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瞭解我的人傷我最深－伊斯坦堡的東正教前世與伊斯蘭今生

今年八月份為 art plus寫的一篇文章，沒有網頁版只好放上自己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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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通常看得出你究竟站在東方或西方，只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歷史事件。對西方人來說，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東方人來說則是伊斯坦堡的征服。若干年後我的內人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在考試中使用『征服』一詞，她的美國教授指控她有『民族主義情結』。事實上，她使用這詞不過是因為在土耳其念中學時學的是這種用法；由於她母親有俄國血統，她可說是較同情東正教徒的。也或許她不認為是『陷落』或『征服』，感覺更像是夾在兩個世界之間的倒楣人質，除了做回教徒或或基督教徒之外別無選擇。
──奧罕．帕慕克（註一）

在伊斯坦堡行走，總會感受到一股與臺灣無比相像的氣味，說不上是什麼原因，也許是亂糟糟的交通，帶著鹹味濕黏的海風，勤奮又熱情的人民，或是帕慕克筆下這種卡在兩個世界之間的矛盾，渴望得到認同的心態（例如歐盟之於土耳其，聯合國之於臺灣），還是那背負著沉重過去，亟欲擺脫卻揮之不去的愛恨交織，參雜著自卑與驕傲的民族精神。看著帕慕克筆下的伊斯坦堡：「我有時認為自己不幸生在一個衰老貧困的城市，淹沒在帝國遺跡的餘燼中。但我內心的某個聲音總堅信這其實是件幸運的事」，幾乎都要懷疑，這就是在寫我們自己（註二）。

但話說回來，除了這種莫名熟悉感外，從世界版圖來看，土耳其對於臺灣人而言，陌生的很理所當然。不只如帕慕克所言，卡在兩個世界之間，還卡在兩塊大陸中間，成了絲路上空缺的那一塊，只在關鍵時刻登場，卻又讓世界動盪不安。是慓悍的遊牧民族，是橫跨三大洲與六個世紀的大帝國，卻也是破敗的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有著《香料共和國》與東正教希臘剪不斷理還亂的孽緣，更如法提．阿金電影，以移工身分再度前進西歐，成為西歐社會不可見的「汙穢」。它就以如此撲朔迷離、難以界定的混搭面貌，留在我們印象中。它既不是基督教歐洲，又不如伊斯蘭阿拉伯那麼鮮明。它究竟是什麼？

在出發之前，不少旅遊資訊都會告訴你：「土耳其算是一個最友善、最西化的伊斯蘭國家」。這句話背後有著許多假設：假設東西文化（或說基督教與伊斯蘭）之分野是確實存在且牢不可破的；假設西方／歐洲／基督教世界是普世且可以親近的；假設伊斯蘭國家是排外、激烈、且危險的。這一切的假設，正如把當今中東局勢解釋成「反正就是基督教與伊斯蘭之間的無解仇恨」一般，太過便宜行事。的確，若光從伊斯坦堡這座曾為兩大歐亞非帝國擔負「首都」重任1600年（想想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一件事）的輝煌過去來看，這種對立關係的確是存在的，如君士坦丁堡與伊斯坦堡，東正教與伊斯蘭，教堂與清真寺，東羅馬與鄂圖曼一樣鮮明。但就在這兩大世界版圖重疊於同一座城市時，在君士坦丁堡與伊斯坦堡彼此穿透的前世今生間，才讓我們看見了：對立並非相異，許多時候甚至是另一個你自己。

在把伊斯坦堡的故事說下去前，想先分享另一段插曲。不久前曾聽一位穆斯林友人和我說到亞伯拉罕獻祭的故事，身為基督徒的我很開心地和對方說，聖經裡也有這個故事，亞伯拉罕最後獻了次子以撒為祭。但朋友很堅定地告訴我，亞伯拉罕獻的是長子以實瑪利。於是，我們兩人沉默許久。原來本是同根生的兩個信仰，正是在這兄弟間漸形陌路（根據經書記載，以實瑪利後成了阿拉伯人的祖先，而以撒則成了猶太人的祖先）。基本精神如出一轍，卻又在關鍵時刻衍生歧異。

伊斯蘭與基督教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蛛絲馬跡，在伊斯坦堡各個角落隨處可見。最顯著的例子，自然是由查士丁尼大帝於537年所建的聖索菲亞教堂（Haghia Sophia，東正教希臘文中代表神聖智慧之義）。鄂圖曼奪下君士坦丁堡後，將聖索菲亞教堂改建成清真寺。改建的過程著實不需耗費太多功夫，當時的教堂與清真寺，同樣都有著圓頂，只須擴建幾座尖塔，以伊斯蘭規格之樓座、壁龕取代祭壇、聖幕等。教堂時代金碧輝煌的馬賽克壁畫，也被新王朝加以塗抹，連同東正教過往一同遮蓋。被抹去的壁畫並非聖索菲亞獨有，土耳其境內多處有太多類似的教堂。這些可不是穆斯林的傑作，而是東正教在八九世紀分別興起的「反聖像（iconoclasm）」風潮，將聖經反對偶像崇拜的教義發展極致，徹底毀損過去教堂滿佈牆面的耶穌聖像、聖母、聖人肖像。不過對於人像／聖像的抗拒，沒人比穆斯林更透徹。既然不能畫人像，對於藝術創作的渴望只得被轉移到文字藝術上，竟讓他們發展出繁複精湛的書法線條，正如走進聖索菲亞教堂，聳立在眼前的那六面大圓牌，由十九世紀書法家Kazasker Mustafa Izzet Efendi 寫下了先知與哈里發（宗教與政治領袖，以鄂圖曼帝國為例由其蘇丹擔任）的名字以示崇敬。光在這座教堂／清真寺裡面，除了阿拉與耶穌的分別外，美學風格背後暗示的信仰精神，有時倒也教人傻傻分不清楚。

也許正是因為彼此如此相像，在關鍵時刻總能一腳狠踩對方痛處。當年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一攻下君士坦丁堡，馬上在週五（伊斯蘭安息日）侵門踏戶聖索菲亞教堂，以盛大禮拜宣示此地再也不是東正教之城。為了爭奪這座城市的新詮釋權，穆罕默德二世軍隊「神奇地」在此地發現了先知Abu Ayyub al-Ansari於八世紀埋葬在此地的墓穴，積極打造伊斯坦堡作為伊斯蘭新聖地的企圖可想而知。其他像是蘇丹艾哈邁德一世（Ahmet I）於十七世紀建造了藍色清真寺，與聖索菲亞教堂正面對衝，或是鄂圖曼時期下令將基督教家庭所有首生子帶進皇宮（又是一個在聖經很常出現的情節）改信伊斯蘭，都以最恥辱的手段，快速在舊城民面前樹立權威。當然，任何殖民手段都不能單從同一面向衡量好壞。這些進宮的基督徒男孩們許多成了禁衛，女孩進了禁宮，不但受到最好的教育，還有機會在王朝位居高位。事實上，蘇丹禁衛軍甚至規定只有這些基督徒男孩能擔任，六百年來穆斯林出身的丞相根本一隻手就可以數完（現今有幾個國家膽敢讓敵國出身的後代，擔任行政重責呢？）。這羣被帶走的孩子們，最著名的莫過於鄂圖曼最偉大的建築師錫南，不少人來到伊斯坦堡都是為了朝聖他的建築。沉靜、平和、內斂如蘇萊曼清真寺，被認為完美傳遞了伊斯蘭精神，背後作者卻是出身基督徒家庭的皈依穆斯林。「世仇」，原來從來不在於我們有多麼不同。

事實上，以東正教與伊斯蘭之爭來理解伊斯坦堡，只是過度簡化又一廂情願的說法。1453年鄂圖曼之所以順利拿下君士坦丁堡，還得先感激12-13世紀攻陷此地的十字軍。來自歐陸的基督教大軍，理應是要對抗偷小孩喝人血的異教徒，卻反過頭來狠狠地掠奪了這座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自此積弱不振。當年血洗此城的關鍵人物恩裏克．丹多羅（Enrico Dandolo）遺骸至今還葬在聖索菲亞教堂二樓。改朝換代後，鄂圖曼為了重建以衰弱多時的君士坦丁堡，甚至收留了大批逃離西班牙宗教法庭的猶太人，人口比例從拜占庭時代的10%上升了一倍以上。1570年代和天主教鬧翻的英國伊莉莎白女王，更曾和鄂圖曼結盟，對抗奧地利神聖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千年歷史看下來，又哪來的以撒、以實瑪利勢不兩立呢？

來到伊斯坦堡，不可不去的景點還有託普卡匹皇宮（Topkapi Palace）。作為大帝國權勢財富的象徵，成了不少歐洲藝術家任憑想像揮灑的神祕國度，莫札特歌劇《後宮誘逃》即為一例。不過，相較於「西方人」想像的禁宮奢華，鄂圖曼王朝倒是將皇宮視為遊牧精神之延伸，以「帳幕」作為建築原型。正是過往天地為家的遊牧生活，讓土耳其人不斷吸收、接觸鄰族文化。也許也是在現今國族主義與現代國家的想像下，讓我們太過輕易地以種族、信仰，去理解我們眼前的世界。卡在歐亞交界的土耳其，有太多無法被定義、太多無法分辨敵我兩立、太多因為太過瞭解而受傷更深的過去，但這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甚至是我們所處的臺灣，又何嘗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