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題爲“從被凝視到凝視”的演講中，朱玲玉分享了《三個被性侵者的自述》和《深圳女工》兩組選題背後的故事，並講述了自己成爲單身母親的經歷。朱玲玉覺得，她和自己的拍攝對象很相似，都是曾被大家凝視的對象。第三個是關於“深圳女工”的故事。

視頻/Gravity Cat Studio

攝影/朱玲玉

文字/璐遙

編輯/Smart

出品/騰訊新聞 騰訊圖片

朱朱， 32歲，來自廣西，打工20年

朱朱家有6姐弟——5個女兒和1個兒子。因爲弟弟出生後，家裏越來越窮。排行老二的朱朱12歲那年輟學，13歲時母親對她說：“你出去打工，最起碼零花錢有了，可以給自己買衛生巾。”她11歲來了例假，家裏女人太多，衛生巾都是一筆承受不起的日常開銷。朱朱在老家生活13年，在深圳卻待了20年。

萬新岸，52歲，來自湖北，打工12年

深圳工廠招聘年齡都在18-35歲，52歲的萬新岸早就超齡了，她只能做每小時12元的臨時工，通宵工作頂多領200元，外加一個盒飯——炒河粉。

50歲以上的員工到了法定退休年齡，也沒社保。工人們被分爲ABCD等級，正式工通常都看不起臨時工。萬新岸被孤立，在工廠裏十多年也沒有朋友。

她在第一次婚姻中失去過兩個孩子，丈夫也跟着走了；第二次婚姻，她又生了一個女兒。可是在深圳打工12年，她和女兒越來越疏遠。她覺得自己生而爲人，其次纔是女人，可在心裏說的最多最重的一句話，就是“對不起”。

謝姓女工，52歲，來自河南，打工17年

她15歲被父母定了娃娃親，23歲被逼着嫁了人。婚後第二年，丈夫一言不合，騎在懷着7個月身孕的她身上，雙膝跪住她兩隻手，抓着她的頭髮使勁往牆上撞。經濟上的絕境和家暴讓她長期被失眠症困擾，她說就像“兩座大山把她擠在中間，就快擠碎了”。承受了12年的家暴之後，她才逃到深圳打工。

彭小青，42歲，來自湖南，打工20餘年

小青爲了逃離務農的命運，17歲去了東莞一家鬧鐘廠打工，廠裏包喫包住，卻七個月都不發工資。工廠封閉式管理，小青被關在裏面7個月，直到同鄉帶着她們從廚房下水道鑽了出去。

25歲那年，她被母親逼婚嫁人，生了兩個女兒，而婆家一直要求她生兒子。這些年小青一直拿着深圳全日制就業勞動者最低工資標準2130元/月。她覺得自己的人生總是在逃，逃過務農，逃過黑工廠，逃避婚姻，可從農村到深圳，從農民到工人，只是從一個困境跳入另一個困境，她始終逃不出貧困。

周素華，46歲，來自四川，打工29年

周素華的兒子11歲，她一直帶在身邊，所以沒能再進廠，只能從廠裏拿活回家做。她的工作是給布偶玩具塞棉花，早上6點半到晚上11點半，一刻不耽擱可以趕出3300件，每件3.5分工錢，每天賺100元，一個月下來才賺3000元。她必須每天保持3300件產出才能維持她和兒子的生計。

作爲家庭兼職工的周素華沒有社保，兒子在橫崗的打工子弟小學就讀五年級，私立學校的學費每學期就要4000多元，小學讀完後只能回原籍讀初中。明年就得陪兒子回家。

吳秀麗，48歲，來自福建，打工4年

吳秀麗是貴州人，8歲那年被拐賣到福建莆田吳姓家庭。吳家有4個兒子，想買個女人幫忙幹家務，大了做兒媳。吳家人怕她出逃沒有讓她上學，她也只會寫自己的名字。17歲那年，秀麗和同歲的吳家老二結婚了，接連生了三個孩子。五年前，他們離婚，孩子留給了吳家。兩次失去家庭的她只能來深圳打工。她曾在珠寶廠呆了4年，因不想過機械化的生活，現在只能賣膏藥爲生。

蒙石芬，52歲，來自雲南，打工16年

她2002年來深圳，呆了幾年工廠，做了12年環衛工。這些年，她的工資從300元錢漲到3000元，她一邊掃街一邊撿破爛，出租房裏堆滿了塑料瓶。去年9月，她在掃街時失足摔斷了一根肋骨，只獲得了3天的帶薪休假，沒有任何工傷補償。她最擔心的問題就是回家養老，這些年她沒有社保，老了還得回家務農。

朱玲玉凝視着這些邊緣人羣的面孔，感覺像在凝視自己一樣。每個人在社會性別的結構下有着相似的失語，這背後都有更復雜的社會因素，這些因素比精神脆弱，比刀刃鋒利，但讓人很難看見。當朱玲玉去凝視這些女性的時候，她發現了她們的卑微。朱玲玉希望她們也能從被凝視的陰影中走出來，像她一樣成爲一個凝視者。

朱玲玉

自由攝影師，現居北京，長期關注性與性別議題，作品散見於騰訊紀實欄目《穀雨》和《中國人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