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締造和平:1919巴黎和會及其開啓的戰後世界》，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授權發佈。

1919 年1 月25 日，巴黎和會正式批准成立一個國際聯盟事務委員會。在美國代表團中，幾個年輕人覺得這件事可以拍成一部非常不錯的鼓舞人心的電影。他們想在影片中展示舊式外交的邪惡。把地圖做成動畫，描繪在過去戰爭的種子是如何被播下的：通過祕密的結盟和非正義的戰爭，過去那些自私的歐洲國家在各種會議中肆意在地圖上畫出國界線。巴黎和會和國聯將在這種“鮮明的對比”中熠熠發光，而且他們覺得，這部電影肯定會大賣特賣。

放到今天，很難想象這種拍攝計劃會被認真對待。仍然費心思研究國聯的歷史學家可以說屈指可數，被視作異類。有關國聯的文檔，那些寶貴的資料，如今大多被塵封在故紙堆裏。“國際聯盟”這個名字本身就會讓人聯想起正兒八經的官僚、亂七八糟的自由派支持者、無用的決議、無果的調查，還有最爲重要的一個印象：失敗。1931 年的中國東北地區、1935 年的埃塞俄比亞，以及災難中的災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兩場世界大戰之間僅僅相隔20 年。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軍國主義者，這些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活躍的領導人都恥笑國聯，最終背叛了國聯。英國、法國以及一些民主小國，這些國聯的主要支持者也表現得不冷不熱，有氣無力。

蘇聯之所以會加入，完全是因爲斯大林在當時沒有更好的選擇。美國則從未真正地加入這個組織。國聯的失敗是如此徹底，以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在考慮建立一個永久性國際組織的時候，決心要重新成立“ 聯合國”。國聯的解體是在1946 年正式宣佈的，但在1939 年它就已經名存實亡了。

在最後一次國聯大會上，曾經目睹國聯創立的羅伯特·塞西爾勳爵問道：“ 難道這20 年來我們的努力都白費了嗎？”他勇敢地自問自答，“ 這是頭一次有這樣一個組織建立，在本質上是普世的，不是爲了保證哪個國家的民族利益……而是爲了停止戰爭。”他總結說，國聯是“一項偉大的實驗”，它把數個世紀以來爲和平奔波不息的人的希望和夢想變成了紮紮實實的東西。它的遺產就是留下了一個廣爲認可的理念：全世界各民族可以也必須爲了集體安全而合作。“ 國聯已死，聯合國萬歲！”

塞西爾是對的。國聯確實代表着非常重要的東西：既是對國際關係已經改變的一種承認，也是對未來的一個賭注。就像蒸汽機改變了人類在地球表面的移動方式，就像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變了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在巴黎和會召開前一個世紀，國與國彼此相待的方式也在經歷着轉型。當然，實力依然有用，而且政府還是要留心自己的國家，但這裏面的意味已經發生了變化。在18 世紀，合縱連橫、開戰停戰可以是出於君主的利益，甚至可以是爲了榮譽，當時佔領土地而不用考慮土地上的居民，可以被視爲理所當然，但到了19 世紀，這種看法就發生了變化。戰爭越來越被視作一種非理智的做法，而且是代價很高的那種。在18世紀，國與國之間的較量都是零和博弈，利益總量不變，無非彼盈我損，你賠我賺。第一次世界大戰則證明戰爭裏沒有贏家。國家利益的增進要靠和平，和平才能帶來貿易和工業的興盛。國家本身的定義也不一樣了，它不再靠君主或小股精英來體現，而是人民大衆自己越來越多地參與其中。

外交的形式還是一樣，大使呈遞國書，條約要簽署蓋章，然而規則卻發生了變化。在國與國之間的博弈中，有些事情不再流行了，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不可接受的，例如一個國家佔領了一處土地，其上都是另一個民族的居民。（殖民地並不屬於這種情況，因爲那裏的人被認爲政治開化程度低於歐洲。）當俾斯麥（Bismarck）創建德國的時候，他是以德意志民族統一的名義出師的，而不是打着爲普魯士主子開疆拓土的旗號。當他創造出來的國家在1871 年從法國奪走阿爾薩斯- 洛林地區的時候，德國政府盡全力說服自己以及世界，說這並不像過去那樣搶奪戰利品，而是因爲這兩個省份的民族從本源上來說屬於德意志。

這套博弈公式裏還加入了另一個因子：民意。民主主義的擴散、民族主義的增長、鐵路網與電報網的蔓延、忙碌的記者與媒體不停歇地趕製出發行量極大的報紙，所有這些引出了一個政府不喜歡但又不敢忽視的東西。在巴黎，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爲，談判就該在公衆的監督下進行。

對理想主義者來說，這是件好事。國際關係應該按常理來，這是人民的願望。人民不想要戰爭或昂貴的軍備競賽。（在1914 年前的幾十年裏，似乎有很多歐洲人熱衷於戰爭，在1914 年這種熱衷更是變成了一種對戰爭的狂熱，但這種現實並未動搖理想主義者的信念。）

而且，歐洲和整個世界都不缺少理想主義者。19 世紀的繁榮與進步帶來了這樣一種信念，即世界將變得更加文明。一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爲和平運動提供了天然的土壤，讓爭議仲裁、國際法庭、裁軍甚至和平請願等這些美好的理念得以傳播，以避免戰爭的發生。反戰人士把自己的社會當作模板，尤其是那些身處西歐的人，那裏的政府已經變得更能響應公民的意願，那裏的公共警力已經取代了私人保鏢，而且在那裏法治被廣泛接受。既然如此，爲什麼不能想象一下各國可以組成一個類似的社團，爲其成員提供集體安全呢？

《締造和平:1919巴黎和會及其開啓的戰後世界》，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

在巴黎，威爾遜堅持要做國聯委員會的主席，因爲對他而言，國聯是和解的關鍵。如果國聯能成立，那麼其他事情早晚會迎刃而解。要是和約條款不完善，國聯還有充足的時間去糾正；很多新國界需要劃定，要是劃得不合適，國聯還可以將其安排好；德國的殖民地要被接管，國聯可以保證接管過程平穩有序；奧斯曼帝國已經名存實亡，國聯可以扮演清算人和受託人的角色，爲那些還沒準備好自治的民族服務。國聯還可以爲了下一代人，從總體上監督世界，保證和平繁榮。它可以鼓勵弱小，培養道德，在有需要的地方懲罰不羈之人。這是人類給自身定下的一個承諾，一個契約。有時候，人們會想象這樣一幅畫面：威爾遜漂洋過海，從新大陸來到舊世界，帶來了國聯這樣一份厚禮。這種想象很有詩意，可惜是錯誤的。很多歐洲人早就想用一種更好的方法來管理國際關係。

如果說他們剛剛熬過的那場戰爭有什麼意義的話，那隻能是國聯能終結所有戰爭並開創一個更好的世界。這是他們自己的政府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裏做出的承諾，也是讓他們能堅持下去的東西。在1919年，當歐洲人思忖那些悲慘的日子，回想起難以想象的犧牲時，當他們意識到歐洲社會已被嚴重破壞，或許永遠無法恢復時，不光是自由主義者和左翼分子，很多人都把最後一線希望繫於國聯。哈羅德·尼克爾森說出了他們那一代很多人的心裏話：“我們去巴黎，不光是要終結戰爭，而且還要爲歐洲建立新秩序。我們不光是要籌備和談，而且要爲永久的和平做打算。我們多少是帶着一些神聖使命的。我們必須警醒、堅定、正直、自律，因爲我們決意要成就偉大、永恆、高尚之事。”

勞合·喬治與威爾遜一樣，也堅持認爲巴黎和會的首要任務就是成立國聯。他這樣做並不僅僅出於一種犬儒式的心願，要讓美國人高興。他畢竟是個自由黨人，是這個反戰歷史源遠流長的黨的領袖。身爲一名圓熟的政客，他也瞭解英國的公衆。他在1918 年聖誕前夜對同事說：“人們非常害怕事態繼續下去會再次導致悲劇上演。”如果從巴黎和會回來卻沒帶來國際聯盟的消息，那將是一場政治災難。 但是，國聯從未讓他真心產生興趣，或許是因爲他從根本上懷疑這個東西的效果。他很少在演說中提起國聯，任內也從未到訪過國聯總部。

在法國，對德國侵略的痛苦記憶和對未來的擔憂在人們內心交織，大衆對國際合作能終結戰爭抱着很深的悲觀情緒。不過從另一方面說，尤其是在自由主義者和左派中，也存在着一種意願，願意讓國聯試一試。克列孟梭更願意先處理對德條約，但他也下定決心不能給人留下口實，說是法國阻止了國聯的成立。他本人的心理是矛盾的，但並不像有人說的那樣，他對國聯沒有敵意。正如他那句知名的評價：“我喜歡國聯，但我對它不抱信心。”

民意爲國聯提供的是一般性的支持，但沒法明確指導它的形態。它該扮演警察的角色，還是教士的角色？它的工具是武力，還是道德說教？法國人傾向於認爲，國聯應該具備武力制止侵略的能力，這裏的原因很明顯。而律師，尤其是英語國家的律師，則相信法律和法庭。對和平主義者來說，應對戰爭行爲還有另一種方法：大規模裁軍，並讓國聯所有成員國承諾不發動戰爭。國聯該以什麼面貌出現呢？某種超級國家？各國首腦的俱樂部？一發生緊急事件就召開的大會？不管是什麼形式，它都要有成員資格、規章制度這方面的考量，還要有祕書長一類的職務。

在戰爭期間，威爾遜這個將國聯置於協約國和平進程核心地位的人，對此類具體細節神祕兮兮，一言不發；他只說大概，當然都是些令人振奮的事情。他心中的國聯要很強大，因爲它要代表人類的有組織的意見。他在“十四點計劃”中指出，國聯成員國要保證彼此的獨立與國界不受侵犯。國聯可以用武力來保護這類權利，但應該沒有這個必要。戰爭已經表明，普通人渴望有這樣一個組織，這是他們奮鬥的目標。在戰爭就要結束的時候，威爾遜在紐約大都市劇院對公衆發表演講：“無論從哪個方面說，老百姓的忠告要比世故的公務員的忠告更簡單直白，也更統一，後者給人的印象還是在搞玩弄權力、下賭注那一套。”

威爾遜認爲，趕在戰事未平的時候談論細節是個錯誤。這樣做只會導致協約國內訌，或許還會給敵人留下一種國聯要針對他們的印象。他覺得這個理念非常合理，是大家都需要的，因此可以自己健康地發展成形。即便是國聯公約文件正在巴黎起草的時候，他也會抵制那些在他看來過分細緻的內容。他告訴國聯委員會裏的同事：“ 先生們，我敢自信地說，下一代人會和你我一樣聰明；我也覺得我們該信任國聯，它能管好自己的事情。”

即便是威爾遜的支持者也對他這種隨便的態度感到擔憂，不過好在還有幾個詳細的方案出爐了。戰爭一拖延，就難免會引發很多有關如何預防衝突的討論。美國有促進和平聯盟（League to Enforce Peace），把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團結了起來。英國有國際聯盟社團（League of Nations Society），吸收了相當多的中產階級和自由派人士。在左翼，費邊社（Fabian Society）成員大力資助了雷納德·伍爾夫的研究。? 英法兩國在1918 年年初決定加入進來，因爲威爾遜的宣揚，成立國際聯盟現在已經成了協約國戰爭的一個明確目標。

在法國，知名自由派政治家萊昂·布儒瓦負責的一個事務委員會，爲一個擁有軍隊的國際組織起草了詳細的章程。在英國，傑出的律師沃爾特·菲利莫爾爵士（Sir Walter Phillimore）帶領一個特別委員會，製作了一份詳細的建議，整合了戰前的許多理論，其中就涉及爭議仲裁的內容。這份建議的方案很謹慎，既反對世界聯邦這種烏託邦式的想法，也很實際地指出，聯盟最好只是作爲戰時盟約的延續。英國政府把菲利莫爾的報告送給威爾遜，他卻並未當一回事，而是說這份報告令人失望，而且表示他自己正在研究方案，會在適當的時候發佈。關於他的這個聯盟，可以讓英國人知道的主要原則有兩條：“必須是一個國際性聯盟，而且必須是一個有力的、講究現實的聯盟，不能是紙上談兵。”在這之後直到戰爭結束，華盛頓方面再未給出具體的方案。

到了這個節骨眼上，倒是大英帝國的一位傑出人士下了決心，要試着去起草一份方案。此人就是瘦高個子、有一雙冷峻藍眼睛的南非外交部長史末資將軍，乍看上去他算不上是個精幹的人。（在倫敦，博登的祕書曾把來訪的史末資當成電燈維修工，讓他先在屋外等着。）不過，他恰好擁有吸引威爾遜注意的那種脾氣秉性。這兩人有很多相似之處：都喜歡幹大事，都有虔誠的宗教信仰和很強的道德觀念，而且都想讓世界變得更好；兩個人的成長環境也相似，都有着安穩、幸福的家庭。威爾遜是美國南方人，史末資生活在開普敦一個務農的布爾人社區中；兩人都懷念過去那種黑人僕從樂天知命的生活（不過兩人也都懷疑黑人真的會和白人平起平坐）；戰爭也給他倆留下了同樣慘痛的記憶，威爾遜經歷的是南北戰爭，史末資經歷的是抗英的布爾戰爭；他倆都是表面上冷靜剋制，內心激動敏感；都有雄心壯志，且自視清高；都能迅速看穿他人的表裏不一，但對自己的這種毛病視而不見。

史末資按部就班地從南非斯泰倫博斯大學畢業。和殖民地很多聰明的年輕人一樣，畢業之後他也選擇前往英格蘭深造。他在劍橋大學努力求學，得過不少獎學金，是法律專業的雙科優等生。他留在倫敦準備從事律師職業，至少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在此期間他沒去看過一場戲，沒聽過一次音樂會，也沒觀看過任何藝術展。他有限的閒暇時間是在詩歌中度過的：雪萊、莎士比亞，以及他最爲鍾愛的惠特曼——史末資和這位詩人一樣，也深深地熱愛大自然。要說威爾遜是靠條理清晰的散文博得衆人認同，勞合·喬治能在演說中用華麗的辭藻讓人信服，那麼史末資是把自己的道理“唱”給衆人聽的，而且唱得比任何和平締造者都好聽。大戰的時候他就對很多重大問題提出過意見，到了和平時期發表自己的建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史末資懷着極大的激情維護威爾遜在世界舞臺上的形象。他對一組美國報人說：“正是因爲有了這種道德上的理想主義，以及這種對更美好世界的設想，我們才能忍辱負重，屹立不倒，挺過這次戰爭中最黑暗的日子。”如今世界殘破不堪，但擺在人們眼前的是一個巨大的機會。“我們要努力重塑更美好的世界，全盤重構普世自由與普世公正的信條，還要重建階級與階級、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友善，這是國與國之間長治久安的唯一基石。”這種佈道般的言辭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不要小覷這個機會，”史末資向整個疲怠的世界呼喊，“ 偉大的時代就在前方。”或許人們真可以迎來這種時代，但前提是要一勞永逸地終結戰爭。

史末資沒有大聲地向公衆指出的是，國聯對大英帝國也有用處。1918 年12 月，他爲英國同事準備了一份眼花繚亂的有關世界形勢的報告。奧匈帝國已成往事，俄國動盪不堪，德國戰敗，世界上只剩下三個主要大國：大英帝國、美國和法國。法國人不可信任，他們是英國在非洲和中東的對手。（法國人對史末資的反感還以顏色。在巴黎的時候，史末資在一次會後不小心落下了一些機密文件，這可是個報復的好機會。）史末資稱，英國完全有理由同美國合作，建立友誼。“ 語言、利益以及理念上的相似”已經爲兩國標定了共同前進的道路。讓美國人意識到這一點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國聯。

人人都知道，威爾遜把創立國聯看成自己最重要的任務。如果獲得英國的支持，他應該會在那些令人不快的議題上讓步，例如對航行自由的堅持。史末資把自己放在一個落實者的位置上，要賦予威爾遜那些“相當朦朧的理念”以清晰的形式。他飛快地拿出了一份方案，小心翼翼地給這份方案起名，叫作“實際建議”。該方案提到，要有一個由全體成員國組成的大會、一個規模較小的執行委員會、一個常設祕書長職務，還提到了解決國際糾紛的步驟、對尚未準備好自己管理自己的民族實行託管。他這份方案中的許多內容變成了後來國聯的公約。但這還是涵蓋不了現實中的諸多問題：大戰帶來的慘痛損失、一個被打回原點的歐洲、老百姓對美好世界的希冀，以及和平締造者們眼前的這個重大機遇。“最爲根基的東西松垮了，世事難料。遮風避雨的帳篷被摧垮了，但人類的大篷車隊還要繼續前行。”

史末資在給一位好友的信中自豪地寫道，“我的文案給高層圈子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我在內閣備忘錄中看到，首相稱這是‘他見過的最有力的方案’。”這份建議很快便印成了小冊子供人傳閱。一位美國法律專家評論稱，史末資的方案“ 文筆非常好”，但是在某些環節上還是說得不清不楚，例如，史末資沒有討論德國的非洲殖民地該如何託管的問題。（這是有意而爲之，因爲他決心讓自己的國家來控制德屬西南非。）勞合·喬治把該方案也給了威爾遜一份，威爾遜很喜歡，一個重要原因是史末資也堅持認爲創立國聯應該是巴黎和會的首要事務。在1919 年年初歐洲巡遊結束返回巴黎的時候，威爾遜終於開始着手去做拖延了已久的事情，把自己的想法寫在紙上。1 月19 日，他把自己的成果拿給英國人看，其中借鑑了不少史末資的方案。史末資對一位朋友說，他自己並不介意。

“ 我覺得，個人的意願能同偉人的意願不謀而合，會讓人生產生一種特別的滿足感。這就是所謂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威爾遜逢人便說，史末資是個“好心人”。威爾遜也欣賞塞西爾，英國另一位國聯事務專家。清瘦、固執、緘默的塞西爾經常會讓人想起修士。他很少笑，按照克列孟梭的說法，塞西爾真要笑起來，笑容就像“一條中國龍的面孔”。塞西爾虔誠地信奉英國國教，是位訓練有素的律師，也是一名職業政客，出身於英格蘭貴族世家。他的家族自從16 世紀起便輔佐王室。貝爾福是他的表親。塞西爾的父親是索爾茲伯裏侯爵，在19 世紀80 年代到90 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任英國首相，還是名保守黨成員。塞西爾年輕時見過迪斯累裏和格萊斯頓，到訪過溫莎城堡，還被帶去拜訪過普魯士的王儲。他接受的是有特權的、嚴格的教育，這讓他具備了很強的是非觀，對公共職責的認識也很深刻。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50 歲的塞西爾因年齡過大無法參軍，於是他便去紅十字會做了志願者，在法國工作。到了1916 年，他負責封鎖德國的行動。

塞西爾現在已經深深地意識到，必須建立一個世界性的組織來避免戰爭。他以極大的熱情支持威爾遜的聲明。他與美國總統的首次會面是在1918 年12 月，那次會面很令人失望，兩人只是在一次盛大的招待會上簡單地寒暄了幾句。等他們於1919 年1 月19 日在巴黎真正交流的時候，塞西爾發現，威爾遜關於國聯的想法多是從英國人那裏借來的。塞西爾在日記中寫道，威爾遜“ 是個愛咋呼的小人物，和他打交道的時候要思想堅定，還要表現出最大程度的禮貌和尊敬—想同時做到這兩點可不怎麼容易”。威爾遜派戴維·亨特·米勒去見塞西爾，任務是拿出共同起草的一份草案，用來證明英美兩國在加緊合作。

1 月25 日，巴黎和會國際聯盟事務委員會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