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的歷史影響
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的歷史影響葉仲錄 標籤：歷史社會文化2013-12-01 00:20 星期日
《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的歷史影響
現在有人評論說,中國文革開始應從《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這篇文章開始。
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寫下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給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領導以及文藝界的有關負責人傳閱, 並將《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和《評〈紅樓夢〉研究》兩篇文章一併附上。
《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是這樣寫的：
各同志：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付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並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註銷了他們的文章駁《<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後，《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攔阻，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得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毛 澤 東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從毛澤東的行文來看：
一方面對李、藍二人的文章評價甚高，上升為"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是一場"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
另一方面，該信表現出對文藝界"大人物"與學術權威的強烈不滿。
毛澤東稱李、藍二人為"小人物"，他指示《人民日報》袁水拍寫文章對學術界、文藝界、黨政機關不注意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進行了嚴厲批評。
文章中說"應該指出，這決不是《文藝報》的問題，許多報刊、機關有喜歡"大名氣"、忽視"小人物"、不依靠群眾、看輕新生力量的錯誤作風。文化界、文藝界對新作家的培養、鼓勵不夠，少數刊物和批評家，好像是碰不得的"權威"，不能被批評，好像他們永遠是"正確"的，而許多正確的新鮮的思想、力量，則受到各種各樣的阻攔和壓制，冒不出頭；萬一冒出頭來，也必挨打，受到這個不夠那個不夠的老爺式的挑剔。資產階級的"名位觀念"、"身份主義"、"權威迷信"、"賣老資格"等等腐朽觀念在這裡作怪。他們的任務似乎不是怎樣千方百計地吸引新的力量來壯大、更新自己的隊伍，反而是橫躺在路上，擋住新生力量的前進。"
此後，"小人物"往往被視為新生力量的代表，而大加推崇。
毛澤東這種"小人物"情結，我們從他與斯諾的談話可見一斑。"我家分成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僱工也包括在內"。
1919年毛澤東來到北京，由其老師楊昌濟介紹給李大釗，李大釗讓毛澤東擔任北大圖書館的助理員。
毛澤東回憶道：我"每月有八元錢。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彩、生動有趣的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井眼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子裡。我們大家都睡到坑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
單世聯認為，與其底層出生相聯繫的是，毛澤東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小人物"、"下等人"、"窮人"、"被壓迫者"的位置上，而與"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壓迫者"保持天然的敵視和極端輕蔑，這種對立不一定是在政治/階級的意義上對立。
1949年以後，毛對高級官員常常發出不滿、反感和警告，也常常自我批評"官做大了"等等，賦予上下、大小、貧富等以一種感情和價值的含義，從而滿足了底層平民的心理需要。
"三十多年以來"顯然是指從1921年胡適創立新紅學算起。
文中提到"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轉載","有人"明顯指的是江青，而 "給以反對"的"某些人",則是周揚、林默涵、何其芳等人。
書信的主體則是對攔阻兩個"小人物"的《文藝報》及馮雪峰以嚴厲批評，認為這是"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在這裡，毛澤東將胡適、俞平伯等定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
這封信折射出毛澤東對發動《紅樓夢》批判運動的目的與意圖：借"兩個小人物"批評俞平伯的文章為由,以此開展一場文化思想運動,以便清除三十多年以來胡適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巨大影響。
毛澤東的這封信,當時並未發表，只是在小範圍內傳閱。
他在這封信的信封上寫有:"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朱德、鄧小平、胡繩、董老、林老、彭德懷、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郭沫若、沈雁冰、鄧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揚、林楓、凱豐、田家英、林默涵、張際春、丁玲、馮雪峰、習仲勛、何其芳諸同志閱。退毛澤東。"指定了可以閱讀這封信的人,也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毛澤東對這場《紅樓夢》研究批判的重視度。他支持兩個"小人物"向紅學權威開火，其意義並非只是要糾正《紅樓夢》研究中的唯心主義傾向，也不只是批判俞平伯，是下定決心以《紅樓夢》問題為突破口，發動一場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
胡適是五四運動的主將之一，在新文化運動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知識界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不僅以自身的學術魅力主宰了1954年前30年間的紅學研究，而且在哲學、史學、文學、社會政治思想方面的影響廣泛存在。
在奪取了全國政權，恢復了國民經濟生產以後，毛澤東需要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方面，進一步為構建其領袖權威而掃清障礙。
在推動政治、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之時，需要發動一場對資產階級學術文化思想的革命，以建立馬克思主義在各個學術領域的指導地位。
可以說，假若沒有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以及"小人物"的批評和批評受到壓制的事件，性質相同的思想批判運動也會發生。毛澤東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說得十分清楚，提出批判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但都沒有得到人們的理解和支持，也沒有在思想與學術領域形成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運動。
毛澤東以其對文史的偏好，敏銳地捕捉到兩個"小人物"撰文向權威挑戰遭不予理睬這種很平常的小事為突破口，取寫信、批語或文章的方式迅速完成他要打一場思想政治戰役的構想。
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向黨內高層公布了他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
隨後的歷史皆有其相似的軌跡。
1957年5月15日，在陽謀"大鳴大放"達到最高潮之際，毛澤東疾書《事情正在其變化》一文，突然改變了整個形勢，開始了整風反右運動，全國共划出右派分子55.28萬人。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7月16日毛澤東將彭德懷給他的信，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形式公諸於眾，發起一場"反右傾"政治運動。
1966年8月7日，毛澤東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正式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鋒芒所向。
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掀起了"批陳整風"運動；林彪集團垮台後，毛澤東將《給江青的信》作為批林整風文件印發傳達。
一個關於《紅樓夢》研究的學術問題由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運用權力出面干預進行討論，其本身就意味著非同尋常。
原本學術問題迅速升格，發展成全國思想政治運動。一頂"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代表者"的大帽子已牢牢地扣在俞平伯先生的頭上，那一年，他54歲，已過知天命之年，但他不明白這場厄運是何以落到他身上的，可以感覺的是門庭的冷落，別人的退避三舍和報刊異乎尋常的圍攻。
1967年5月26日，毛澤東給政治局關於《紅樓夢》研究的信在報上發表，俞平伯才明白1954年那場衝擊是怎麼回事。
他在80歲時曾得句："歷歷前塵吾倦說，方知四紀阻華年"。
據俞平伯的外孫韋柰回憶，外婆後來一次閑談中說，1954年大批判"我和你外公都很慌，也很緊張，不知發生什麼事"。
在《紅樓夢》研究上頗有造詣的俞平伯，此後絕口不談《紅樓夢》，變得更加沉默寡言，也不對人提及此事，即使他的日記也無片言隻語的記載。
最高領導人支持"小人物" 批判俞平伯與馮雪峰及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開了建國後把不同學術觀點之爭同政治鬥爭聯繫起來的先河。
政治粗暴地干涉學術，將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混為一談，使代表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群體不僅失去了說話的自由而且失去了沉默的自由。
這次批判採用政治運動的方式解決學術思想問題，助長了極左思潮的泛濫，政治與思想的界限混淆不清。
在學術問題上，只有批評沒有反批評，缺乏百家爭鳴的氣氛。
由最初的學術觀點、思想觀點之爭發展為政治、路線問題，並且斷章取義，隨意捏造；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些都為後來"文革"的發動開了風氣之先。
【本文資料摘自：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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