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

八章之前，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沒有給讀者解答：儘管都共同起源於近東閃米特人的一神教，為什麼穆斯林社會和西方社會似乎走向了衝突？對於這個問題，我有幾個假設，有些讀者會反對。有些人可能會說穆斯林和西方人之間沒有這種緊張關係；或者會說根本就沒有「穆斯林」或「西方人」這回事——只有個人或個人社會，而且這種個人社會不應該以一般類別分組；或者會說這個問題暴露了文化偏見——贊成西方或反對西方，贊成穆斯林或反對穆斯林——或者說這個問題就是幼稚的。（這些讀者幾乎可以肯定是不喜歡下列論斷的。）儘管這些反對意見有道理，穆斯林社會的多樣性也一直是本書的主導思想，但是應該認識到要回答一般性問題，我們必須偶爾回到（這種方式被公認為並不完美）泛泛而談。此外，無論是穆斯林社會還是西方社會，都有地位顯赫的人認為「伊斯蘭教」和「西方」之間已經發生、正在發生或者將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雙方一些領導人的公開言論、他們在有些事發現場的行為，使人毫不懷疑本書重要問題的合理性，這點是確鑿的。但是，伊斯蘭歷史怎麼能幫助解答這個問題呢？

本書各章為這個問題提供了各自的答案。第一章到第三章提供了四個合理的解答，主要聚焦在地理位置、「外來」文化影響、穆斯林西方關係記錄以及伊斯蘭教形成的政治背景。展現伊斯蘭歷史的地理環境形成了穆斯林社會的特殊性。大幹旱區使穆斯林面臨殘酷的現實，這個現實決定了從城市規划到宗教派別應對危機和生存的一切問題。穆斯林領土與非洲、歐洲、中亞和南亞的邊界變化頻繁，這樣，除了近東的一神教，穆斯林社會還要面對各種文明並受其影響。我們闡述伊斯蘭歷史各民族的作用時，也強調了從8世紀晚期開始，波斯人和突厥人對穆斯林社會施加了決定性影響。「伊斯蘭」和「西方」可能從相似的起點開始，但是他們很快「在叢林中分道揚鑣」，這就造就了所有的不同。

另一個基於歷史的解答是：「穆斯林」與「西方」文化的接觸一直是由敵對狀態主導的，因為地理原因，西方文化由歐洲代表。現在，穆斯林與西方的緊張關係既是這種敵對狀態的延續也是敵對狀態的反映。早期和拜占庭對抗，接著在地中海和基督教國家發生戰爭，十字軍東征，西班牙收復失地，奧斯曼帝國擴張到歐洲、又從歐洲退卻，最後是殖民主義，這些自然在「穆斯林」和「西方人」之間孕育了不信任。這一系列的對抗和記憶——包括近期和遠期——有關西方的敵意、壓迫和殖民化的記憶使現代穆斯林不願意「研究」西方文化。對西方文化缺乏研究產生了重要後果：最近出版的一本書，內容是有關100位「歷史上最具影響的穆斯林」，僅僅包括了一位西方穆斯林，即馬爾克姆·X，但是幾乎沒有人會把他當做穆斯林西方合作的成功故事。事實上，因為他的政治觀點，西方很多人也並不把他當做英雄；因為他和「伊斯蘭國度」有聯繫，伊斯蘭世界的很多人也沒有把他看做穆斯林。這就會產生惡性循環：雙方越互相懷疑，穆斯林就很可能越不會潛心「研究」西方文化。穆斯林英雄名單因此會繼續由前現代、非西方人物主導，他們也僅僅在穆斯林中聲名卓著；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社會的疏離感也因而會滋生並長久持續下去。從更樂觀的角度說，這個惡性循環的脆弱性是由歐洲其他非基督徒少數民族暴露出來的，他們就是猶太人。儘管信仰基督教的歐洲迫害猶太人的歷史悠久，直到最近對待他們也極其糟糕，但是，歐洲的猶太人卻產生了愛因斯坦、弗洛伊德、馬克思和其他很多偉人，他們不但受到猶太人敬重，而且受到非猶太歐洲人敬重。因此，如果假以時日、環境寬鬆，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也可能產生自己的轉型英雄。

伊斯蘭歷史故事也提醒我們：在伊斯蘭習俗（這是一方）的形成與猶太和基督教習俗（這是另一方）之間有本質不同。儘管穆罕默德及聖伴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磨難甚至迫害，但是先知去世時，是社團的領袖，擊敗了麥加的敵人並且使阿拉伯半島各部落皈依了伊斯蘭教。隨後幾百年，伊斯蘭教的統治繼續擴張，古典教義、法律書籍和伊斯蘭教習俗也一直在發展，通常這都獲得了國家資助，也是政治產生的影響力。與此相比，摩西從未達到聖地，耶穌也被釘死在十字架。公元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定為東羅馬帝國的國教，在此之前的幾百年，基督徒一直是被迫害的少數人群。而這幾百年里非常關鍵，福音書被寫出來了，基督教的創始人也生活在這一時期。猶太教是第二神殿遭到破壞之後（約公元70年），產生於「外來」規則寫就的原始資料（《密西拿》和《塔木德》）。因此，猶太教和基督教都誕生於（或者說就猶太教而言，形成於）政治衰弱時期，沒有獲得皇家資助或支持。儘管首先是基督徒、後來是猶太人各自獲得了政治支持，但是，基於這兩個宗教「古典時期」獲得的經驗，猶太人和基督徒都非常自然地認為自己處於異族統治是現實。與此相對照的是，伊斯蘭法律最重要的著作，特別是在800-1100年之間編撰的著作，通常可以回溯到600-800年間發生的事件。穆斯林法學家因此不會考慮是生活在「異族」統治之下（這種情形僅僅發生在11世紀中期）。當然，後來有寫成於蒙古人、十字軍或者伊比利亞基督徒統治時期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把政治變遷記錄在案；有些資料還證明非常受歡迎而且影響深遠。（其中有些資料勸告生活在異族統治下的穆斯林逃離（hijra）到穆斯林領土上去，在這裡，修習伊斯蘭教不會使自己陷入危險。）關鍵是主要的伊斯蘭法律資料，最早以及最著名的著作，都建議穆斯林以居主導宗教文化的自信態度修習伊斯蘭教。很多西方人可能會認為信教的穆斯林中有毫不妥協的態度，這種態度會妨礙鄰里關係，或者普遍不願意改變自己的信仰以適應非穆斯林國家的現有文化，這種看法可以參考伊斯蘭歷史進程得到解釋。

第四章和第五章為我們提供了兩個更深入的答案，這兩個答案來自歷史界對立的雙方。研究伊斯蘭歷史的傳統穆斯林觀點認為伊斯蘭教與眾不同，一個原因是猶太人和基督徒曲解了上帝最初的教誨，另一個原因是最初的伊斯蘭教完全是在阿拉伯半島形成的，其基石是先知受到天啟，先知並沒有受到近東地區古典時代晚期思想影響。因此，由於伊斯蘭教獨特的阿拉伯背景，它與猶太基督教文化完全不同；任何比較這兩種（或三種）宗教傳統的行為都會遭到唾棄，並被認為是誤入歧途的東方主義盈利事業。萬斯伯勒對此有完全不同的解答，他在《教派環境》中提出：8世紀，阿拉伯人征服伊拉克之後有意識地把自己和猶太人及基督徒區分開來，和已經存在的當地宗教比較而言，他們創造了一個獨特的阿拉伯宗教（有新曆法、聖所和諸神世系）。萬斯伯勒認為，早期穆斯林和早期基督徒不同，後者認為自己是新（或真正的）猶太人，而早期穆斯林則認為自己是全新非猶太人或非基督徒。

第六章和第七章舉例說明了伊斯蘭世界鍾愛歷史，而西方相對來說則對自己的歷史有些健忘，二者存在巨大差異，這就使我們對自己的問題找到了另一個答案。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是穆斯林使近東的一神教誤入歧途，而是西方人使一神教誤入歧途。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時代，信仰猶太基督教的西方與過去進行了明確切割（或者更確切地說，與自己真正的過去切割，代之以傳說中具有古典意味的過去）。畢竟，誰願意復興一個稱為「黑暗時代」的過去呢？因此，伊斯蘭教才是猶太基督文明真正的繼承者，而不是西方。

很多分析家認為這點很明確：我們重大問題的答案無法在伊斯蘭歷史中已經發生的事件找到，而是能在沒發生的事件中找到。比如說文藝復興或宗教改革，穆斯林就會站出來並認為二者是「中世紀」保守性的倒退。這是針對複雜問題的簡單解決辦法。當然，還要看「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意義何在。如果文藝復興照字面解釋是古代文明的「重生」，那麼有人就會說穆斯林已經經歷過了，比歐洲還早幾百年，那是在9世紀的巴格達。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把文藝復興看做是任何過去時代的復興，只要文化璀璨就可以，那麼，我們可以說這正是伊斯蘭主義者幾個世紀以來就倡導的：那就是他們試圖重建的「經典時代」，穆罕默德及聖伴的時代。

有些理論權威認為，如果穆斯林也經歷一場伊斯蘭式的新教脫離天主教會的改革（約1517-1648年）就好了，這樣，穆斯林社會和「西方」交流就會順暢得多。教會放鬆了對社會的鉗制，並為西方基督教世界自由的覺醒鋪平了道路，這都歸功於宗教改革，也導致了「道德價值觀」比其他思想得到了更大提升。所以這些人認為，伊斯蘭式宗教改革會向穆斯林社會灌輸多元化、宗教寬容、知識和文化自由等各種思想，所有這些都會使伊斯蘭教和其他「現代」世界保持一致。但是這個答案存在兩個問題。首先，這個答案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新教改革之後，隨後一百多年都暴力不斷，給基督教社會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分裂。沒有人可以合乎邏輯地建議穆斯林，他們應該干冒動蕩的危險進行宗教改革，這樣非穆斯林的西方人和他們打交道時就會覺得更舒服，但是，對穆斯林來說，烏瑪的團結和避免教團發生內戰（fitna）是最重要的。第二，有人認為穆斯林已經以瓦哈比主義的形式進行了宗教改革。瓦哈比派和新教徒都致力於清除附著在真實信仰上的堆積物，比如廣為流傳對聖人的敬拜（這是兩個宗教都有的）或者敬仰聖母瑪麗（這是基督教獨有）。像馬丁·路德受到早期思想家約翰·威克里夫和揚·胡斯的影響一樣，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也從伊本·泰米葉和伊本·蓋伊目·賈烏茲葉的著作中獲益。那麼，穆斯林也有自己的宗教改革，但是，西方一些學者更喜歡伊斯蘭宗教改革是另外一種方式併產生不同結果。只要瓦哈比派和薩拉菲派的其他派系繼續和傳統派別，如遜尼派、蘇菲派和什葉派解讀伊斯蘭教存在競爭，那麼，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仍然要見證伊斯蘭宗教改革的結果。

本書起始就闡明了「伊斯蘭教很重要」。我希望已經講明了伊斯蘭歷史也「很重要」。我們已經看到了伊斯蘭歷史在穆斯林世界塑造政治和宗教的許多事例。在理解伊斯蘭世界和現代「猶太基督」西方世界的關係上，我們也認識到了伊斯蘭歷史的作用。在此情況下，也應強調伊斯蘭歷史不是唯一重要的——根本不是。研究穆斯林-西方關係的分析家（任何一方或者不屬於任何一方的分析家）普遍認為，穆斯林和西方人都有生活中最關心和擔憂的問題——我們都想擁有和平、健康、繁榮、互敬互愛和更加美好的未來，我們都害怕生命中缺少這些東西。穆斯林和西方的交流因此傾向於用地緣政治、經濟和其他「常規」因素來衡量和解讀，把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歸咎於獲得所需資源的不平衡。本書試圖闡釋在破解這個難題中有一個人們經常忽略的東西，那就是伊斯蘭歷史。西方非穆斯林不會意識到這一點，因為在他們所處的社會，歷史的作用相對而言很小。本書讀者無論會不會繼續忽視自己的歷史，我希望他們能認識到伊斯蘭歷史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不僅僅對穆斯林而言，而且那些想和穆斯林打交道的人也是如此，並以穆斯林的方式來理解伊斯蘭教和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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