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案發生

1961年4月某天下午，許昌縣尚集公社大辛莊村一社員到李根旺家中辦事，見李一人在屋中坐著低聲哭泣，問他為啥事哭？李答:「我母親、妻子、女兒都死啦！」

該人大驚，急忙到左右耳房一看，果然見三個人都被勒死在牀上，李的幼兒還在牀頭桌子邊玩耍。他疾速找幹部報告，大隊幹部很快報告到公社，公社又馬上電話報到縣公安局。公安局接報後，一面要求公社保護好現場，一面上報許昌地區公安處、省公安廳，同時迅速組織幹警趕赴現場，並把這一情況通報縣檢察院、縣法院。法檢兩院接報後，也迅速組織人員趕赴現場，協助公安機關破案。

縣公檢法的幾十名幹警先期趕到大辛莊，地區公檢法的領導和刑偵技術人員隨之到達。約在半夜時分，省公安廳的同志也趕來了。而當天傍晚時刻，十幾名技術人員和偵查員就率先進入現場勘察。

現場位於大辛莊西街路北衚衕東側、大門向西的院內，中心現場是李根旺家座北向南的三間堂屋。屋內有東西耳房和中廳，東側有個煤竈，竈前有一堆像是燒過什麼東西後留下的灰。西耳房是李夫婦的臥室，東耳房是其母親和二女兒的臥室。整個房內雖然零亂，但沒有任何翻箱倒櫃被盜的痕跡。西耳房牀上躺著李根旺妻子裸體屍身，脖子上被一根比筷子細一點的繩子纏繞一圈，兩端繩頭從頭下拉出來，緊緊地綁在另一頭的牀腿上。屍體沒任何傷痕或搏鬥痕跡；東耳房的牀上躺著李的母親和二女兒的屍身，縊死的方法與前者稍有不同，繩子在脖子上沒有纏繞，而是從咽喉部搭下來，兩端繩頭從牀下拉出來，緊緊綁在靠近的牀腿上。屍身亦無任何搏鬥痕跡。

經法醫檢驗，確認死者是在頭天晚上12點左右被害死去的。值得一提的是，當天晚上省公安廳的同志來到後，又對現場進行了查看，陪同他們查看的中級法院副院長張紹先看過屍體後，提出是否可以將屍體解剖化驗，被許多同志一笑置之，認為這個問題提得太沒水平，明明是被勒死的，繩子還在脖子上，還搞什麼解剖化驗呢。然而就是這個不被重視的問題，卻為此案留下了一個無法挽回的遺憾。

現場勘查後，偵查人員迅速分工開展對李根旺和周邊羣眾的調查詢問工作。開始時大家把注意點集中在仇殺上，在詢問李時，重點讓其回憶平時與誰有嫌隙，誰被他沒收過物資、罰過款。李一股腦地說出了遍佈在各地幾十個人的情況。偵查人員馬不停蹄，連夜派出幾十個人到各地調查。

與此同時參加調查訪問的同志，很快訪遍了全村人家。其中有個情況，就是案發的頭天晚上，與李同住在一個衚衕的某位鄰居說:「那天晚上約11時左右，我從村上代銷點買鋼筆回來，路過李家門口時，見大門下站著一個人，天很黑看不清面孔，看樣子很像是李根旺曾祖父」。但李根旺曾祖父去世多年，偵查員都認為這人是看走眼了。

二、初露端倪

經過幾天的緊張工作，派往各地的偵查人員先後回來彙報調查情況，李根旺提供的幾十個嫌疑人，一一都被否定，線索全斷了，偵破工作一時陷入僵局。

但就在這時，專案組有人提出，根據現場勘查和當地調查的種種跡象表明，李根旺本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首先，從發案報案的情況看，李是第一發現人。據他本人說，他是當天下午由尚集供銷社回家發現家人被害的。但報案人見到李時，他正坐在屋裡低聲哭泣，並說「我一家都死啦」，並無驚哀表情。他為什麼不緊急解救或呼喊報案？

其次，從現場情況看，屋內沒有丟失任何東西，顯然不是謀財害命，而是仇殺，但他提不出與其有深仇大恨的結怨人，所有線索均已排除。再次，一家四口殺害三口，留下一個一歲多的男孩，也不符合一般仇殺「斬草除根」的規律。第四，殺人所用工具是當時流行的內包棉外用彩色棉線加工製成的繩子，而這種繩子正是李根旺家中棚上箱內自有之物。最後，被害人三具裸體屍身，沒有任何反抗擦傷痕跡，這說明被害人是在熟睡不防備狀態下進行的，外人作案很難得到這種機會和條件。

基於以上分析，認為李根旺難逃殺人作案之嫌。但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目的是什麼？有沒有作案時間？還需要作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偵破此案的重點，便集中在李根旺本人身上。為了防止李對偵查工作的幹擾和破壞，就以「關心他的健康」的名義，讓其住進許昌縣醫院，同時派一名得力幹部以治病為名，與其同住室，予以監控。

三、元兇顯現

偵查重點轉入李本人身上之後，首先對他的基本情況作了瞭解。李時年38歲，家住尚集公社大辛莊村，自幼喪父母，跟隨其嬸母生活，從此稱其嬸母為母親(即被害人)。他原在尚集供銷社工作，後一度調許昌縣椹澗公社任公安特派員，不久又回尚集供銷社任市場管理委員會祕書(當時市場管理屬供銷社兼管)。其妻是尚集公社呂橋村人，年長其3歲，共生育二女一男，長女已結婚出嫁，次女約七八歲，男孩一歲多，尚在哺乳期。他在供銷社與一職工同住一室。據這位職工說，案發頭天晚上喫罷晚飯後與人打了幾盤乒乓球，回到屋內見李根旺也在，二人說了一會話就睡了。半夜起來解手，發現李沒在牀上，自己又睡了。第二天早起見李還在牀上睡，因沒看錶說不清是幾點幾分。據此推斷:供銷社距大辛莊約二公里路程，步行到家作案後再返回供銷社天還不明，李確有作案的時間。為了慎重起見，又搞了偵查試驗，證明李根旺確有作案的可能，這就更加重了李的作案嫌疑。

時間問題鎖定後，餘下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作案的動機、目的是什麼，他何以要用這種殘忍的手段殺害自己的妻兒老小？這些本應由他本人說明的問題，現在也必須搞清楚。因為案情重大，必須慎之又慎，不能有絲毫的馬虎。偵查人員細查了他的生活細節各個方面，發現李根旺平時生活放蕩，作風不正，特別對他老婆很厭惡。他老婆本來就比他大幾歲，加之長相一般，又是農村勞動婦女，不會修飾打扮，看上去像個老太婆，與他自己很不般配。有一次他老婆去找他，有人開玩笑對他說:「根旺，你媽來了」，他出去一看是他老婆，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同時又發現他與供銷社女職工楊某來往密切，關係曖昧。這引起了偵查人員的注意:是否因喜新厭舊而殺人滅口？於是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調查。

楊某是尚集公社蔣馬村人，已與某村一現役軍人訂婚，尚未結婚。辦案人員找其談話，開始她什麼都不承認，經過多次耐心細緻的教育，曉以利害，她才交待了與李的來往關係。據她講:她兩人發生關係後，過從甚密，「感情」更深，如膠似漆，兩性關係經常不斷。其間李曾要楊提出與軍人解除婚約，他也與妻離婚以達到兩人結合的目的。按照我國當時婚姻法規定、現役軍人的婚約要受保護，不能輕易解除，如與軍人未婚妻亂搞兩性關係，屬「破壞軍婚」罪，要速捕判刑、這是人所共知的法律常識，由此楊就沒有答應李的要求，並對她說:「我解除婚約不易，你要離婚也許更難」。

但李根旺仍不死心，以後仍不斷向她提出結婚的要求，楊總是不肯答覆，以致於使李如癡如狂，喫不下飯，睡不好覺。時間一久，楊看其痛苦不堪的樣子，動了同情「憐憫」之心，就答應同意與其結婚，並說自己要儘快與軍人解除婚約，之後她問道：「那你離婚的事咋辦？」

這下李根旺可高興啦，他滿有信心地說:「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有辦法」。不久血案發生了，楊知道這很可能是李所為，深感擔驚害怕。

得到楊的證明，基本上可以斷定李根旺作案的原因，那就是為了達到與楊結婚的目的而殺害其妻；為了怕罪行敗露，又更加殘忍地殺害母親和女兒。這樣一來，從作案的動機、目的、時間、手段各方面證實殺人者定是李根旺無疑。於是，專案組宣佈案件告破，提請檢察院批准逮捕。縣檢察院審查後又報地區檢察分院覈批，很快發出了「批准逮捕決定書」，公安機關從縣醫院內將李根旺速捕歸案。

四、巧取口供

依照我國刑事司法程序，抓獲犯罪嫌疑人可以宣佈案件告破，但不是案件的終結，而是偵查工作的繼續。只有經過公安機關的預審查證，檢察機關的審查起訴，審判機關的審理定罪，並交付執行，纔是真正意義上的「結案」。李根旺被捕入獄後，很快進入預審程序。正如事先預料的一樣，他完全不承認自己有犯罪事實，連連聲稱「冤枉」，雖經多方啟發教育，並從作案時間上進行追問，他仍拒不交待，但也提不出反證的理由。

審訊中既不能逼供，也不能誘供，更不準使用肉刑。案件再次陷入僵局，這種局面一拖就是一年，毫無進展。後經反覆研究，決定使用「攻心計」，讓其「心上人」楊某與其見面，對其施加影響，看其反映如何。

於是專案組就給了他倆一次見面的機會。在公安人員在場的情況下，楊向李說:「我什麼都說了，你快交待吧」，寥寥數語之後，公安人員很快就把楊帶下去。這下可觸動了李的痛處，雖然當場沒說什麼，但回到監號內思想鬥爭很激烈，思想防線崩潰了，如實地供認了自己的犯罪事實。

據李根旺供述，他對他老婆很不中意，年齡比他大，長相也很醜，特別是那次有人開玩笑，說他老婆是他娘，思想更受刺激，常想離婚，但他老婆不同意離不了。後來接觸楊某後，二人一見傾心，很快發生了兩性關係。他向楊多次提出人結婚，遭楊拒絕，為此他很痛苦，得了神經衰弱症，睡不好覺，常服安眠藥。時間一長，引起楊的同情，就答應了李的要求並問李：「你的事咋辦？」

李在老婆堅持不願離婚的情況下就此動了殺機，但他又想到一家人同住一屋，自己如果作案一定會被母親女兒發現，使事情敗露。經過反覆激烈的思想鬥爭，決定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來個「挖瘡帶肉」，全部害死以絕後患。

但他又想到老婆五大三粗，力氣過人，萬一搏鬥起來自己不是對手怎麼辦？看來只有趁她熟睡下手為好。這就想起用安眠藥哄她喫下的辦法，讓她睡熟時下手。於是他就以自己頭疼失眠為名，找公社醫院醫生為其開藥。按他的癥狀，醫生為他開的葯中當然會有冬眠靈、氯丙嗪之類的安眠鎮靜葯。每次開藥後他就把這類葯撿出來，不多久就撿了十幾粒。

東西準備好後，就在那天晚上，乘同屋住的路文慶睡著後，他起來步行回家。為了防止路上被人碰見心情緊張，說話吱唔，就拿了一張焦烙饃，邊走邊喫，以掩人耳目。到家後全家人都已睡下，他同老婆說了一會話，就騙她說你平時總是說這疼、那疼的，我給你買了點好葯，哄他老婆喫下了七八片安眠藥。又到他母親的耳房內，以同樣的欺騙方法，讓其母親和女兒各喫了三四片。三口人喫藥後睡下，他又到大門口觀察動靜，站了一會，除了見到一位鄰居（之前提到的目擊者）從門外路過，再沒有其他動靜，這纔回到屋內行兇作案。

他從棚上箱子內拿出他家中存放的一盤子線繩，用刀剁成三截，拿了一根長的，先到他老婆牀前，見她呼嚕籲嚕睡得很熟，就用繩在她脖子上纏了圈，然後把繩從牀縫內串下去，從牀底下拉出來，用力猛拉，只見他老婆雙腿猛蹬了幾下不動了，他把繩頭緊緊地綁在另一頭牀腿上。

接著他又端著燈，拿起另兩截繩子向他母親的房間走去。也許是李根旺早已泯滅的良心發現，當他講到此時，已是泣不成聲，牙齒嗒嗒作響，往下的供述再也說不成完整的句子，而是一個字一個字的崩出來的，用了很長時間才崩完了用同樣手段殺害其母其女兒的經過。不同的是繩子沒有在脖子上纏，而是搭在咽喉下直接勒死，繩頭綁在牀的前腿上。他還供述，他原本想把正在喫奶的小男孩也殺掉，但看到他天直可愛的樣子，實在不忍心下手。又想他年紀小不會說話，暴露不了自己，就留下了他。

李最後供述，他殺人後心情十分緊張，大汗淋漓，隨手拿起他老婆做飯時用的水裙擦了擦頭上的汗。他當過公安特派員，稍知一些公安知識，恐怕煤油燈上留下他的指紋，警犬聞出水裙上的汗味，就用水裙擦了擦燈，又把燈內的煤油潑到了水裙上，再用他女兒的作業本及一些笤帚毛作為生火之物，連同水裙一塊用火燒掉，以便毀滅罪證。辦完這些後，他回到供銷社，天還沒亮，復又睡下，也沒睡著。第二天下午他買了幾個火燒佯裝回家探望的樣子……

五、真相大白

李根旺的供述使辦案人員如釋重負。但是還不能以此定案，「重證據不輕信口供，口供和證據都必須經過查對」這是歷來辦案的重要指導原則，因此必須對口供進行認真的甄別。經甄別認為：第一，從作案的時間上看，口供與供銷社職工的證詞和買鋼筆者的證詞相吻合；第二，從作案工具上看，口供與事先偵查的情況一致；第三，他供稱作案時先讓受害人服用了安眠藥，這點事先沒有在意，缺乏證據，回想到當初現場勘查時，中級法院副院長張紹先提出「是否可以對屍體進行解剖化驗」的問題，感到後悔莫及，如果那時能夠解剖化驗，得出胃臟內有安眠藥的結論將是很重要的證據，如今只有進一步調查藥物來源，以補充證據；第四，口供作案後曾把擦汗用過的水裙，用作業本、笤帚毛焚燒，現場勘查時曾發現煤火竈前的一堆灰，但當時未進行認真勘驗，必須進行複查取證。

依照上述甄別意見，決定立即對現場再行勘查。幸得李家原屋無人居住，門已落鎖，雖經一年，仍基本保持原貌。經開門查看，煤火竈前那堆灰還在，只是已被掃進竈下的洞內。取出灰仔細檢查，從中發現了一枚制錢，顯然是水裙帶上的紐扣；還發現一些未燒盡的水裙邊和作業本紙片、笤帚毛等，同時派人從公社衛生院取到了那一時期李看病取葯的處方數張，方內記載著有安眠類的藥物十幾片。這些都完全印證了李根旺口供屬實。至此鐵證如山，案情大白。

六、終結

這樁逆倫大案經過公安機關一年多的艱苦努力，鬥智鬥勇，終使案情大白，預審終結，即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由於案情重大，被告人竟是本案「苦主」，檢察院審查時更是特別慎重，提出:要把此案辦成「鐵案」，推不倒，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因此打破了一人審查辦案的常規，著二人辦案，共同審查。案件形成的文字材料多達20幾卷，都要一字一句的認真審閱，發現疑點一一記載，哪怕是一點筆誤也不放過。

經審查研究，提出了幾十條需要補充完善的意見，再與公安機關辦案人共同交換協商，取得共識後，有的共同調查，有的自行調查，有些材料還需要到外地調查，這無疑需要很長的時間。加之當時人少事繁，現行案件又多，本著「打擊現行，保衛中心」的指導思想，常常把諸如李根旺這類歷史舊案擱置起來。這樣拖拖拉拉，又是一年多的時間，才辦結完畢，起訴到縣人民法院。法院也同檢察院一樣，又是一年多時間，還未開庭審理，又值文化大革命到來，全國動亂，公檢法機關癱瘓，各種案件停辦。

直到1971年，實行軍事管制後的許昌縣公安機關軍管組，才將此案報許昌地區公安機關軍管會審核，復報省公安機關軍管會批准，判處李根旺死刑，予以正法。此案先後經歷十年時間，至此才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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