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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們依然拼命地努力工作，可一旦孩子們出了什麼問題和不幸，她們仍然認爲是自己造成的。

社會學家菲利普·斯萊特提出，在一個以生產力爲主導的社會中，母親想要創造一個完美的產品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爲這樣她才能向自己、向母親乃至向整個世界證明自己完成了一項出色的任務。別人評價我們，不止看我們自己的行爲，還要看我們孩子的行爲，可是孩子的行爲雖然會受到我們影響，卻是我們無法控制的。一方面，我們被告知，孩子不應該被看成是我們生命的延續—孩子們是獨立的生命體，我們甚至不應該希望他們變成什麼樣子，或者看起來是什麼樣子，或者爲了我們取得什麼樣的成就。另一方面，母親們依然被人評價，評價的標準仍然是孩子的行爲，好像孩子們是一面面鏡子，能反映出我們的任務是完成得好還是壞。

母親們非常清楚，什麼時候人們在評價她們，因此常常爲此偏執發狂也是可以理解的。當一個孩子成爲負面關注的焦點時，母親們感受到的情緒體驗卻是非常複雜、難以理解的：她們會因爲父母親的過失而愧疚（誰都有過失）；她們會因爲自己爲人父母的行爲被評價而感到羞辱和尷尬；她們會遷怒於孩子，因爲孩子讓自己難堪了；她們會對那些品頭論足的人懷恨在心；同時，她們會擔心孩子的問題。這些錯綜複雜的情緒反應使得母親無法彙總協調各方面的資源，以一種冷靜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我的朋友安妮就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安妮是一位治療師，也是我在東海岸的一位朋友。她在兼顧孩子和家庭的同時，工作也非常出色。幾年前的一天，她正在參加員工會議時，接到一個緊急電話。來電說，她的女兒艾米，一個才大二的學生，服用了過量的某種藥片，企圖自殺。來電告知安妮，艾米應該能搶救過來，後來艾米確實也脫離了危險。我的朋友安妮後來跟我講述了這件事。

我當時驚呆了。我的第一反應是，我的一世英名毀了。我，作爲一位家庭問題專家，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兒出現了抑鬱和自殺傾向。我腦中不斷浮現同事們在我背後議論我的畫面，“可能是離婚導致的吧”“可能孩子小的時候安妮陪伴她的時間太少了”，或者“肯定是安妮太好強了，給女兒壓力太多”。突然，我又感到一陣愧疚，艾米都差點自殺了，我還在這裏糾結別人會怎麼議論我，還在苦惱以後怎麼在業界擡頭。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會有這樣的自我爲中心的反應。但是在心底深處，我是嚇壞了，真的嚇壞了。沒有人會向我自己那樣苛刻地評判自己。我仔細回憶自從艾米出生後我做過的以及沒做過的所有事情，我肯定做錯了什麼導致這樣的悲劇發生，或者我應該能做點什麼阻止這樣的悲劇發生。直到如今，我仍然在檢討自己，回想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當孩子出問題時，家人或者外人都會不約而同地去責備某個人，這種情況很常見。有時候，最先出現的是父母親之間互相責備—“這一定是來自你家族中的基因造成的”—有時候，這種話沒說出來，可是不言自明。責備自己或者孩子的父親都是很正常的反應，就像安妮責備自己一樣，但是我們一定要闖過這一關。和許多父母一樣，安妮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會犯一些錯誤，她自然而然會爲此產生愧疚感，但是她不需要爲女兒的自殺行爲負責。假如她女兒決定了死，安妮也沒辦法讓她活着。

對安妮來說，她從開始的自責到後來對家庭問題進行深入思考，這是很大的進步。她進一步拓寬交流的渠道，不僅和艾米交流，還和艾米的爸爸交流。在治療師的幫助下，安妮學會了和她自己的母親進行對話。安妮的母親一直對她非常苛刻，會說些諸如此類的話：“好了，你離婚過上了自己喜歡的生活，但是你必須承認，離婚對孩子就是個悲劇。”以前，安妮一般都是採取自衛式的沉默或者嘲諷來回應。現在她有了很大的進步，她能夠用一種成熟的、成人與成人之間的對話方式來與母親交流，用她冷靜的、威嚴的語氣來對話。

安妮做的第一步就是給母親寫了一封短信，內容大致如下：

媽媽，我知道艾米自殺這件事讓所有人都不好受。我也知道，一個家庭中出了什麼事情，肯定要有個人來承擔責任。我已經承擔了她父親的那份責任，同時也承擔了我自己的這份責任。不過現在我該把這事暫放一邊。我不要再去想是誰“造成”了這一切，因爲這樣的想法既於事無補，也是大錯特錯。

作爲母親，我肯定有我的錯。我知道自己有些事情做得不對，但是當我仔細考慮過後，我決定我不該爲艾米的自殺行爲負責。我也解決不了她的問題。我只能讓她知道我有多愛她。我也不會恨艾米的父親，這是爲孩子好，也是爲我自己好。但是我沒辦法讓艾米不要自殺，我也解決不了她的問題。我只能陪伴着她，做我能做的一切。

有時候，我很害怕艾米會再做傻事。當我害怕或者無能爲力時，我特別需要您的愛和支持。當您說我不是個好母親，我離婚害了艾米時，我非常痛苦。我無法繼續痛苦和不幸福的婚姻，即使我不離婚，我覺得也“救”不了艾米。

我並不是想要對您進行說教。我們倆看待離婚這件事的方式截然不同。我只是想讓您知道，在我人生最艱難的時刻，我需要您的愛和支持。

當我們自己成爲母親後，我們有很多機會向母親和家人重新定義我們自己。迎接這個挑戰會在所有的家庭關係中產生連鎖反應。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成年人的聲音（把自己想說的說出來，不一定要去改變或者改進父母親的想法，也不一定要去說服他們或者責備他們）最終會讓我們自己變得更強，同時也會加強重要的關係紐帶，包括我們與孩子的關係。

摘自：《媽媽的意義：孩子如何改變你的一生》

作者：哈麗特·勒納（Harriet Lerner）、饒萍 譯，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