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本文首發作者微信公衆號“姬中憲寫的”，經作者授權轉載

　　吾師永祥

　　姬中憲

　　2000年春天的某個上午，我在山大老校的宿舍裏接到一個電話，“我是華東理工大學的徐永祥……你明天來一趟吧。”便是我和徐老師的初次通話。

　　那一年我考研，原本報的本校，成績不上不下，保險起見，我開始四處投寄成績和簡歷，凡是有社會學碩士的大學都寄，其中也包括華東理工大學。我當時的院長吳忠民教授曾對我說：“華理不錯，他們的院長徐老師，我有一次開會和他住一個房間……”那年代開會不比現在，院長也要拼房。感謝這次拼房，讓我第一次聽說了徐老師。

　　我後來在文章中回憶這段往事，寫到徐老師那句“明天來一趟”時，說他“語氣輕鬆得好像我就在他辦公室樓下”，其實那時我還在濟南，與上海相隔一千公里，從未去過上海，“不過徐老師非常細心，隨後就向我詳細講了乘車路線，包括下火車後如何換地鐵，買幾塊錢的車票，在哪一站下車然後再到馬路對面換乘哪一路公交，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那條路線……”

　　在華理進門右手邊的小白樓，二層的辦公室裏，我第一次見到徐老師。這時距離正式複試還有一個月時間，徐老師有意提前見一見我，好驗一驗我有沒有簡歷上寫的那樣好。這次見面決定着我的前程和去向，我的緊張與渴盼可想而知，大概也爲了緩衝一下這種“面試感”，徐老師還帶了一位研究生學長一起見我，已經不記得我們三個說了什麼，只記得那次面談簡短，親切，無關專業，不涉及考點，只是聊聊天。徐老師和學長臉上一直帶笑，不時交換一下眼色，一些對我來說非常重大的決定也許已經悄悄地發生。

　　我後來入校後才聽學長學姐們講，徐老師早就在班上傳播了，說山大有個學生，本科階段就發表了那麼多文章……

　　這一年徐老師四十五歲，只比現在的我大五歲。頭髮還在。

　　面談結束，徐老師囑咐學長帶我到處轉轉，還要管我吃飯。我還記得學長帶我去吃食堂的小竈，我生平第一次吃到一種面色鮮亮、口感細滑、味道好到難以形容、說不清是鹹還是甜、名曰“紅燒肉”的菜……

　　開學後第一堂課，一下課，徐老師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說成教班有一門社會調查課，才上了一次課，那幫成人學生就把老師趕走了，要求換一個。徐老師把課程表遞給我，說：“你去。”我嚇得不輕，我只是個學生啊，見生人說話就臉紅，研究生纔讀了一堂課，還未得導師真傳，讓我去給那羣剛剛政變的人講課，確定他們不會用更快的速度把我趕走嗎？

　　我就這樣被趕上了講臺。備課時恨不能把每一句話都寫出來，背下來，精確到講解哪個知識點時要用到一個比喻句。磕磕絆絆講完第一堂課，我合上書，等待學生的審判。底下一位大叔站起來，一邊收拾東西一邊說：講得嘛還行，就是下星期上課的時候啊——別這麼緊張。

　　再沒有比這更丟人的時刻了，然而我聽到了“下星期”，這至少說明他們不打算把我趕走——可能他們也趕煩了。回到學校，我馬上跑去給徐老師彙報，說我發現了，講課不只需要專業知識，還要有一些知識以外的“東西”，我還說不清這東西是什麼，但隱約感到這東西也很重要。徐老師點上一支菸，微笑，點頭，不語。

　　我就這樣一星期一星期地講起了課。私下裏也曾吐槽，有一次在QQ上和大學同學恩界互相調侃，我說：我懷疑我的導師打算把我當人民教師培養……其實心裏清楚得很，徐老師一是要鍛鍊鍛鍊我，二來看我一個窮學生，有意讓我賺點錢。我人生中第一桶金就是這樣來的：一學期下來，近三千塊講課費到手，放在當時，可是一筆鉅款。

　　徐老師的課上得靈活，昨天剛參加了一個什麼會，今天上午國際上剛發生了一件什麼事，他都能即興穿插進課堂。我常從他這裏偷一些段子，轉頭講給成教班聽，然而即使原話照說，也總收不到他那樣的效果。他還會臨時拉一些牛人來，比如吳鐸教授新近美國歸來，他就請吳老師來講一堂美國社區，何雪松老師正在香港讀博，一回上海就被他抓來，講一講香港社工。他們講的時候，徐老師並不偷懶，總是陪坐一邊，幫襯或迴應。當時只覺新奇，要等到畢業以後我自己進了社工界，才慢慢知道這些牛人到底有多牛。

　　課下，徐老師總是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只有幾個平方，永遠煙霧繚繞，他坐在窗前背光處，指間夾一支菸，桌上、窗臺上、茶几上、沙發扶手上永遠堆滿書和雜誌，找東西永遠找不到，必須把它們一樣一樣挪開——有一次我一進門，他就掀起桌上鍵盤，露出底下幾張鮮紅的百元大鈔，挺得意地對我說：“看看，剛去市裏開了一個會，人家給的。”我心裏暗驚，在山東，可從沒有老師這樣直白地展示過，然而對於“專業價值與回報”“知識就是金錢”，還有比這更生動更有衝擊力的講解方式嗎？

　　畢業之後，當我也開始去到一些場合，主辦方遞來一個個小信封時，我總會想到徐老師鍵盤底下那幾張豔麗的錢。

　　還有一次，他去香港開會回來，把我叫到辦公室，又掀起鍵盤，拿出一塊手錶，“香港買的，你戴戴看。”好像又是爲了沖淡一下饋贈的感覺，他開始向我展示他穿的皮鞋，背的包，都是這次去香港買的，似乎手錶只是這次大采購的附帶。我聽他講皮鞋和包，心思卻全在那塊表上，那是一款黑色的運動型手錶，佈滿旋紐和齒輪，很適合男生戴。他在破費之外，還花了心思。

　　學期末，他又叫我去辦公室，“你去買一些書吧，記得開發票，回來給你報銷。”我像得了天大的特權，跑去陝西南路的季風書園，抱回一摞摞書。徐老師翻一翻書脊，似乎有些疑問，“專業書不多啊，這都是曹老師（曹錦清）推薦的吧，都是些哲學書嘛。”但也不再多說，收了發票，如數點給我錢。他不知道的是，每一摞書的下面，我還偷偷塞了很多文學和藝術的書。

　　很多年之後，學期末，湊發票的季節，我也開始給學生買書，我直接開車把學生帶到書店，像個土豪似地吩咐：“儘管買，但是要說一說理由，爲什麼想讀這本書。”然後就分頭行動。回來的路上，我們大包小包，把後備箱塞滿，這時候，我會向學生講起，我做學生的時候，也曾經有一位老師，在買書這件事上，如此地縱容我。

　　第二學期英語水平測試，事關學位，我考研時英語成績不錯，本科時也過了六級，心裏沒太當回事，結果成績下來，57還是58，沒過。我一下慌了，第一反應就是奔向小白樓，去找徐老師。徐老師又不是英語老師，找他幹嘛？無非是害怕、愧疚、不知所措，只有親導師可以傾訴，也預備好要挨一頓罵。辦公室門一開，我還沒開口，徐老師就說：“看到了，叫人去外語學院查了，這些老師也真馬虎，竟然少算了十分，其實是六十八——還挺高呢。”

　　我一時恍惚，回宿舍的路上如在夢裏。有很多年我都在懷疑：其實並沒有少算，我就是考了58分，是徐老師動用關係幫我改的？

　　還有更多無法查證的事在發生：入黨，競選研究生會主席，發表論文，找工作……很多機會向我敞開，甚至不用徐老師出面，因爲人人知道我是他的愛徒。這世上哪有什麼運氣，一些貴人在默默支撐你而已。

　　私底下，徐老師也是同學們吐槽的對象之一。我們這個班人不多，性別結構合理，年齡梯度分明，關係特別好，真是同吃同住，親如一家，當然也特別宜於吐槽。徐老師身上的槽點，很多時候是以曹老師這樣的學者作爲參照的，那時我們的共識：曹老師是學問家，他課上講的話、提到的書，我們都奉爲圭臬，被他罵“蠢驢”也高興，有時幾天不被他罵，心裏還不踏實；徐老師是學者型官員，或官員型學者，能把這樣一羣個性鮮明、個個都有話要說的知識分子凝聚在一起的，非他莫屬。

　　私生活方面，徐老師也有槽點，那時學院上下好像有約定：上午不要找徐老師。我開始以爲他上午有課或行政會議，後來才知道，上午他不起牀，因爲晚上熬夜工作。他的健康隱患，早早埋在了體內。

　　他工作忙，學生又多，我們幾個同門的學生想約他談事情，總是不容易約到，約到了也匆匆忙忙，他的辦公室像專家門診，門口永遠排着一撥撥等叫號的人。輪到我們了，我們都早早打好腹稿，希望快速說出各自癥結，好讓他對症下藥。他剛送走上一撥人，仍癱坐在沙發上，姿勢不變，只把腦內頻道切換到我們這一檔。有時不等我們傾訴完，他就給出一個一攬子的方案，讓我們領回去再慢慢掰扯開來，這個歸你，那個我用。他總是試圖快速準確地叫出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字，這時候我們會替他擔心，怕他叫錯了。還好沒有，但有時會弄錯我們的籍貫，我們也不反駁，反正也不重要，他說我們是哪裏的，我們就暫時裝作哪裏人，反正下一次他還會換……

　　所有這些都被我看在眼裏，寫進後來的小說《闌尾》中。現在我終於敢承認，小說人物的一個重要原型就是徐老師，有很多年我不敢把這本書送給他，怕他看了打我。

　　畢業後進入社工行業，仍在徐老師的勢力範圍內，常常在會議上與他不期而遇，他坐主席臺，我坐檯下。他總是姍姍來遲，全場等他一個人，主辦方急得後臺皺眉踱步，他來了，所有人鬆一口氣，換一張笑臉，上臺宣佈會議開始。他每一次出現都像是奮力掙脫了上一場活動才得以出現在這裏。會議開始了，他也並不總能入戲，大領導在講話，他靠在椅背上，仰頭，閉眼。這些時候，臺下的我一面替他捏把汗，一面也有自豪：除了我的導師，誰敢這麼牛？

　　他有時臺上講話，眼睛瞥到我，會順勢點我的名，說給在場領導聽，把私心表現得很公開。

　　雖然從沒有明說，但我猜他最希望我進仕途。2007年我兼任浦東團委副書記，他不知怎麼第一時間就知道了（他對此類消息最爲敏感），電話打給我，給我講解這職位的利害，語氣頗爲興奮。官場關係不好處，我也曾向他訴苦，他聽一句開頭就明白，隨口丟給我一句，事後回想，意思極貼切，分量極重。我印象深的有兩句，一句是剛工作時，我說不知道怎麼和領導打交道，他回我：“領導也是人”；一句是2008年汶川地震後，我猶豫要不要響應政府號召去災區，他回我：“領導都是現實主義者。”

　　在都江堰災區，我們更頻繁地見面了，頻率簡直要超過讀研期間。他和我們一樣也穿黃色短袖工作服，戴一頂棒球帽，脖子裏掛吊牌，爲各級領導講解介紹，遠遠看去，像我們的一位老學長。

　　那一年我們還一起去南非參加國際社工聯盟年會，同行都是我的老師，師生比達到4：1，徐老師是團長，朱眉華老師算領隊，還有範斌、張昱兩位老師。會議結束，我們就包了一輛車，天南海北地玩。同時跟着四位親老師出國，我真是受盡了關愛，比如在房間分配上，徐老師張老師兩位老煙槍自然拼房，朱老師和範老師住一間，最後反倒剩了我住單間（也因爲我們經費出處不同，方便算賬），現在想想，我那時也真是不懂事。南非飯館很奇葩，差一分鐘不到飯點也不開飯，我們常常餓得滿大街找飯吃，五人裏面又以我餓得最兇最難看，他們常爲此笑我，徐老師還自創一首英文歌，邊走邊唱：小姬 is hungry，小姬 is hungry……

　　在學校時他喊學生都是連名帶姓，等我工作了，他就和那些職場上人一樣叫我小姬，叫了很多年。

　　作者畢業時與導師徐永祥教授合影

　　在一片海灘上，張老師爲徐老師和我拍了一張合影，那不是一張刻意擺拍的合影，只是剛好被張老師抓拍進鏡頭，鏡頭裏，我和徐老師隔的很遠，一個朝左，一個朝右，各忙各的，看到有人拍照才臨時轉過臉。張老師舉着照片笑說：“瞧這師徒倆，一看就知道關係不怎麼樣。”我們都不屑反駁他，他敢當我們面這樣講，只能說明事實正相反。

　　南非治安差，去之前好多人就嚇我們，說前年剛發生槍擊華人事件，約翰內斯堡又是南非最危險的城市，我們到了約堡，時時處處小心，其中又以朱老師範老師兩位美女教授最害怕，囑咐我們晚上不要出門，白天出去也要結伴，偏偏徐老師不聽這一套，他膽子大得出奇，我們一起在街上走，對面來一黑人，戴着大金鍊子穿着大襠垮褲唱着嘻哈，我們趕緊閃開道，低頭貼牆根走，假裝不存在，只有徐老師不但不躲，還迎上去和人家打招呼，他平時英語也不怎麼樣，這時候倒很敢講，兩位女老師又驚又氣，連連喊他：“回來，你快回來！”

　　後來大家都不愛帶徐老師玩，徐老師就偷偷帶我出去玩，去的可不是一般地方：他帶我去賭場。還在車上的時候，他就一路唸叨casino，這時候終於找到機會。我們進了賭場，他給我買一把籌碼，把我安在老虎機上，就一個人進去玩別的。我用最快速度把籌碼輸光，實在搞不懂這有什麼好玩的，花錢買一把塑料圓片片再一個一個還給它，有意思嗎？我進到裏面找他，他正專注於21點，我站他後面看，看不大明白，他起初還給我講解，後來就顧不上我。我一個人穿過這花花世界，到門口曬太陽，打哈欠，等他一個下午。他出來了，一局一局給我覆盤，我完全聽不懂，比在他的課上還懵，他倒興致很高，第二天還來，我就不肯再陪他。他賭的不多，更熱衷於演練戰術，然而並不總能奏效。他兩天回來，反應不一樣，第一天他話很多，拉着我們聊天，第二天就啞了嗓子，垂着頭不理人。

　　現在想想，第二天還應該陪他去的。這世上，帶親學生下賭場的老師不多了。

　　走的那一天，五個人面對着夕陽，張老師說了一句挺有詩意的話，“再看一眼吧，這鬼地方，估計這輩子不會再來了。”我那時聽了，心有不甘，現在知道，至少五個人一起回去，再也不可能了。

　　我終於沒在仕途走下去，而是冷不丁進了大學，也做了老師。徐老師又是第一時間打來電話，語氣與那次買書一樣，似有不解，“怎麼去了華政？”我一時想不出特別的理由，就說：“華政待遇還不錯。”他罕見地否定了我，說：“瞎講，華政待遇有我們華理好嗎？”

　　剛去大學那兩年，想考個博士，鼓起勇氣給徐老師打電話。我與他在人前親密，真正一對一時，我還是緊張，是那種學生面對老師時永恆無解的緊張。徐老師聽了，給我一一列舉那些報考他博士多年未中或準備報考的人，其中有領導，有副教授，有社會賢達，總之都是各方要員，我還沒聽完，就在心裏默默排了序，算了週期，放棄了。然而報名截止日，他竟打來電話，問我怎麼沒報？我一下語塞，不知怎麼解釋，最終也沒有解釋。

　　我們見面越來越少，主要原因在我，我越來越少出現在社工相關的場合。偶爾遇到以前的師友，總會聽他們說起徐老師，卻與我有關，內容大致是：“聽徐老師說，你又出了本書？”或是：“徐老師昨天還跟我們講，你的小說得了一個什麼獎？”我納悶徐老師怎麼知道這些消息的，這些消息往往陳舊、重複、細節有出入，然而又無法完全否認。他是怎麼做到的？

　　他一直是我另一重身份的最大力鼓吹者。還在讀研時，我發了一篇小說，被某文摘轉載，同學先看到，大呼小叫地打電話給我。我雖然暗自得意，畢竟不敢在老師面前提起，然而徐老師就是這樣消息靈通，有一次，在一個最是人多眼雜的場合，他突然指着我說：“喂，你們知道吧，他還寫小說呢！”又一次，他對着一桌政府官員說：“你們知道吧，他是個青年作家呢，小說發在《青年作家》還有《萌芽》上，你們讀過嗎？”大家都表示沒讀過但接下來一定找來讀，我在一旁哭笑不得，我發誓我沒在這二本雜誌上發過小說，然而這問題就像當年的籍貫問題一樣不重要，叫人不能反駁，我只好次次配合他，他說我在哪發表過，我就假裝在哪發表過，他說我得了什麼獎，我就表示努力爭取得個獎。真也難爲了他，一個社會學和社會工作領域的教授，總能說出幾個與文學有關的詞。

　　他在心底裏期待我更好一些，以至於有時他讓自己相信我已經變得“更好”了。也因此，在他面前，我總覺得自己不夠好，每一次要見他或聯繫他時，我的第一反應永遠是：我還拿不出手。這是我很多年不願意多見他的原因。

　　2014年《我仍然沒有與這個世界握手言和》出版時，因爲內容與社工相關，我請他幫我寫幾句推薦語，書稿發過去，他答應着，遲遲不見迴音。出版流程等不及了，我還是不想放棄，再催他，試着建議：要麼我先幫您擬一個，您再改改？他說好，我開始想象他的視角和語氣，“他以作家的語言寫社工的事情，是社工界首例；以社工的視角剖析這個時代，可能在文學圈也不多見……”話說的有些大，發給他，經他首肯了，我才放心署上他的頭銜和名字，印在腰封的第一位。

　　收到書後，他的第一句話是：“能幫你評職稱吧……”

　　他起初盼我做官，破滅後又想我做教授，眼看着又指不上了，再見我，他就不再多說什麼，只是仍不遺餘力地在各個場合傳播我在文學上的不實傳聞。他好像一直想向衆人證明他當年的選擇沒有錯。這是我每當想起他時就油然而生的，永恆無解的壓力或者說動力。

　　我媽常在我面前提徐老師，我從小到大每一任老師的名字她都記的，她來了上海，就專提徐老師，“最近碰見徐老師了嗎？”或者：“沒事多跟徐老師聯繫聯繫”。我媽的意思，一是要我知恩，二來也知道徐老師業界威望，希望我與他多走動，有好機會別漏了我。我一般都搪塞過去，被問急了，我就說：“沒事老跟他聯繫幹嘛？徐老師又不是那種需要經常噓寒問暖的人，我要想對他表白，不如哪天好好寫寫他。”

　　此刻，我有些多情地想：我可能說錯了，他可能還是需要一些噓寒問暖的，包括來自我的。2019年，畢業已經十六年了，我主動去看他的次數，屈指可數。

　　“好好寫寫他”，也沒有做到，雖然曾在多篇文章裏提到他，卻從未專門寫他。“哪天好好寫寫他”，這話說得太輕佻，到底哪天？

　　沒想到是今天。

　　我執拗地不肯變成他希望我變成的那個人。我的理由是：他的學生裏，官員和教授太多了，不少我一個，但少一個像我這樣無法定義的，所以我不需要變成他們。

　　《我仍然沒有與這個世界握手言和》出版後，我們又在一個會上遇到，桌上剩下三五個人，他不看我，對另外幾人講起一樁新聞，結論是言辭要小心，不可太犀利，話講到哪裏止住，心裏要有數。我覺得他在婉轉地告誡我。

　　我們仍維持着一年見一面的頻率，全部是在一些大型社工活動上，隔着千百人。

　　我倒數第三次見他是在全國社工年會上，他在主席臺中央，我在下面一個角落裏，聽得到他被擴音後略有些變形的聲音，看不清他的臉。他是現場所有人的老師，不單是我的。

　　我倒數第二次見他是前年，公益社工師事務所十週年慶典上，我客串主持，請他上臺致辭，活動結束後有晚宴，我因爲有事沒參加，給他發一條微信道歉，九點多他回我：剛看到微信，找時間一敘。

　　我最近一次見他是去年，他來我校開會，致完辭、拍完合影就離開了，所有人都涌出去送他，我好不容易纔靠近他，伸手向他時，楊旭正好也伸手過去，爲了不顯得厚此薄彼，他同時伸出兩隻手，一手一個牽住我們，當晚我在手機備忘錄記下與他握手的感覺：

　　他老了，是老人的手，老人的握法了，溫熱，綿軟，無性別。

　　這一年他63歲，我39歲。我好像被這隻老人的手握回了學生時代。我和我的同代人們，在年輕人面前早已是大叔大媽；在父母面前，我們強勢，嘮叨，滿身泥沙，有時比父母還像老人；也只有在老師面前，還敢再裝一裝嫩。

　　2019年2月20日晚上，我與朋友微信聊天，聊到近來身邊親朋患病的患病，早逝的早逝，頗多感慨，十點三十分，我說：也許我們都會突然倒下去，再也起不來。

　　願時間永遠停留在那一刻。

　　徐永祥（1955-2019）

　　湖北孝感人，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社會工作重建的開拓者。曾任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會長，國際社會工作教育聯盟委員，上海高校智庫“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研究院”院長，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科的奠基人，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9年2月21日，徐永祥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逝世，享年6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