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時代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個性和才能，尊重人的喜愛和選擇，併爲個人的成長和發展提供廣闊舞臺，幫助人們實現人生價值，滿足人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
我祖父是一個熱衷於聽故事的人，每到鎮上逢集，他就到鎮上背街的地攤演藝場聽藝人講故事。講故事的形式多種多樣，有的敲着小扁鼓唱打鼓金腔，有的打着簡板唱墜子書，有的抱着長長的道情筒子唱道情，也有的拍着驚堂木說評詞。不管藝人用什麼樣的形式講故事，祖父都愛聽，他就那麼盤腿往地上一坐，聽得全神貫注，常常是從開場聽到散場。
鎮上不逢集的時候祖父怎麼聽故事？他的辦法是懷揣一本唱書，請村裏一個識字的老先生念給他聽。老先生戴着花鏡，念得咿咿呀呀，祖父雙目微閉，聽得如癡如醉。祖父看管我，不許我亂說亂動，把我緊緊摟在懷裏，只讓我玩他長長的白鬍子。我把祖父的鬍子捋一會兒就睡着了。一覺醒來又睡，睡了兩覺醒來，老先生還在念，祖父還在聽，真沒辦法!
祖父臨終時，我母親問他有什麼要求。祖父用最後的力氣，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把他的書都放在他的身邊，他要用書當枕頭。
祖父作爲一個農民，不喜歡種莊稼，卻如此癡迷於聽書，應該說他天生就有聽書的內驅力。如果祖父識字，他的天賦有可能發揮出來，不但能聽書，說不定還能寫書。然而真是可惜，我祖父一天學都沒上過，一個字都不識。祖父出生在清朝末年，那個時期戰亂頻仍，社會動盪，民不聊生。在那樣的時代，普通農民能活命就算不錯，哪裏還能上學識字呢？
再說我母親。母親出生在民國初年，也是一天學都沒上過。雖說母親不識字，但母親是有些文學天賦的。母親很善於講故事，一講就講得有因有果，有頭有尾，頭頭是道。母親所講的故事裏總是有文學的因素，文學的細節，我稱之爲小說的種子。以母親所講的故事爲種子，我寫了不少短篇小說，至少有十幾篇吧。
母親生前，我曾跟她說笑話，說您要是識字的話，說不定也能寫小說，也能當作家呢。母親說，這一輩子我是不講了，下一輩子我一定要上學。母親也跟我說笑話：我要是會寫小說，說不定比你寫得還好呢!
現在該說到我自己了。我是1951年出生，是在新中國的五星紅旗下長大的。我比祖父和母親倖運，一到上學年齡我就走進了學堂。學堂1958年開辦，就辦在我們村。村裏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幾十個男孩子、女孩子都有學上，沉寂的村莊一下子有了琅琅讀書聲。我學習成績不錯，很快就加入少年先鋒隊，併成了少先隊的中隊長。在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父親去世了，家裏遇到一些困難。這時我姑姑勸我母親，別讓我再上學了，主張讓我去幹活，爲家裏掙工分。在這個問題上，母親沒有聽姑姑的勸說，沒有讓我棄學。母親態度堅決，說孩子不上學，腦子就不開化，將來就不會有出息。她還說，學校建到了家門口，國家鼓勵孩子上學讀書，孩子上學正上得好好的，她怎麼能忍心把孩子從學校裏拉出來呢？母親還說她小時候也想上學，也想念書寫字，可那時候兵荒馬亂的，人成天東躲西藏。如今孩子趕上好時候，總算得到上學的機會，哪能錯過呢？
虧得有母親的堅持，我拿到了初級中學畢業的文憑。此後，以初中所學到的文化知識爲基礎，我不斷自學，不斷開掘自己，豐富自己，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1970年，一家大型煤礦到我們公社招工，我有幸參加了工作，成爲一名煤礦工人。剛到煤礦時，我並沒有下井採煤，而是在煤礦下屬的一個水泥支架廠裏採石頭。我們在一個很深的石頭坑裏把石頭採出來，然後用破碎機把大石頭粉碎，粉成一些細小的顆粒，摻上鋼筋和水泥預製成支架，運到礦井下代替坑木作支護用品。我在支架廠幹了兩年多，因給礦務局廣播站寫了幾篇稿子，就被調到礦務局宣傳部，先是編輯礦工報，後是當新聞幹事，從事新聞報道工作。到宣傳部工作後，我主動要求到井下去採煤。我想，作爲一個煤礦宣傳部門的工作人員，沒有在井下勞動的深切體驗怎麼行？我先後去了王溝礦、王莊礦、蘆溝礦等，和礦工弟兄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井下幹了八九個月時間。下井期間，我當過掘進工、採煤工，還當過運輸工，對井下所有的工種瞭如指掌。我經歷過礦壓所造成的冒頂、片幫等危險，與礦工同甘共苦，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1978年春天，我的命運再次發生轉折，從基層煤礦調到北京，調到國家煤炭工業部，在《他們特別能戰鬥》雜誌社當編輯和記者。這次調動，我自己做夢都沒有想到，同事們也感到驚訝。我一沒有大學文憑，二不認識雜誌社的任何人，三還不是正式幹部，只是以工代幹，怎麼可能一下子調到煤炭部工作呢？只是因爲我給雜誌社寫過一些稿子，雜誌社的老師們認爲我寫得還可以，以借調的方式，對我進行了面對面的認真考察，認爲我適合做編輯工作，就毅然決定調我進京。我充滿感激，工作幹得十分賣力。我幾乎跑遍了全國各地的重點煤礦，寫了大量的稿子，得了不少獎。更重要的是，通過在煤炭部工作，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鍛鍊了才幹，並積累了大量文學創作素材。雜誌改爲《中國煤炭報》之後，我被提拔爲報社的副刊部主任，在這個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
還在煤礦時，我的理想是當編輯和記者。到北京當了編輯和記者後，我沒有滿足，業餘時間一直在寫小說，想當作家。新聞要求客觀性、紀實性，我還有一些想法和情感，需要放在想象的空間，通過文學創作加以表達。還好，我所寫的短篇小說《鞋》和中篇小說《神木》，先後獲得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和第二屆老舍文學獎。
機遇又一次眷顧我。2001年，我五十歲，一心想集中大塊時間寫長篇小說。說來真是幸運，這年北京作家協會要吸收一批駐會專業作家，於是我順利地調入北京作協，成了一名專事寫作的作家。正當我需要時間的時候，北京作協就把大塊大塊比黃金還要寶貴的時間給了我，使我得以集中精力、調動潛能、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文學創作。
新中國成立六十週年的時候，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趕上了好時候》，主要意思是說，我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地如願以償做我傾心喜歡的工作，並通過勤奮勞動實現了人生價值，是因爲我們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好時代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個性和才能，尊重人的喜愛和選擇，併爲個人的成長和發展提供廣闊舞臺，幫助人們實現人生價值，滿足人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
時代是一個大命題，它對我們每個人的命運所起的作用都是決定性的。我個人的一系列人生經歷，就是最好的註腳。
母親生前多次對我說，她做夢都沒想到，我們家的日子如今會過得這麼好。母親還說，你爺爺要是還活着就好了，要是知道他孫子不但會念書，還會寫書，不知道有多高興呢!
(作者爲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
《 人民日報 》( 2019年04月17日 20 版)
聲明：該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號系信息發佈平臺，搜狐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