也不像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忙於對其信仰的含義進行激烈爭論。當然，單個的保守主義思想家可能會以一種略微不同的方式來表述他們的思想，並且可能會根據他們特定的意識形態傾向來修正這些思想。但是，通常他們只是重複他們的教義問答集，一旦他們說出教義問答集，他們也就說出了所有關於保守主義思想的實質所應該說的。一部自由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揭示出了這種意識形態在不同時代和不同環境下的嬗變。一部保守主義思想家的思想史，例如柯克的《保守主義的心智》，涉及的必然是同樣思想一遍又一遍的重述。

保守主義思想這個獨具的特性解釋了曼海姆所引用的一個關於保守主義的經常被評論的方面：“大多數保守主義者和反動分子的生涯在其年輕時都表現過革命的階段”。很多19世紀早期的保守主義者——德國的格雷斯、根茨和繆勒，英國的柯爾律治、華茲華斯和騷塞——最初都是法國大革命的熱烈支持者。聯邦主義者開始是成功的革命者，而美國最著名的保守主義者約翰·卡爾霍恩的政治生涯則是從一個咄咄逼人的傑斐遜派國家主義者開始的。爲什麼會存在這種模式呢？不就是因爲保守主義不是關於任何社會羣體利益表達的永久性意識形態嗎？沒有誰像密爾生來就是一個功利主義者那樣生來就是保守主義者。保守主義的動力來自於理論家面前的社會挑戰而不是他背後的智識傳統。驅使人們走向保守主義的是重大事件帶來的震撼和如下可怕的感覺，即他們所贊同或視爲當然的、與他們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社會或者制度可能會突然不復存在。因此，一個時代的保守主義思想家對下一個時代的保守主義思想家幾乎沒有影響。很少有第二代的保守主義者。例如，胡克的思想預見了伯克保守主義哲學的所有要點，但伯克的保守主義並不是來源於他對胡克的研究而是來源於重大事件對他產生的影響。類似地，在法國，“可以這麼說，邁斯特從來都沒有自己的學派”。在美國，南部的辯護者菲茨休很少從早期的保守主義思想家那裏獲得靈感。而且，保守主義立場的每種個人表述本身往往產生於某種當下的智識挑戰。克里斯托弗·莫里斯將《論教會政體的法律》描述爲一部“應景之作”。這個措辭同樣可以恰當地應用於（亞當·繆勒的）《治國藝術原理》、（伯克的）《法國革命論》和（卡爾霍恩的）《政府論》。

四、保守主義的相關性

按照上述分析，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在今天的美國能起什麼作用呢？“新保守主義”是真正的保守主義嗎？是否還有對保守主義思想進行更深入、更深遠闡述的空間呢？

作爲一場保守主義運動，大部分新保守主義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缺陷。第一，許多新保守主義者不確定他們所希望捍衛的是什麼。一些人僅僅是繼續將保守主義等同於商業自由主義。其他人則是激進的貴族主義者，對當前現存的美國社會感到不安和厭惡。他們渴望將歐洲的貴族制輸入到資產階級的美國，他們夢想一個較少民主、較少平等以及較少工業主義的時代，一個精英進行統治而大衆安分守己的時代。他們對現存美國政治和社會體系的拒絕使得他們不可能成爲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例如，拉塞爾·柯克對當代美國的看法再直白不過了：“近乎自殺”、“廉價”、“唯物質主義”、“乏味”和“標準化”。這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的語言，還是一個現存社會中傷者的語言？在柯克的書中看不到對美國憲政民主的有力捍衛，而是充斥着一個做作的、多愁善感的、滿是鄉愁的、渴望久已逝去的社會的懷舊者的形象。他和他的夥伴們與現代美國完全不合拍、不同步。

第二，許多新保守主義者對那些對其希望保守的東西構成的威脅的性質和來源認識含糊不清，而且達到令人喫驚的程度。歷史上，保守主義總是對直接和當下挑戰的一種反應。保守主義者通常不會在辨別其對手方面產生懷疑。然而，在新保守主義者當中，很少有人能夠清晰地將敵人納入關注的焦點。對一些人來說，保守主義的敵人是自由主義，儘管他們對這個術語的含義幾乎沒有共同之處。對其他人來說，敵人是現代主義、極權主義、民粹主義、世俗主義和物質主義。對一些新保守主義者來說，敵人是非理性主義而對其他人來說則是理性主義。當然，這種混亂狀況只不過反映瞭如下的事實，即美國社會的經濟繁榮、政治一致使得任何以國內敵人爲目標的保守主義都顯得荒謬而且多餘。胡克、伯克和卡爾霍恩曾與真正的敵人進行過真正的政治鬥爭。然而，由於缺少任何腥風血雨的社會—政治挑戰，新保守主義者只能從抽象的“主義”中虛構出想象的威脅。

新保守主義的第三個缺陷是試圖找出美國的保守主義智識傳統。很顯然，新保守主義者渴望在一次思想運動中獲得認同的安全，匆忙地遊走於美國的歷史長河之中，復活那些已被遺忘許久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很少有什麼比這更徒勞無益或者不得要領了。例如，在《保守主義的心智》這本書中，拉塞爾·柯克認爲保守主義者就是支持既定製度的人。然而，在他尋找美國保守主義傳統的努力中，他將這樣一些人歸爲保守主義者：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他被他在自己周圍所看到的東西“嚇倒”了；布魯克斯·亞當斯，他對“美國社會充滿厭惡”；亨利·亞當斯，他已經成爲令人沮喪的異化的典型代表；歐文·白璧德，他從美國逃向佛教；以及桑塔亞納，他從美國逃到了他的羅馬修道院。所有這些人都對社會心存不滿，而且在許多方面，他們比德布斯、亨利·喬治、德·萊昂和拉福萊特——柯克大概永遠都不會想到把這些人劃到保守主義者的行列——從根本上說更加心存不滿。新保守主義者對其前輩的尋求僅僅反映了他們自己在保守主義的目的、作用和認同方面的不確定性。他們試圖保守的是一個根本就不存在的智識傳統而非確實存在的制度。如果他們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的話，他們馬上就會投入到反對一種真實且迫在眉睫的威脅以捍衛這個制度或者社會的行動中來，而不會對建立一個保守主義的系譜產生多大的興趣。

不過，新保守主義不確定性的一面並沒有窮盡今天美國保守主義的所有可能性。一些新保守主義者認識到了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情境性特徵的重要性。他們意識到，反對美國社會的一部分以捍衛其另一部分，這樣做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今天唯一能夠引發保守主義反應的是共產主義和蘇聯對作爲一個整體的美國社會造成的廣泛而深刻的挑戰。在這方面，正如馬克斯·貝洛夫所指出的，19世紀50年代的美國南部和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所處的形勢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兩個社會都受到了擴張性外部秩序的挑戰。就像南部會產生費茨休和卡爾霍恩這樣的保守主義捍衛者一樣，期望美國也會產生它的保守主義辯護士沒有什麼不合理。最近那些以一種保守主義方式寫作的愈發深刻的著作———像尼布爾的著作———在許多方面就是對外部極權主義挑戰的直接回應。作爲窮困世界中一個富足而自由的島嶼，美國有許多東西值得捍衛。

然而，美國的制度是自由主義的、大衆的和民主的。那些信仰自由主義、民衆控制和民主政府的人們能夠給予這些制度以最好的捍衛。正如1820年普魯士的貴族是保守主義者，1850年南部的奴隸主是保守主義者一樣，今天美國自由主義者必定是保守主義者。歷史上，美國的自由主義者一直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推動人們朝向更多的自由、社會平等和更有意義的民主這些目標前進。清晰闡述一種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於使其他人轉向自由主義觀念並沿着自由主義的路線不斷改革現存的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現在最迫切需要的不是創造更多的自由主義制度而是成功地捍衛已經存在的那些制度。這種捍衛要求美國的自由主義者把他們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暫時擱在一邊，爲了應對持續的威脅而接受保守主義的價值。只有爲當下暫時放棄他們的自由主義思想，自由主義者才能爲將來成功地捍衛自由主義制度。自由主義者不應當懼怕這種改變。一個自由主義者爲了最有效地捍衛世界上最自由主義的制度而調整他的思想，這難道會減少他的自由主義特性嗎？繼續闡述自由主義哲學只會給予敵人以攻擊自由主義社會的武器。捍衛美國的制度需要一種有意識的、清晰闡述的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只能來自於那些深切關注美國製度之維護的自由主義者。正如布爾斯廷、尼布爾和其他人所指出的，美國的政治天賦不是表現在我們的思想上，而是體現在我們的制度中；激發保守主義的因素不是來自三流思想家的陳腐教條，而是來自一流制度的成功業績。當前的鬥爭而非古老的信條纔會產生一種“新保守主義”，這纔是真正的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不像貴族式解釋所認爲的是歷史上某個特定階級的壟斷物，也不像自主論所主張的適用於每一個時代和每一個地方。相反，保守主義與某種特定的歷史情境相關。美國的自由主義今天可以發現自身就處在這樣一種情境之中。除非共產主義和蘇聯的挑戰被根除或者這種挑戰不再起任何效果，否則美國自由主義者的一個主要目標必定就是維護他們已經建立的制度。這是一個有限的但必要的目標。保守主義從不問終極的問題，因而也不提供終極的答案。但是，它的確提醒人們關注社會秩序的制度性前提。當這些前提受到威脅時，保守主義不僅是適當的，而且是必需的。在維護美國自由主義所取得的成就的過程中，自由主義者除了轉向保守主義之外沒有其他可資利用的資源。特別是，對他們來說，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在今天的美國仍佔有一席之地。

本文原載《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編輯過程中略做調整，原文可參見原刊。

①因此，任何自然法理論，作爲一套卓越的、普遍的道德原則本質上是非保守主義的。所以，曼海姆在反對把自然法作爲保守主義的一項特徵方面是非常正確的。關於伯克對自然法的否認，參見Alfred Cobban, Edmund Burke and the Revolt against the Eighteen Century(London,1929), pp.40ff., 75 and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1953),99.13-14 and 38-319。施特勞斯準確地指出了伯克之所以和先前的思想家不同是因爲他並不以一種超越性的標準來評判英國憲法。當代的政治評論家例如拉塞爾·柯克，試圖一方面以保守主義自居，另一方面卻又贊成普遍的自然法，這種做法顯然是相互矛盾的。

②由於保守主義是對既定社會和政治制度的意識形態評判，因此，除非一個人像江洋大盜那樣機敏、精明、強悍且對自身蓬勃發展的天分無比自信，否則對一個完全混亂或是處於持續而快速劇烈變革狀態的社會進行保守主義的捍衛是不可能的。這就引發了關於保守主義在現代極權國家中存在的機會問題。如果極權社會是像弗朗茨·諾伊曼描述的納粹德國那樣，“非國家、混亂、無法治、無政府”的話，對於這樣的社會進行保守主義的捍衛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一個處於攻擊之下的極權主義政權確實闡明瞭一種具有某些保守主義要素的理論，這本身就是該政權已經“安頓下來”並且不再處於永久革命狀態的一個支持性證據。對這個一般性問題的回答顯然取決於極權主義的性質而不是保守主義的性質，參見Carl J.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1954); Hannah Arendt, “Ideology and Terror: A Novel Form of Government,” Review of Politics, Vol.15, 00. 303-327(July, 1953);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1942);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ism and Rationality,” this REVIEW, Vol.50, p. 751(Sept., 1956)

③情境性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已經被來自曼海姆社會學知識的假設搞得模糊不清了，這種假設認爲每一種意識形態都有一個以特定社會羣體或階級爲形式的“載體”。本文的觀點認爲意識形態也可以以羣體間關係的經常性模式爲“載體”。

④由於缺乏智識傳統和實質性理想，保守主義產生了另一個特有的方面，即它在某種程度上被書寫政治理論的政治學家們忽視了。在政治理論教科書中，保守主義很少出現，即使出現的話，大體上也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同樣地，也沒有一本像樣的保守主義思想史。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部分是由於保守主義的本性，部分是由於政治學家的訓練。他們學習分析各種思想的歷史流派，追溯各種觀唸的發展脈絡，指出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影響，探究一個思想流派中意識形態的分裂和學說上的分歧。他們還被教導用這些思想的內在邏輯和一致性、它們所反映的關於人類和自然的理論，以及它們所辯護和規劃的羣體利益，來剖析各種意識形態的實質性理想。因爲缺乏智識傳統和實質性理想，所以按照這些思路保守主義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分析。由於不知道該對保守主義提出什麼問題或者不知道該如何評價保守主義的重要性，所以，政治學家們往往傾向於忽視它。

⑤Conservative Mind, pp. 10, 428 and Program for Conservatism, Passim.在像柯克這樣批評現代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和理論的人與像萊因霍爾德·尼布爾這種僅限於批評自由主義理論但同時又讚揚其制度的內在智慧的人之間作出區分是非常必要的。

⑥美國人在歐洲的共同經驗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當一個美國人宣揚美國是一個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國度時，他會被問到“南方的黑人怎麼樣”？在回答中，他不可避免地要強調所涉及社會問題的重大性、漸進改革的必然性、依靠法令一夜之間改變人們習慣的不可能性，以及過於急速地改變所帶來的緊張。簡言之，他捨棄了平等、自由的自由主義語言，而轉向主要是保守主義的概念和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