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009年的8月中旬的一天,我在榆林市南大街古玩城的一家店铺里发现了一块石雕的人面。这块厚度约有七、八厘米直径约五十厘米的圆形石板上用粗阴线雕刻出一个人面的五官形象。它双目圆睁,鼻头扁平,嘴巴微张,手法粗犷,给人传递出一种远古的气息来。我仔细观察其石面粗糙,风化自然,包浆天成,绝无近现代人工做旧痕迹。这件古代的艺术品让我想起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清涧李家崖商代鬼方城址出土的那件石雕人像,也是用粗阴线刻出骷髅体人像,这种商代的石雕人像在我国是首次发现,十分珍贵。而眼前的这块石雕人像却和它有异曲同工的风格。

于是我问店家这块石雕来自何处?他说是石峁。这个回答让我颇为意外。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一度供职于市文博部门从事田野考察、考古发掘和文物研究诸业务,虽然后来调离但对文物考古和历史地理一直颇有兴趣,对榆林市境内的古代文化保持著关注并进行一些业余的研究。石峁遗址我考察过不下十余次,可以说是相当熟悉,况且陕西考古界前辈如戴应新等多年前曾主持发掘石峁遗址,曾获得了大批的玉、石、陶器,但除了那枚著名的玉雕人像牌饰也还没有发现其它类似人物题材的文物。那么,这块石雕人像真的是来自石峁吗?

作者考察石峁时现场发现的石雕人像

如果它真的是来自石峁,那将是一件有著极其重大意义的事件!

几天后,这个疑惑就有了确切的答案。

我因事要外出一段较长的时间,临行前和藏界的朋友孙中庆一起聚餐。我问他可否知道石峁有石雕人像的事,他说知道的,好像还有好几块。我说那你怎么不把它收集起来?他说有意义吗?我说太有意义了,这个意义到底有多大我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是如果现在没有人主动把它们收集起来任其流失将会对陕北文化的研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来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共同把这些石雕尽可能地收集保存起来。

其后,中庆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每过几天他就会打电话给我通报进展,又有了什么新的收获,包括件数、形状、大小等等。到了2010年的春天,我们已经收集了十余块石雕人像。

面对这些渐成规模的藏品,我也企图对它们进行一番研究,并学习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古代美术史、考古史资料。然而越是学习的多便越是觉得自己的浅薄,以我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面对这一批横空出世的古代艺术瑰宝完全是力不从心的。这时我想起了我的朋友罗宏才教授。

罗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兼博导,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曾在陕西文物部门供职,亲自参与了省内的各项文保活动诸如文物普查等,有著丰富的田野考察、考古发掘、文物鉴定的实践经验。其后又攻读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美术考古专业博士学位。近年来其主要研究方向为美术考古、艺术产业等,专著累累,成果斐然,且主持国家级科研课题多项。我和罗相识于陕西已近三十年,志向相同,性格相近,一直保持著友谊。自然我希望把这项难得的课题交于他来完成,也了结我心中的愿望。

五月的一天,我专程去上海大学拜访他。当我把照片资料放在桌上并讲述了它们的来龙去脉时,他立刻有了浓厚的兴趣。我向他提出希望他能研究这一课题并完成研究论文时,他一口就答应了。于是我们就商议决定了在夏天暑假里去榆林考察。

作者(右一)与罗宏才教授在考察石峁

七月流火。我、罗教授和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副馆长卢夏先生飞赴榆林见到了这批藏品。这十余件石雕人像作品皆沉积砂岩质,用材皆取之于陕北当地,其大小不一,有的高约半米,小的仅十余厘米;形态也各异,有不规则圆形,还有近似方形、三角形、底平柱状形、瓜子形、纵目阔嘴长条形等;有单纯人面,也有蹲踞式人体,还有一块石头上雕有双面人像的;雕刻手法有圆雕,也有浮雕、阴线雕,刀法犀利劲挺,可以明显看出其石料切削、凿刻、修整、打磨等痕迹。最让人心动的是这些人像的表情,有的沉静,有的惊恐,有的两目圆睁,炯炯有神,有的嘴角微翘淡淡含笑,还有的怒目圆睁表情狰狞意欲恐吓众生。细细观察体味让人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原始艺术魅力。

我们支好三脚架把它们一一拍照,测量尺寸,记录其形状特点,同时也考察参观了在当地散落的同一时期的文物藏品。回沪后罗教授就投入了紧张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和我保持著联系。大约在深秋,他告诉我,出于研究的需要,必须还要去遗址现场考察。虽然当年在陕北文物普查时他曾多次去过石峁,但毕竟是多年前的事情。于是在冬天我们三人冒著严寒再赴陕北,并亲赴石峁遗址考察。这次考察收获颇丰,地表考察,地形测绘、拍照,最让人惊喜意外的是在遗址东部中心区位南侧地表的枯草丛中现场发现了一块石雕人像。对勘此件石雕人像石质、形状,与已有的藏品类同,也与遗址表面散存并遗址内断崖夹层所见大量不规则石块相同。走访村民得知,近年来所见石雕人像多发现于东部中心区位的田埂的乱石堆积中。据了解,早年发现的人像由于无人重视,有的被遗弃不知所终,有的被文物贩子廉价收走流失下落不明。

在榆期间,我们还参观了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见到了与上述石像类同的石雕人像一件,从该展品说明资料显示此物亦为石峁遗址石雕像之一。

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收藏的石雕人像

2011年春,罗宏才论文《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石雕像群组的调查与研究》脱稿,经我提议修改几处后基本定稿。期间中庆又收藏到不规则椭圆形蟾蜍刻石一件,是为人像群组中的异类,亦当即加入论文中。其时罗教授正筹备主编出版「西部美术考古丛书」之《从中亚到长安》,携书稿赴北京前往拜访李学勤先生。先生见到书稿十分欣喜,尤其对首篇石雕人像一文尤为重视,对罗教授的探讨和努力给予高度的评价。随后,先生在忙碌和身体不适中欣然提笔为《从中亚到长安》写序,在序文中「祝愿这部富于学术价值的丛书取得预期的成功。」

十月,《从中亚到长安》出版,作为首篇,论文对石峁遗址发现的石雕人像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应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式对其归纳分类,从形状特征、雕刻手法及艺术效果诸方面分析。他高度地评价了石峁石雕人像发现的意义,认为「这种以集群式样态顽强留存下来的石雕像,其时代的超前、数量的集中、样态的丰富以及形式、雕技的多样与发展脉络的相对系统、完整,在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尚属罕见,在陕西地区目前所知同时期文化遗址发现遗物中,更属仅见。因此,这批石雕艺术品无疑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论文还进一步扩展了陕西考古前辈戴应新先生早年对石峁遗址在龙山文化时期曾有一个巫觋集团居住的推测,并通过对石雕人像群组类型、造型、雕技、风格、内涵及发展脉络等相关问题的梳理、分析并对照、比勘于其他相关文化遗址文化遗物之时代特征等相关内涵,首次将把石峁遗址的时代和巫觋集团的活动延展到夏商之际或稍晚一点的历史区间。

在论文中,还把石峁文化遗址置放于历史的坐标系中,纵横分析其聚落的规模、结构、时代、品级地位结合遗址以往发现的大量牙璋等玉器、石器和陶器诸多丰富遗物,显示其在同类遗址中处于非同一般的地位、品质、内涵和特质。为探讨古代文明的发展开启了新的思维想像空间。

《从中亚到长安》的出版及《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石雕像群组的调查与研究》的发表,在文物考古、古代美术研究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罗宏才特意给陕西文物界的朋友们送去他的新作,以期引起同行对新发现石雕人像的关注和对石峁遗址的重新认识。

令人欣喜的是在同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察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组成了联合调查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地毯式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确认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面积逾400万平方米,为国内史前规模最大的遗址。

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以上三家联合组建石峁考古队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新发现。并于2013年连续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荣誉。同时,石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及中国石峁石城遗址公园的建设工作也在进行中。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在2015年7月考古人员在外城墙一处马面旁坍塌的筑石中意外发现一块完整的石雕人面像,其高二十多厘米,宽十几厘米,深目高鼻,表情沉静,面部轮廓呈椭圆形,雕刻得栩栩如生。这就让此前民间收藏的二十多件石雕人像得到了验证。

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说,长期以来,人们谈起雕塑艺术往往「言必称希腊」,但考古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北方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存在著修建石城的传统,层级式存在的中小石城或许会「自然促生」出某些被赋予宗教重要性的城址。它既能防御外敌、减少未知的恐惧,又能以「石雕人面像」给予人以超自然的信念。

石峁遗址的发掘才刚刚开始,必将将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惊喜。但这一发掘也将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也许需要几十年甚至是几代考古人的长期努力。历史将会记住这些为之付出心血和汗水的人们。

爰以为记。

2016年8月于三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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