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也以判教的圓融精神，對待佛教以外的其它學說，特別是中土傳統的儒、道二家之學。佛教入中土之初，即對本土儒、道之學採取順應、融會的態度，肯定其淑世化民的正面社會作用，並以“輔翼世教”的社會職能自居，以佛教之五戒和會儒家之五常，借道家之用語翻譯佛典。與佛教同屬宗教的道教，從東晉到元初，有時與佛教矛盾較爲尖銳，曾有過幾次鬥爭，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武”之滅佛及宋徽宗之抑佛，皆以佛、道衝突爲重要背景。但佛教對道教的挑戰，從來只是以辯論的方式進行響應，有理有據地批駁道士對佛教“三破”、“舍華效夷”等攻擊及“老子化胡”說之無據，而對道教崇道敬天化民的社會功能，佛教人士也多予肯定。佛教對儒學雖然多行和會，但這種和會只在世間法的層面，在有關出世間的見地問題上，從來注意保持理論的嚴肅性，分清佛法與世法，指出儒、道二家世界觀、心性論的世間性、不究竟性，以顯出唯佛法爲堪以超出世間的、究竟如實的真理。如吉藏《三論玄義》分辨震旦“三玄”落於無見，與佛法不同；宗密着《華嚴原人論》，通過追究人生本原、建構宏大哲學體系，顯示儒、道之見的不究竟及佛法的究竟。宋元以來，三教一家、三教同源一致，成爲普遍的社會思潮，特別被道教中人所提倡，佛教亦順應社會需要，持圓融三教的態度，一些佛教大德如智圓、憨山、藕益等還著書立說發揮儒、道之學。然這種圓融，多非如道、儒二家多混淆三教之學尤其核心心性說爲一致，而是以佛法判教的方法，只將儒、道之學判爲世間人天善法，嚴格區分三家心性說的不同，顯示出佛法的究竟。如憨山《觀老莊影響論》判老莊爲天乘法，孔子爲人乘法，皆不出世間。蓮池《竹窗隨筆》論儒家喜怒哀樂未發之性尚非佛法之本來心性。其《正訛集·三教一家》雲：

三教則誠一家也矣，一家之中，寧無長幼尊卑親疏耶？佛明空劫以前，最長也，而儒、道言其近；佛者天中天、聖中聖，最尊，而儒、道位在凡；佛證一切衆生本來自己，最親也，而儒、道事乎外。是知理無二致而深淺歷然，深淺雖殊，而同歸一理。

蓮池還撰有《天說》三篇，響應當時傳入的基督教對佛教的詆譭，只批駁其說之不合理，而肯定其教人敬天爲善，肯定其信奉者皆正人君子，表現出一種謙虛有禮的態度。因爲有圓融精神的指導，中國佛教從未像基督教、回教那樣強烈排斥異己，發動發宗教戰爭。

圓融精神，已成爲中國佛教的一大優良傳統，深深影響着當今的中國佛教。近現代的弘法者，大都繼承傳統的圓融精神，以響應時代及多元文化的挑戰。如前輩太虛大師，雖然主張佛教革命，聲明自己非某宗某派的傳人，而始終立足於中國佛教兩千年積澱的傳統，肯定傳統諸宗的價值，尤其對長期作爲中國佛教主流的禪宗特別注重，主張革除禪宗的弊病，穩建於教、戒的基礎之上，認爲中國佛教若能復興，仍然在於禪。對科學、哲學等各種現代文化，他以中國佛教傳統的判教方法予以評論，批評了多家學說的侷限。對西方基督教，他充分肯定其長處，吸收其弘傳的經驗，認爲中國需要基督教而西方需要佛教，然對上帝創世的信仰，也進行了批駁。當代中國佛教的圓融精神表現得也很突出，內容是諸宗融合，對外則圓融世法，和諧無諍，與政府部門、其它宗教保持着良好的關係。臺灣星雲大師進一步發揚太虛大師的圓融精神，表現出更爲鮮明的圓融性格，認爲現在是“人間圓融的時代”，以“法界融和”爲佛光學的基本精神，主張“人間佛教，八宗兼弘”，將從佛陀到現代的南傳、北傳、漢傳、藏傳、大乘、小乘、顯、密等一切佛法融合爲一，將傳統與現代、生活與佛法、佛法與世學、僧衆與信衆、男衆與女衆、不同國家、不同種族、各種宗教等，都圓融起來，“使世界融和一體，不分種族、國界，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而能和睦相處。”他不但如此主張，更如言力行，做了許多圓融佛教各宗派、各種宗教、各種矛盾乃至中國海峽兩岸關係的實際工作。當今在海外弘法的淨空法師等，也常與其它宗教和世俗文化對話，表現出鮮明的圓融精神。

圖：網絡  文：中國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