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說，這是一篇關於近代中國教育的小流水賬，可這篇流水賬信息量之大，絕不是簡簡單單看一兩本書之後就能寫出來的。做教育的人，不能不知教育史，雖不可能通過一兩篇文章就能算得上“明史”，但如果能以此爲契機作爲開始接觸瞭解中國教育史的敲門磚，那就再好不過了。

開工大吉，也不要忘了學習鴨。

撰文 |瓦格

編輯 |陳某凡

全文共3086字，閱讀時長約7分鐘

從重視血緣的世卿世襲制，到注重品德的察舉制，到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古代中國的參政議政機制，一直在進化。隋唐開始的科舉制，爲文官提供了一套從低層到高層的上升通道，保障了管理層的更新迭代，學而優則士，打通了從農工商一躍成士的重要通道。

在興學養士的原則下，學宮成爲省、府、縣三級教育體制的的重要場所。涵蓋了孔廟祭祀（文化部門）、教育考試（教育部門）的學廟一體機構，因用於培養候補官吏，也就成了衙門外各府縣必備的建築場所。宋明的書院也曾爲體制提供過補充的作用，但明末東林黨之亂引發了統治階級對體制外的不信任，使得私立的書院最終也被收納到了體制內。

到了清末，外有敵寇來襲，清廷在兩次鴉片戰爭一敗再敗，更有甚者連核心統治者都出逃至避暑山莊避難；對內，長毛賊亂，清廷不得不借勢武力和組織能力都更爲強大的英法等國，地方大員逐漸看到了西來夷人的可取之處，於是在二次鴉片戰爭後，從中央的恭親王到東南互保的邊疆大員，紛紛倡導開設西語翻譯學堂及水陸軍事學堂，配合以地方爲主導的洋務運動。

京師同文館

洋務運動晚期，遇上甲午外戰千年大敗，爲求雪恥，一代由西學培養出來的學子試圖推倒科舉制、建立新學制，併成爲了輿論主流。自下而上，由北洋學堂、南洋公學乃至建立京師大學堂；自上而下，推進省、府、州縣陸續開設學堂，一時之間，學制革新進行得轟轟烈烈。儘管百日維新的失敗沒能改變潮流大勢，但清末新政終究還是開出了科舉改新學的時間表。

京師大學堂

清末新政繼承戊戌變法，效法日本，打破廟學一體，改制各地書院和學官，省設大學堂，府設中學堂，州縣設小學堂。從農工商供士，到國家供臣民，從僅限於培養官員，到培養各行業的社會需求人才，再一次迎來了重要轉型。

五大臣出洋考察團

科舉制的廢除，打破了 “士”的教育壟斷權，也打開了更多下層的上升通道，然而清廷卻未能及時予以配合建立一套新的精英選拔制度來代替之。於是，讀書人與國家之間失去了紐帶關係，大量的邊緣精英倒向體制外——那些看似更有“錢途”的領域，譬如媒體、軍隊、實業，更有甚者，拿着私資干涉議會，拿着外資武裝革命，直接引發了清廷崩盤。

與此同時，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統治力漸弱，傳教權與教育權逐漸鬆動，急先鋒的傳教士在大陸辦起了義塾，開始生根發芽，從洋務運動時代的書院學堂壯大爲清末新政時代的綜合大學，從只有文學與醫學兩科壯大爲涵蓋文理法商等分科專業，以聯合會形式牽頭，從沿海到大陸全國，遍地開花。但這種形式脫離大陸學制，因此這些辦學機構只能通過其母國進行註冊，由其母國頒證，形成一套體制外的教育系統。

燕京大學

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強佔南滿。爲滿足開發滿洲的需求，日本以關東都督府的名義，先後建立擁有土、機、礦、冶等工科的旅順工科學堂，以及南滿醫學堂，歸入日本國內系統。1922年，兩所學堂雙雙升格爲旅順工科大學及滿洲醫科大學。僞滿洲國成立後，兩大學也繼續發展，與僞滿州國所建大學形成兩套體制，直到日本戰敗，旅順工科大學廢除，滿洲醫科大學則併入了中國醫科大學。

南滿醫科大學

清末南北分裂，一直到1927東北易幟，國內政局混亂，各派政府，各地教育部門，日製（師範爲主）、美製（科研爲主）、德制（教授治校），胡亂學了一通。20年代末，蔡元培曾推崇法制（大學區制），但統一學制的想法依然以失敗告終。政治環境的不安定，使得教育體制也在動盪中變遷着，艱難一統，乏力管制，學潮不斷。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各地區教育領域的體制不同和水平差異導致學生水平參差不齊，政府官員更青睞於有“洋文憑”的留學生，官員選拔基本都爲他們打開大門。“洋文憑”的優良中差的確有例可循，但是國外教育不接地氣，遠離國情，最終導致治國無方，毀黨壞國，埋下了垮臺的種子。即便如此，這種視留學生爲精英的行政傳統，在解放後還是被延續到了臺灣。

國進民退，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也是私企衰退的十年。而在教育領域，隨着財政逐漸正規化，國立大學經費日漸充足。與此同時，私立大學也逐步興起，只要發展得好，也能被收歸國有，得到政策扶持，因此在這時期中，出現了國立、省立、市立/縣立三級公辦學校體系的大趨勢。而教會大學，在一場場的教育主權回收運動中，也確立去教會化、中國化、國家化等方向，兩個系統逐漸形成了交集。

之後12年，受外敵內亂影響，原本正走向規範化的教育體系再一次陷入混亂中，僞滿教育體系、淪陷區教育體系、國府控制下的教育體系、中共控制下的教育體系、軍閥控制下的教育體系，無有定製。直到1949年建國，大陸一統，中國教育才再次迎來了規範化的曙光。

西南聯大

建國初期，在接受蘇聯改造、對接蘇聯項目的需求下，全盤蘇化的方針出現，個體成長與黨國體制融爲一體。1952年院系調下，學校自由發展的可能性被打斷，外資學校完全被吞併，條塊化的管理體制，細分學科和行業學校成爲主流。教育上的統包統配，主宰了高校建設的近半個世紀，也造成了螺絲化教育與學科重複化建設等缺陷。

建國之後，在教育發展上，我國形成了試點辦學、全國學習的大國教育建設辦法。無論是前三十年還是後三十年，無論是實驗班還是重點班，無論是重點班、重點學校還是示範性學校，教育部門辦試點、辦重點、辦示範，後行普及化，大國辦法，始終影響至今。

在教育領域的管理體制上，下放與上收的博弈則貫穿了大半個世紀。部屬學校下放的歷史進程，在第一次休克蘇聯體制的1958年便已經開始。92年開啓的最後一次教育大放權，一代人的平穩升遷通道也已穩定了下來，教育管理體制終於迎來了穩定狀態。

關於部屬下放與上收，幾個小插曲折射了不同思路導致不同地區學校的命運。

1955年，高教部上報中央，提出交大由上海遷往西安，交大的電訊工程系遷往成都，援助西部，接引蘇聯建設項目。上海則希望交大遷校西安後，中央幫他們在交大原址再建一所機電類工業大學（南洋工學院），以爲南洋公學之續，仍屬高教部直屬。交大留下了在上海的種子，也援助了大三線建設。一衆高校內遷，讓西安成爲西北教育重心。

上海交大

1956年毛主席親自下令建設鄭州大學，高教部部長親自到鄭協調關係，山大參與援建，保證了鄭大5個月從籌備到開學的高速記錄。同時開設數、理、化三學系，是新中國第一所綜合性大學。1958年，第一次教育部部屬下放，河南、山東、陝西，各自要求一所學校支持當地建設。自那以後，鄭州大學和西北大學再也沒回到中央。

1958年，中國科學院建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郭沫若兼任了首任校長。1969年，珍寶島之後備戰狀態，爲防大城市被襲而癱瘓，所有部屬學校全部下放地方，部分非高教部直屬的行業高校遷離大城市。在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的選擇中，三省以口糧緊張爲由，拒絕中科大的遷移，最終中科大落戶在了安徽。

中科大開校

十年浩劫，教育體制停滯不前。改革開放後，市場全力擁抱世界，擁抱資本，擁抱西式管理體系，教育體制也再次向國際接軌。從大鍋飯時代的免費就學、分配就業，到90年代中期的社會資金辦學、自由擇業，各部委主導的自建高校體系解體。配合整體經濟進入市場化，教育資源市場化成爲一個方向，更大規模的部屬下放開始，行業型的教育體制，再次迴歸到全國平等教育的體制。新的教育體制改革，打破了原來蘇制教育的條塊化管理，細化螺絲式教育，破除了人才，學校，行業的綁定，進一步加速了階層流動和行業互動。

1992年，至今格局尚存的的92高校時代開始確立。受部屬下放、985、211、學術評估等影響，擴大招生、跨城辦學、高校合併、省部共建成爲各地各校的首要選擇。體制內的行政級別差異，也使得衆多學校尋求升格，中職升爲高職，專科升爲本科，學院升爲大學。弱勢部屬下放後，因經費和項目匱乏，最終無力存續。而川大、浙大等巨無霸的合併，成爲了當代高校合併範例，繼續引領合併風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