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們五位教授都是1957年考入大工的。衆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後爲滿足國家建設對人才的迫切需要，高考招生每年都大幅增長，可在1957年因之前反“冒進”而出現馬鞍形，全國高校僅招收十萬零七千人，高考難度很大，能夠考入大工，很不容易。

走進大工，我們就被良好的校風所感染。這是一所正在建設與發展中的大學。正是大工主要創始人、首任院長屈伯川這位留德博士，在大連西郊選址建校，造大樓，更不遺餘力通過地下黨到國統區招聘大師。他不僅傳播他創建延安自然科學院這所大學的延安精神，而且努力爲師生的學術活動營造自由寬鬆的環境。實際上老院長頗有勇氣地提倡由德國洪堡大學開創的科研與教學統一、學術自由的近代大學理念。不幸，這一點後來曾一再被視爲“右傾”，受到不公正的責難。慶幸的是，校園裏既洋溢着團結友愛、艱苦樸素、追求進步的風尚，又充滿着刻苦讀書、自由探索、求實創新的學風，前一年興起的“向科學進軍”的浪潮仍在校園涌動，形成“學在大工”的濃郁氛圍。這就是革命精神和科學精神交融的大工精神，感染和注入我們大工人心靈的紅色基因(radmeme)[1]。老院長苦心播下的大工精神種子，不正是蘊涵着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這一核心思想嗎？

我們入學時，學制改爲五年制。“一年爲五年，五年爲了五十年。”學校新生教育就從這句別開生面的口號開始：新生一年級要爲大學五年打好基礎，學習五年更要着眼於爲國家奉獻五十年。一句口號貫穿着大工精神。每晚校園靜悄悄，教學樓燈火通明，我們都到一館二館“搶”自習座位；我們還經常參加校園建設勞動，蓋主樓我們當小工、擡預製板；幾年間，主樓、機械館、電子館拔地而起，它們都滲透着我們勞動的汗水。我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伴隨大工的發展而成長。因此，我們幾個1962年畢業時，都以優異成績完成學業，被選拔留校工作。在教學科研中，我們都成爲各個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年逾古稀仍然在崗工作。轉瞬間我們在校幹了55個年頭，爲學科、爲學校、爲國家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實現了“五年爲了五十年”的人生目標。

當時我們坐在主賓席上感慨萬端。多功能廳高朋滿座，來自退休教授所在院系的師生代表200多人到會祝賀，向我們獻上鮮花。時任副校長的郭東明院士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業績和貢獻，都一一做了精練的概括和高度的評價。考慮到幾位教授尚有未完成的國家項目和未畢業的博士生，退休後還可再適當續聘或返聘工作，但一定要把健康而快樂的生活放在優先地位。這個儀式再次彰顯了大工尊師重教的優秀傳統。我感到特別溫馨、特別欣慰、特別激動。後來，大工網以“大工人物”專欄對每一位退休教師做了訪談介紹[3]。坦率地說，這些訪談讓我自己也覺得我們幾個退休教授身上都打有紅色基因的烙印，具有大工人的共性品格，同時每個人的個性和才能又獲得自由的發展，形成各自不同的個性特徵和學術才華，稱得上大工精神的縮影。現在我們從崗位上退休了，但我們的學術生命沒有終結。爲國家畗強、民族復興，是我們終身奮鬥的目標！

2

由必然向自由的飛躍與“兩加強”

1962年，我從機械工程系金相專業畢業。我和同班同學陸善炘作爲成績優異的班幹部，一起被選拔留校任教。我們認識到金相熱處理是一門實驗性很強的專業學科，主動提出到實驗室工作，從事實驗教學、專業教學和科研工作。由於當時任實驗室主任的教師多病在家，專業責成我主持實驗室日常工作，陸善炘和我分別負責金相室和熱處理室。我們堅持同實驗員和工人一樣上下班，每天到實驗室坐班，一邊學習相關業務知識，一邊維護和檢修儀器設備。

不久，學校針對一些教師重理論輕實驗的傾向，在全校開展“加強實驗室建設、加強基本功訓練”的“兩加強”活動，旨在使教師們掌握業務基本功和實驗基本技能。對教學，堅持課堂教學與實驗教學並重；對科研，強調理論研究與實驗研究結合。“兩加強”活動在我校強化了教學和科研統一、理論與實驗結合的風氣，成爲大工精神的重要內涵。

在“兩加強”活動中，我們金相實驗室的改造建設如火如荼。我們對每一臺儀器設備進行檢測和校覈，修繕損傷的儀器設備。同時，利用每週半天學習時間，或者組織大家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等經典著作，領會其精神實質，或者討論和分析實驗室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大家把實驗室工作提高到科學實驗作爲三大革命實踐的高度來認識，增強了作爲實驗人員的自豪感和責任感。在整修實驗儀器設備的基礎上，我們制定了一系列實驗室規章制度和儀器設備的基本操作規程。這些規章和操作流程，沒有送印刷廠印製，而是由我自己動手用自學的隸書寫出來，鑲嵌在自制的鏡框裏，掛在牆壁上，供師生們操作時遵守執行。經過一年多的改造，實驗室面貌煥然一新。之前實驗室的儀表只有20%保持原精度，現在80%以上的儀表恢復達到了原精度。我們專業、機械系和學校對我和實驗室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不久在我24歲時被任命爲金相熱處理實驗室的副主任，主持工作。

回顧在實驗室工作以來，特別是“兩加強”活動前後的這段經歷，我切身認識到，當我們對實驗室管理規律性尚未認識之前，處在盲目的必然王國裏，往往違背實驗室工作規律，甚至造成實驗設備儀器的損壞；通過實驗室改造與建設的實踐，把握了工作的規律性，實驗室面貌大爲改觀，我們就進入自由王國的境界，實現了從必然向自由的飛躍。於是，我以測溫儀表檢核前後我們從儀器的奴隸變爲儀器的主人爲例，總結在實驗室工作中學習自然辯證法的體會，寫了一篇短文《由必然向自由的飛躍》發表在校刊上[4]。它從實驗工作表達了一個哲學命題：自由是關於必然的認識和對世界的改造。這應當是我的第一篇屬於自然辯證法領域的論文，也爲我多年後轉向自然辯證法學科研究奠定了實踐基礎和理論準備。

出乎意外的是，屈伯川院長見到我的短文後，立即召見我，約我到他的辦公室談話。儘管那時經常看見老院長在校園裏四處走動視察，但直接見到尊敬的老院長，對一個不到25歲的助教該是何等的激動。我坐在他那張典雅的辦公桌對面，近距離聆聽他那濃厚的四川口音講話，雖然沒聽清多少，但他關心鼓勵後生的熱忱卻溢於言表，那慈祥的笑容永遠定格在我的記憶裏。老院長肯定了金相實驗室改造的成效，強調“兩加強”很有必要，青年教師到實驗室鍛鍊，參加實驗室建設，是教師成長和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

3

從自然辯證法到技術哲學

1978年，應當算是我學術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正是在改革開放的春天裏，我從北京回到大連。之前我因參與一份科學爭鳴雜誌的編輯工作而借調到北京。回到學校後，當時金相專業的負責人曹智本老師幾次找我談話，希望我回到自己專業，負責金相實驗室工作。同時，剛剛新建的自然辯證法教研室老師們，動員我轉行到現實需要、前景廣闊的自然辯證法領域。考慮到學校爲理工科研究生開設“自然辯證法課程”的需要，我決定放棄自己心愛的金相專業，轉到自然辯證法的教學崗位上。

其實，我們大工與自然辯證法很有緣份。老院長屈伯川在延安發起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前夕，他和當時翻譯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于光遠先生一塊向準備出席成立會的毛澤東主席彙報研究會籌備情況。1940年2月5日毛澤東出席了研究會成立大會，發表了“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的著名講話。學習《自然辯證法》是屈伯川組織研究會的活動之一。正是這一歷史淵源，1977年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成立時，屈伯川是我校唯一的創始理事。我校是20世紀60年代率先開展學習和研究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幾所理工院校之一。我自己也是這一時期在金相實驗室組織大家學習《自然辯證法》。在“文革”時期下放我校工作的老省委書記李荒同志頗有政治智慧，組織全校教師學習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取代所謂“評法批儒”。現在看來，我校有着研究自然辯證法的優秀傳統，是我們傳承的紅色基因的重要成分。

爲了搞好自然辯證法的教學與研究，我先後赴北京、武漢和上海的一些高校調研，明確了我們的研究方向和重點。我校作爲理工科大學，應當結合我校的工科特色與實際開展研究，不但要研究自然科學辯證法，而且要研究工程技術辯證法和科學技術方法論問題，把科學技術史和科學技術方法論結合起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自然辯證法教研室取得幾項重要成果：我們和化工系的部分教師合作翻譯的俄羅斯哲學家和科學史家凱德洛夫的名著《偉大發現的一天》，此書依據新發現的史料，闡述了門捷列夫在1869年3月1日一天之內製作出元素週期表的史實和方法，是一部科學史與方法論結合的傑作；同時，我參與了陳昌曙合作主編的“科學方法論”叢書13冊，由我及同事編著了其中的4冊；我們合著了《技術開發原理與方法》；後來，我們聯合幾所理工科大學編著了一部適合理工科研究生特點的教材《自然辯證法原理》，呈請錢令希院士作序予以推薦。

錢先生在序中指出：“讓研究生們學習和掌握自然辯證法的基本原理，不僅對於他們進一步確立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有着特殊的作用，而且對於他們在求學期間的專業訓練中和在將來的科學技術研究工作中自覺運用唯物辯證法，有着重要的意義。”通過學習自然辯證法，“瞭解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和規律性，瞭解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原則，一個科學技術工作者才能保持旺盛的學術生命和創造活力。”可見，錢先生進一步爲紅色基因的內涵注入更爲濃郁的自然辯證法成分。

這樣，我校自然辯證法及科學技術哲學進入全國同行前列，並形成特色鮮明的技術哲學方向。我也意外地成爲國內最早倡導和開展技術哲學研究的學者之一，被同行稱爲技術哲學東北學派的四大領軍人物之一[5]。在我國技術哲學奠基人陳昌曙教授的支持下，我被聘爲東北大學技術哲學兼職博導，招收和培養了10名哲學博士。我還提出技術哲學的倫理轉向問題，並於2000年率先與世界技術哲學策源地的德國同行建立了雙邊合作與交流關係，聯合舉辦了三屆中德技術倫理學術研討會；我從技術哲學第一人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思想研究起步，主持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合作撰寫了專著《德國技術哲學簡史》。我和哲學團隊的這些成果，爲我校獲得科學技術哲學博士點及哲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4

“人文化成天下”的現代理念

爲了推進我校哲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進一步發展，學校領導決定建立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院於1999年正式成立時，經教師們的民意推選，我被學校任命爲第一任院長。

帶着沉重的壓力，崇高的使命，我走上了院長崗位。基於學院現狀，借鑑他校經驗，我提出學院發展的構想，推進和實現三個轉變：一是在人才培養上，從僅招收專科生向招收培養本科生、研究生轉變，造就社會需要的文科人才；二是在學科發展上，從單一專科學科向重點發展帶有本校特色和優勢的文科轉變；三是在學院職能上，從教學爲主、僅有政治理論教學向教學與科研統一，全校政治課與文科專業課並重轉變，把我們學院辦成爲與我校建設國際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相稱的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爲此，我提出“文理滲透，中西融會，學研一體，博專結合”，作爲學院發展的基本理念。這個理念源自對我校辦文科的實踐經驗和國內外理工大學辦文科的成功經驗的總結，也可以說是“人文化成天下”[6]博大胸懷的現代理念。我想以此理念來激勵全院探索文科學科建設、文科人才培養和教學科研的新模式。尤其是“文理滲透”的觀念，不獨引導我們發展文理跨學科的特色文科，由此改變了我校學科結構而形成“理工文管”的新格局，而且指導我們造就文理交融的新型文科人才，使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體現在我們開設的系列通識課中，把洋溢科學意識的人文精神與充滿人文關懷的科學精神結合起來，豐富和充實了大工精神和紅色基因的新內涵，感染和塑造全校的莘莘學子。

學科建設是學院發展的基礎。根據我校實際和文科現狀，我們採取“特色、優勢、重點”學科發展的思路，以科學技術哲學和科學學與科技管理這兩門在國內具有比較優勢的學科爲重點，推進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建設。同時，以“中西融會”的理念，從國際視野的高度，開放辦文科，通過國際合作與交流，促進文科進入國際前沿領域，使這兩個學科迅速走向世界，進入國際學術前沿，從而帶動了我校文科其他學科的建設與發展。

經過三年發展，當我卸任院長時，學院在學科建設、教師隊伍、人才培養、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都面貌一新，初步實現了預期的目標。如今，我們已建立起“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多層次、多學科、多專業的文科教育體系，培養和送走了一批批合格的文科人才。他們懷抱“人文化成天下”的遠大胸襟，把大工的紅色基因和厚重的人文精神，帶到祖國各地的各項事業中。

5

錢學森、錢令希與技術科學

2001年初秋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錢令希先生的電話，他告訴我：“今年12月將在京舉辦紀念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院士誕辰90週年大會及學術會議，不知你是否看過錢學森的文章《論技術科學》，我希望你重新學習這篇文章，就錢學森技術科學思想寫出點研究的東西，去參加北京的紀念會。”他讓我馬上到他辦公室，把他從《科學通報》上覆印的《論技術科學》[7]一文取走。

我校學術泰斗錢令希和錢學森都是著名的力學大師。正是錢令希先生的引薦，我有了向錢學森先生求教的機會，也纔有了和錢學森先生長期未曾謀面的學術通信。我也瞭解到錢學森先生曾經到我校參觀座談過，錢先生的技術科學思想對我校學科發展有着深遠的影響。

1955年底，錢學森回國不久就到東北各地考察參觀。他先到哈爾濱，南下長春、瀋陽，最後抵達大連。12月16日，錢學森先生來到我校參觀訪問[8]。上午在屈伯川院長和各系主任的陪同下，錢先生參觀了水利實驗室、機械實習工廠和染料實驗室。下午錢先生和我校錢令希先生等部分教師舉行了座談會。在座談會上，錢先生首先介紹了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懷念祖國，以及受到美國帝國主義的百般阻撓的情況，接着對我國在力學方面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回答了教師們提出的問題。針對詢問他從事科學研究的體會，如何開展科學研究的問題，他回答道：首先要努力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因爲它包含有完整的科研方法論；要尊重事實，記住實驗觀察所得結果；提倡教研室經常舉辦學術探討會，找些問題由專人報告，集中集體智慧；要把企業提出的生產實際問題，作爲座談的題材；要關注最近的科學文獻，瞭解本領域的世界水平。

錢先生剛從美國回國不久就提出科研要努力學習辯證唯物主義，這是意想不到的。他說：“最近回國學習了一些新的哲學著作，使我驚奇的是過去自己在科學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方法論上的體會，在辯證唯物主義中找到了更完整的提法，很多過去自己不很清楚的問題現在清楚了。”這可謂言簡意賅地吐露了科研的祕笈，至今仍有實用價值和指導意義。對照一下前述第3節錢令希先生的《自然辯證法原理》序言，兩位力學大師在辯證唯物主義和科研方法論上的見解，是何等一致。

據錢令希教授對當時座談的回憶，錢學森先生在談到我國力學發展的方向時，特別強調要注意正在興起的電子計算機，並預見到“計算機的發展將會極大地推動力學研究”。但這個高瞻遠矚的預見等待了歷史近20年。錢令希先生說：自己在上世紀70年代初主張將結構力學與電子計算技術結合起來，就是受到當年錢學森這句話的啓示，並且在計算力學創建中貫徹了錢學森的技術科學思想。

爲紀念錢學森誕辰90週年，錢令希先生寫了《錢學森與計算力學》[9]一文，詳細地講述了計算力學在我國的開創過程，以及錢學森的技術科學思想對我國力學發展的推動作用。錢令希先生結合親身實踐對技術科學的解讀，使我深切認識到錢學森技術科學思想的博大精深。我認真研讀了《論技術科學》一文，就技術科學的形成與發展，地位與作用，結構與功能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撰寫了《錢學森與技術科學》[10]一文；同時就錢學森先生給我的最後一封信內容，撰寫了《錢學森關於認識論視角的知識經濟觀》[11]一文。我帶着兩篇文章赴京參加了紀念錢學森誕生90週年大會。會議間隙見到了錢先生的夫人蔣英教授，我將兩篇論文呈遞給蔣英女士，並轉達錢令希先生對錢老90壽辰的祝賀。

在錢令希先生的大力倡導下，我校對錢學森的技術科學思想進一步從理論和戰略上開展了廣泛的研究。依據2006年胡錦濤同志“要高度重視技術科學的發展”的觀點，程耿東院士主持完成了中國科學院學部諮詢評議項目“重視技術科學對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作用”(2007-2008)，該項諮詢報告上報國務院，受到重視。其後，由我率領的研究團隊，在參與上述諮詢項目研究的基礎上，深化和拓展“技術科學強國戰略”的思想，先後主持完成我校人文社科重大項目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最後形成學術專著《技術科學前沿圖潽與強國戰略》[12]。

6

煙大火車輪渡選址論證與“智庫”

爲社會服務，是大學的第三職能。這實際上是大學出人才和出成果兩項職能的延伸。當企事業的參謀，做政府部門的智庫，爲工商企業、公共事業和政府決策提供服務，是我校的社會職責與優秀傳統，是大工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和我們團隊開展決策諮詢研究，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初參與大連市發展戰略研究開始的。從此，我們幾乎參與了大連市改革開放以來每一項重大決策的研究與制定。1984年夏，我參加大連市召開的首屆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討會，並應邀參與起草了大連市長的主報告，闡述了會議的主題，得到與會的著名經濟學家馬洪等學者的高度評價。接着，我參與策劃了大連市科協主持的大連市發展戰略《2000年的大連》報告，負責報告的構思設計和綜合彙總工作。這個報告所預測的2000年大連發展目標和產業結構，後來都基本實現了。其後，我們團隊先後主持完成了有關大連保稅區、大連高新技術產業及高新園區、科教興市戰略、大連市可持續發展戰略及21世紀議程和大連市建設創新型城市等一系列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爲大連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受到黨政領導和有關部門的重視，並得到採納。

其中，具有典範意義的決策諮詢案例是《關於煙大火車輪渡大連港址首選羊頭窪港的專題論證報告》。1994年盛夏的一天，校黨委書記林安西教授來電告訴我：我校土建設計院承擔市政府委託的“煙大火車輪渡大連港址論證”項目，已初步完成碼頭設計和相關經濟技術評價，目前面臨着爲什麼要“首選”羊頭窪港的綜合論證，我和項目總顧問錢令希院士商量，擬請你參加。這是項目的關鍵任務，由於時間緊迫，要馬上到專題論證工作組報到。對這項如此緊迫任務，我沒猶豫就接受了。當我到工作組瞭解情況並審閱全部設計與論證資料後，首先想到的是聽取總顧問錢先生和項目主管部門領導的意見。經過現場調研，聽取各方意見，我重新擬定了五項指標：海上航程最短性、地區經濟帶動性、規劃佈局協調性、建港條件適宜性和綜合效益合理性，對旅順羊頭窪與大連灣和尚島兩個港址進行定量評價、比較與綜合論證，得出有說服力的結論。由我主筆的專題論證報告被市政府肯定並接受，在國家計委主持、鐵道部和水利部參加的專項論證會上，由我彙報論證報告，最後國家採納了由我校論證的大連市政府方案[13]。

25年過去了，人們乘煙大火車輪渡，無論是現場還是網上都不見大工之名。兩年前，卸任的林安西書記到羊頭窪港參觀後回來告訴我：當他詢問該港領導是否知道在此建輪渡港是由大工論證的，令港方大吃一驚。他們全然不知大工論證的方案是煙大輪渡史上的關鍵一筆。令人欣慰的是，今日羊頭窪港與煙大航線上穿梭的火車渡輪畢竟見證了大工方案的勝出。是啊，苟利社稷，豈在無名，正是大工精神之所在。

後來，學校成立了“大連理工大學21世紀發展研究中心”，完成多項國家與地方發展戰略研究項目，起到智庫的作用。我體會，建立智庫機構，開展決策諮詢，一是要組建一支“小實體，大協作”、多學科跨學科的決策諮詢研究團隊，由具有國際視野、理論雄厚、注重現實、不計名利、精誠團結的領軍人物和研究骨幹組成。二是決策諮詢建議要從滿足國家的戰略需求出發，把理論模型、詳實數據、政策工具結合起來，形成具有充分理論依據、緊密切合實際，既有前瞻性又有可操作性，可供比較選擇的決策方案。

7

科學學與科學知識圖譜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個領域，就是科學學。1977年，錢學森倡導的以現代科學技術爲對象的一門學問“科學的科學”[14]，引導我關注和追蹤這個新興研究領域。1980年，我和同事王海山向全國科學學研討會提交的論文《近代世界哲學高潮與科學中心關係的歷史考察》[15]，開啓了邁向科學學與科學計量學的征程。

我和王續琨兩個學術搭檔率領團隊在科學學研究中，堅持貝爾納開創的科學學研究範式，堅持貝爾納和錢學森倡導的科學學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傳統[16][17]。同時，在科學學的學科建設上堅持不懈並取得進展。在學校領導支持下，繼上世紀80年後期獲得科學學與科學管理專業碩士學位授予權之後，於2002年首先成功自行設立了科學學與科技管理二級學科博士點，得到國務院學位辦的批覆認可。這樣，在科學學從培養研究生的學科目錄中消失五年之後，我們大工創辦的這個全國唯一的科學學與科技管理學科博士點，奇蹟般地頑強成長起來。我們學位點成爲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的學術支柱[18]。

當我們博士點師生在科學學、科學計量學、科技管理與創新管理領域深入開展研究之際，意外地進入“科學知識圖譜”這個新興領域。

2004年4月10日深夜，早春時節，乍暖還寒，工作的困頓使我習慣性地轉換一下興趣，便順手拿起當日的《參考消息》瀏覽。突然一篇題爲《科學家擬繪製科學門類圖》的消息撞入我的眼簾。消息來自“今日美國”的網站，它報道了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PNAS)2004年第4期刊載的一組關於繪製科學知識圖譜的近20篇文章情況。消息令人振奮，引起我莫大的興趣。按消息提供的線索，我點擊進入美國相關網站，找到消息來源及原始文獻，進而下載和瀏覽一幅幅千姿百態的科學知識圖譜。看着看着，一個不眠之夜過去了。我立即把這個消息和相關網址發給我的同事和學生，提議我們博士點開展學習科學知識圖譜的研討。

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和研討，我們對科學知識圖譜才恍然大悟，於是公開發表了文獻綜述《悄然興起的科學知識圖譜》[19]，率先在中國引入和命名科學知識圖譜及知識可視化方法，引起科學知識圖譜方法在我國的廣泛應用，其學術論文呈井噴式涌現，從而把我國科學學與科學計量學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2005年以來，我們先後聘請國際著名科學計量學家和信息可視化專家爲我校海天學者特聘教授與長江學者講座教授，合作創辦了WISE實驗室，主持完成一批國家級科研項目，出版了關於科學知識圖譜的專著和叢書，產生了具有國際水平的系列研究成果，造就了國內首批科學學與科技管理博士人才和第一批科學計量學博士。如今一些博士已成爲大學的教授、博導和學術帶頭人，有的後起之秀已成爲青年長江學者。大工WISE實驗室在國際上的迅速崛起，引起世界同行的關注。國際著名科學計量學家、SCI發明人、大工榮譽教授加菲爾德（EugeneGarfield,1925-2017）生前訪問我校時，對WISE實驗室給予高度評價，讚譽大工是世界科學計量學研究中心之一。

我校科學學這門學科的創建與發展，我們引進和開拓的科學知識圖譜這一新興領域，體現了我們大工在學科建設與學術領域，瞄準前沿、開放創新、自由探索、團結協作、百折不撓的風範，是大工精神育出的碩果，是大工精神的典範。

2018.10.24於新新園

參考文獻及註釋：

[1]這裏的“基因”採用裏查德•道金斯1976年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所創造的術語“Meme”(讀“覓母”，mi：m，不念“米米”)，而不是生物遺傳的“基因”(gene)。Meme通常意譯爲“文化基因”或“知識基因”。meme不同於gene，gene藉由精子或卵子，由一個人體到另一個人體而得以複製遺傳，然而人類的生物基因每傳一代會因從父母各獲一半而減半，我們偉大祖先的基因會在一代代的重組中呈幾何級數遞減而消失；而meme是一個表達文化傳播或文化複製的單位，旋律、觀念、口號、流行服裝、建築式樣，都是meme，它藉由教育、科普、模仿，從一個頭腦傳到另一個頭腦，會在一代代複製傳遞中永久保存。採用“紅色基因Red meme”概念，可以和種族主義的血統論或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劃清界限。

[2]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 大工網對6位退休教授在【大工人物】專欄一一做了報道：《謙謙學者默默奉獻——記我校光榮退休教授楊德禮》，《嚴以治學誠以待人——記光榮退休教授紀卓尚》，《生命不止求索不息——記光榮退休教授李錫夔》，《學術是生命，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記光榮退休教授劉則淵》，《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記光榮退休教授陳浩然》，《室靜蘭香——記光榮退休教授王仁宏》。

[4] 劉則淵.由必然向自由的飛躍[N].大連工學院校刊，1965年3月3日，第4版頭條。

[5] 鑑於劉則淵在技術哲學方面的工作，2013年被陳昌曙技術哲學基金會授予首屆“技術哲學貢獻獎”。

[6] 源自《周易》的“賁卦·彖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7] 錢學森.論技術科學[J].科學通報，1957，(4)：97-104..

[8]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來我院參觀並與教師座談[N].大連工學院校刊，第116期第1版，1955年12月17日.

[9] 錢令希.錢學森與計算力學[A].劉則淵,王續琨主編.2001年卷技術哲學研究年鑑[C].大連：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9-15..

[10] 劉則淵.錢學森與技術科學[A].劉則淵、王續琨主編.2001年卷技術哲學研究年鑑[C].大連：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02：16-26.

[11] 此文在錢學森逝世時經修改正式發表：劉則淵. 錢學森關於認識論視角的知識經濟觀[J]. 科學學研究，2009，27(12):1772-1776.

[12] 劉則淵,陳悅,侯海燕等. 技術科學前沿圖譜與強國戰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 專題論證工作組：總顧問錢令希，組長桂玉昆，綜合報告主筆劉則淵.關於煙大火車輪渡大連港址首選羊頭窪港的專題論證報告[R].大連市計劃委員會，1994.12.

[14] 錢學森.現代科學技術[N].人民日報,1977.12.9.第1-2版..

[15] 劉則淵,王海山.近代世界哲學高潮與科學中心關係的歷史考察[J].科研管理,1981,(01)：7-21.

[16] 貝爾納. J.D.科學的社會功能[M].陳體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17] 錢學森.關於建立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學的問題[J].科研管理，創刊號，1980，(1)：1-4.

[18] 科學學與科技管理博士點所在的大連理工大學科學學與科技管理研究所暨WISE實驗室，是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科學學理論與學科建設專委會的依託單位，被研究會授予“科學學之家”。其博士點開創者劉則淵教授曾任研究會第三、四、五屆理事會副理事長，因其對中國科學學的貢獻，2010年由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推薦，被中國科協授予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2017年被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授予傑出貢獻獎；2018年被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授予“終身榮譽會員”。

[19] 陳悅,劉則淵.悄然興起的科學知識圖譜[J].科學學研究，2005，23(2)：14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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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則淵，男，湖北恩施人，大連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大連理工大學21世紀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1957-1962年在大連工學院機械工程系金屬材料及熱處理專業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新時期轉向科學技術哲學、科學學領域。大連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第一任院長，爲該校人文社會科學的主要開拓者與學術奠基人。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第三、四、五屆理事會副理事長，現爲該研究會理事及科學學理論及學科建設專委會顧問。大連市第11-12屆人大代表暨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大連市科協常委。大連市優秀專家，享受國務院的政府特殊津貼。2010年由中國科協授予“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稱號。

主要研究方向：科學學理論、科學計量學與科技管理學，發展戰略學，技術哲學。創辦了第一個科學學與科技管理學科博士學位點，率先在中國命名和引入科學知識圖譜，通過國際合作、創建WISE實驗室，把我國科學學和科學計量學推進到新的階段，進入國際學術前沿；WISE實驗室被SCI之父加菲爾德譽爲世界科學計量學研究中心之一。爲國內最早倡導和開展技術哲學研究的學者之一，被同行稱爲技術哲學東北學派的四大領軍人物之一，2013年由我國技術哲學奠基人陳昌曙命名的技術哲學發展基金會授予首屆技術哲學貢獻獎。

主要代表作有：論文《近代世界哲學高潮和科學中心關係的歷史考查》(科研管理,1981,2)和《科學學理論體系建構的思考》(科學學研究,2006,1)等；著作《技術開發原理與方法》(1986)、《發展戰略學》(1988)、《現代科學技術與發展導論》(2003)、《德國技術哲學研究》(2008)、《科學知識圖譜：方法與應用》(2008)、《技術科學前沿圖譜與強國戰略》(2011)和《生態城市前沿探索》(2011)等。主編“知識計量與知識圖譜”叢書二輯共1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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