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如何評價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生於1782.9.16卒於1850.2.25，是清朝第八位皇帝，是清朝唯一以嫡長子身份繼承皇位的皇帝。
道光皇帝整頓吏治，整釐鹽政，通海運，平定張格爾叛亂，嚴禁鴉片，力行節儉，勤於政務，但其才略有限，社會弊端積重難返。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戰敗，中國被迫在1842年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此後八年道光皇帝苟安姑息、拒絕變革，而內憂外患日益嚴重，太平天國運動也已在醞釀之中，清王朝陷入危機。道光皇帝是做了一些利於國家和百姓的事的，但並未從根本上扭轉形勢，相反，自康乾盛世開始一貫奉行閉關自守的政策愈演愈烈，導致了國家衰亡，到了道光皇帝時期已是病入膏肓，可道光皇帝仍是義無反顧地奉行閉關鎖國，以致國家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道光皇帝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不能完全怪罪於他，畢竟由來已久，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1842年8月29日中英雙方簽訂的《南京條約》，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割地賠款的屈辱條約。條約規定:「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之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準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這一條款是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社會的主要標誌。
毋庸置疑，《南京條約》的簽訂與香港的割讓，作為享有至高無上權力的道光皇帝，應負有不可推卸的首要的歷史責任。由此，我們稱道光帝是近代中國第一民族罪人是不過分的。然而，歷史現象是錯綜複雜的，簡單的歷史結論無助於對道光帝作出歷史的、客觀的、準確的評價。鑒於此，本文擬對道光帝在英國侵佔和割佔香港問題上的態度演變作全面考察和評析，偏頗之處，祈望方家匡正。
自1840年年底英國企圖侵佔香港至1842年8月底英國割佔香港為止的近兩年時間內，道光帝對英國侵佔、割佔香港的態度有著明顯的變化過程。綜觀其變化過程，大體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
1840年12月底英國垂涎香港至1841年2月16日琦善「代逆懇求」「讓與」香港之舉止為第一階段。此階段，道光帝的態度是:對英軍企圖染指香港保持高度警惕；對琦善「代逆懇求」「讓與」香港之舉進行嚴厲斥責、懲處。
1840年9月28日，昏憒而又剛愎的道光帝以「內而奸民犯法，不能凈盡；外而興販來源，並未斷絕」，「本年英夷船隻，沿海遊奕，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盛京等省，紛紛徵調，糜餉勞師，此皆林則徐等辦理不善之所致」為由，將「林則徐、鄧廷楨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隨即任命琦善為欽差大臣署兩廣總督赴廣東辦理「夷務」。
11月29日，琦善抵粵後便開始「求和」活動。12月4日，英國方面向琦善提出包括「要大馬頭一處，永遠居住，如澳門樣式」條款在內的和議條件14項。英方提出的所謂「澳門樣式」的「大馬頭」，事實上是覬覦著類似香港等粵、閩、浙沿海的某一島嶼。12月14日，琦善將和議情形上奏朝廷，稱:該夷「又言:所佔定海，無難交還，惟必需於廣東、福建、浙江等省沿海地方，另行酌給一處，以便退交定海。」
琦善在此奏摺中同時又表示:「惟請給地方之說，若仰沐聖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結黨成羣，建臺設炮，久之漸成佔據，貽患將來，不得不先為之慮。」對於琦善所奏和議情形，道光帝於30日諭軍機大臣，表示:「該夷反覆籌張，難以理諭，匪特澳門等處緊要隘口，不能準其貿易，即沿海各口岸，何處非海疆重地？今該夷挾定海為要求之具，種種鴟張，殊為可惡！」並「著琦善一面與之論說，多方羈絆，一面妥為豫備，如該夷桀驁難馴，好乘機攻剿，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飛調，一面奏聞。該夷既有陸路兵丁名色，著琦善督飭闔省水陸將備，認真防範，以逸待勞，倘事有變更，即奮勇攻擊，以懾夷膽。」同日，道光帝又發出調兵上諭:「著裕泰等於湖南省派兵一千名，寶興於四川省派兵二千名，桂良等於貴州省派兵一千名，務令詳加挑選，預備調遣。一俟接到琦善資調，立即前往，合力堵剿，毋稍遲誤。」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接到琦善「英人強索香港擬準在廈門福州通商」的奏摺。琦善在奏摺中稱:「奴才先訪得該夷求請地方，其所垂涎者，一系粵省之大嶼山，一系海島，名為香港，均在老萬山以內，距澳門不遠。伏查大嶼山袤延數百里，地居險要，早經建築炮臺，亦有守備。即香港亦寬至七八十里，環處眾山之中，可避風濤，如或給予，必致屯兵聚糧，建臺設炮，久之必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道光帝在此奏摺上硃批道:「憤恨之外，無可再諭。」
對於英國欲強索香港之野心，道光帝在同日連發七道上諭:其一，令琦善發兵撻伐。上諭稱:「逆夷要求過甚，情形桀驁，既非情理可諭，即當大申撻伐」，「著琦善整飭兵威，嚴申紀律，倘逆夷駛近口岸，即行相機剿辦」；其二，令赴浙查辦事件的欽差大臣伊裡布「確探情形，倘有夷船駛近口岸，即開放槍炮，痛加剿洗。其自粵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一有可乘之機，不必俟廣東知會，即行相機剿辦；其三，「令湖南四川貴州各督撫，前派之兵四千名迅赴廣東」，「聽〔候〕琦善調遣」；其四，嚴防夷逆北犯，「令訥爾經額於天津海口，嚴密防範」；其五，令耆英「先事預防奉天海口」；其六，令「惟勤等於吉林兵丁內，挑選熟精鳥槍者五百名，豫備調遣」；其七，諭耆英「切實察看」新任奉天復州城守尉揚桑阿布防「是否得力」。這一系列上諭，充分表明道光帝是絕不允許英國染指香港，隨時準備以戰爭對付侵略。
然而，琦善對道光帝的諭旨陽奉陰違，對戰事毫無佈置。1月7日，英軍破清軍沙角、大角炮臺。道光帝得報後，立即發出上諭:「琦善著交部嚴加議處，仍督率調到各官兵，奮勇堵剿，迅奏朕功。」
儘管如此，琦善一味屈膝求和。在英軍將攻虎門之際，琦善即於1月13日上奏朝廷，稱:「粵東外洋，孤懸之島嶼甚多，此時即仍不準其給地寄居，其桀驁之情已露，勢必內圖進攻，外圖侵佔，而此間之水師，拒守尚不能力敵，若欲其於外洋佔得之後，再圖克複，實奴才所不敢輕言。
與其被該夷用強佔奪，似不若示我皇上寬大之恩，俾知欽感。奴才遂不揣冒昧，就該夷致提臣文書，發給迴文一件，允其代為奏懇，於外洋給予寄寓一所。」所謂「代為奏懇，於外洋給予寄寓一所」，實質上就是準備把香港給予英國。不過，此間道光帝還以為琦善是「權宜之計，佯允所請，暫示羈縻」，故對琦善未加予斥責。1月20日，琦善上《英人願將定海交還沙角獻出懇求香港泊舟寄居折》中稱:英夷「願將定海交還」，「並將粵東之沙角炮臺獻出」，作為回報，琦善「仰懇聖恩」，「準該夷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仍前來粵通商，亦仿照西洋夷人在澳門寄居之例，準其就奧東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
同日，琦善又奏《目擊英人無理情形萬不得已量允所請折》和《英人書遵交定海沙角請於尖沙嘴香港寄居片》。對琦善上述奏請，道光帝即諭軍機大臣嚴厲指出:「該大臣（指琦善——引者）冒重罪之名，委曲從權，朕已鑒此苦衷。惟該夷反覆無常，既不將定海交還，復敢屢次開炮尋釁，若不加以兵威，安能令其畏服？現已明降諭旨，佈告天下，志切同仇。」與此同時，道光帝「派奕山、隆文、楊芳帶兵赴粵剿辦」。
在琦善與英國全權代表義律議和之際，英軍在1月26日強佔了香港。而在北京的道光帝遲遲未得到這一信息。因此，在英軍強佔香港後的近一個月時間內，道光帝仍諭令前線將領設法「進剿」，不使英軍染指香港。2月15日，道光帝令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楊芳「一意進剿」。上諭說:「逆夷在粵猖獗，必得聲討致罪，聚而殲旃，方足以伸國法。此間雖有交還之說（指交還定海——引者），難保非逆夷詭計，奕山等經朕命往督辦，惟當一意進剿，無論該夷是否交還定海，總須一鼓作氣，設法擒渠，斷不可為其所惑，致誤機宜。且香港地方，豈容給與逆夷泊舟寄住，務當極力驅逐，毋為所據，即使該夷將來畏罪交還香港，亦俟屆時奏明請旨。此時惟有整我師旅，悉數殲除，是為至要！」
道光帝嚴令「一意進剿」，琦善卻一味妥協求和。2月1日，琦善竟將義律照會與其奏摺一併「冒呈御覽」。義律照會中稱:「現在事事既已說定，本公使大臣全賴貴大臣爵閣部堂誠信，知必如議於二十一年正月初旬以內，就行開港貿易。茲備公文諮會伯統帥，請即讓還沙角、大角等處，所有兵船軍師，撤退九龍所近之香港島地駐紮。」
道光帝於2月16日見奏摺及琦善代陳「照會」，即硃批道:「朕斷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戲弄，迷而不返，膽敢背朕諭旨，仍然按遞逆書，代逆懇求，實在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汝被人恐嚇，甘為此遺臭萬年之舉，今又摘舉數端，恐嚇於朕，朕不懼焉。」同日，道光帝發出「琦善著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的上諭。
上諭還嚴正指出:「英逆兩次在浙江、廣東肆逆，攻佔縣城炮臺，傷我鎮將大員，荼毒生靈，驚擾郡邑，大逆不道，復載難容。無論交還定海獻出炮臺之語不可憑信，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復我故土。其被害之官弁，罹難之民人，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剿洗，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著奕山、隆文兼程前進，迅即馳赴廣東，整我義師，殲茲醜類，務將首從各犯及通夷漢奸，檻送京師，盡法懲治。」
綜觀此階段道光帝對英國企圖強佔香港的基本態度，我們認為:道光帝作為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竭力維護國家對香港主權嚴正立場是值得肯定的；對琦善的嚴肅處理和為防止英軍強佔香港而調兵遣將，表明了道光帝維護國家對香港主權的決心。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此階段的道光帝仍有昏庸之處。
如，1841年1月7日，戶科給事中萬啟心奏請「起用林則徐鄧廷楨專辦戰守」，道光帝對此置之不理；又如，1月12日，太常寺卿革職留任唐鑒上《琦善難為主將折》，認為「琦善意主苟安」，「全無威略」，道光帝對此議亦不以為然。倘若道光帝能及時採納萬、唐兩人的主張，那麼，廣東的局勢必定大為改觀，至少英軍不會如此輕易地強佔香港。
【昏庸而吝嗇的道光皇帝。】
清朝起自1644年，亡於1911（或言1912年正月），國祚268年，滿清十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宣統。清粉閆崇年說：「清十二帝」加入努爾哈赤、皇太極。殊不知，努爾哈赤是大明的臣子，舉旗造反於1616年建立後金，那也是地方割據政權，東北乃至遠東還是大明的疆域。皇太極繼承努爾哈赤後金，1636年皇太極改後金為清，也依然是地方割據政權，清朝只能從1644年入關戰敗李自成算起。
清朝十個皇帝是有一個界線的，順治（福臨）是不算明君的，康熙、雍正、乾隆還算明君，但是仍有諸多詬病之處，諸如大興「文字獄」。所謂的「康乾盛世」，純粹就是扯淡，百姓以洋芋、紅薯、玉米等外來高產雜糧為主食，勉強維持溫飽的「盛世」亙古未見。嘉慶沾點邊吧，畢竟扳倒了巨貪和珅。道光之後，滿清再無明君。有人要說，光緒算不算呢？光緒不能算明君，一個被慈禧太后壓制了三十多年的皇帝，簽訂了無數的賣國條約、變法中途夭折的皇帝，如何算明君呢？只能說：「有明君之心，而無名君之實」，道光之後，滿清再無名君也！
清宣宗愛新覺羅·旻寧（1782年9月16日—1850年2月25日），原名綿寧，即位後改為旻寧。是清朝第六位皇帝，也是清軍入關後的第六位皇帝。是清朝唯一以嫡長子身份繼承皇位的皇帝。嘉慶皇帝第二子，母為孝淑睿皇后喜塔臘氏，生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九月十六日。這位道光皇帝，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奇葩的皇帝，奇葩之處就是相當的吝嗇，美其名曰：節儉。
道光皇帝是滿清衰敗的開始，也是中國倒大黴的開始，在道光皇帝手裡，爆發了鴉片戰爭，簽訂了《南京條約》：「五口通商、門戶洞開、割讓香港，賠銀2100萬元。」這絕對不是明君的標誌。乾隆皇帝後期造空了國庫，1793年大英帝國馬噶爾尼來華，大致預言：「大清徒有虛表、因循保守敗相已露，不出五十年也！」乾隆皇帝拒絕近代科學，已經是垂暮老者，乾隆皇帝於1796年元月退位，嘉慶皇帝登基，1799年乾隆皇帝駕崩，嘉慶皇帝親政。
嘉慶皇帝親政之後，即刻扳倒了大貪官和珅，沒收和珅家產價值8億多兩，滿清空虛的國庫得於「殷實」，坊間傳言：「和珅跌倒、嘉慶喫飽」。嘉慶時期雖有白蓮教起義，但是並未創及國本，也沒有把國庫清空。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時，滿清的國庫還是可以的，如果整頓軍隊、整治海防、改革吏治、正本清源、開放貿易、學習西洋等等，還是來的及的。問題是道光皇帝，是一個貌似明君的昏君，改革就要觸動國本，道光皇帝捨不得花錢呀！俗話說的好：「省著、省著、窟窿等著。」
1793年馬噶爾尼來華，送給乾隆很多西洋先進器物，被乾隆視為「西洋機巧淫靡之物」，繼續閉關鎖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中英之間的貿易順差一直保持到嘉慶末期。大英帝國為報復中國，開始用鴉片毒害中國，短短十幾年時間，中英貿易從順差變為逆差，大量白銀逆向外流，林則徐上書：「鴉片一日不禁，國無可用之銀，國無可用之兵」。 道光皇帝吝嗇呀，該花的錢能不花就不花，該做的事情能不做就不做，即便做事也是「虎頭蛇尾」，不能夠「善始善終」，基本沒有辦好辦成什麼大事情。
禁煙可不是兒戲，必須以強大的海防做後盾；斷人財路必然招致報復，「虎門硝煙」必然導致兩國戰爭，吝嗇的道光皇帝，不給林則徐撥付足夠的海防資金呀。真的不是林則徐考慮不周，實則道光皇帝捨不得花錢，根本沒有整治海防全面備戰。林則徐「虎門硝煙」，經費不足導致軍備不足，英國打不下廣州、就打福建；打不下福建、就打浙江，最後陳舊的大清海防，終於被大英帝國的船堅炮利所打破；林則徐也被撤職查辦，英國艦隊回頭又打廣州，鴉片戰爭最終全面失敗。英國艦隊僅僅是四千海軍陸戰隊，整個艦隊的人數也不過2萬呀！
道光皇帝到底吝嗇到什麼程度，清宮的正規資料當然是不會記載的。野史傳說未必就一定是假的，清宮向來有偽造資料篡改歷史的傳統。野史記載道光皇帝，整天在朝堂上裝窮哭窮，道光喜歡穿破舊、補丁的衣服，「楚王好細腰宮女猶餓死」。先有朝廷重臣穆大臣投其所好，買來破舊官服穿著上朝，一時間羣臣競相效仿，京城「舊衣店」的破舊官服都脫銷了。再看看道光皇帝的朝堂，滿朝大臣破衣爛衫，從皇帝到朝臣標準一羣「叫花子」，被民間稱為「叫花子」朝廷。
有個武英殿大學士曹振鏞，受到道光皇帝的賞識，大臣們常常看見道光皇帝和曹振鏞在一起長談，開始以為他們在談論國家大事，後來大臣們仔細一聽，才知道道光皇帝和曹振鏞談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
有一天，曹大學士穿著一身破套褲進宮去，褲子上打著兩個嶄新的「掌」，道光皇帝看見了就問他：
「你補這兩個掌，花多少銀子？」
「要三錢銀子」曹大學士回稟道。
道光皇帝聽了十分詫異。「這就怪了，朕照樣打了兩個掌大的補子，怎麼內務府報曉了五兩銀子呀？」說著皇帝就揭起龍袍給曹大學士看。
曹大學士只好為內務府辯解說：「皇帝的補子比較考究，所以花的銀子就多，臣的補丁都是「賤內」做的，自然只花些布料錢。」道光皇帝輕嘆一口氣，從此逼著皇后、貴妃、嬪妃們做針線活，皇帝身上有個破洞之類，就直接讓嬪妃們來修補，內務府一個錢也沾不上光。
宮裡養著一大幫子人，皇帝的御膳自然要貴的很，一頓御膳照例要八百兩銀子，道光皇帝省了又省，一頓御膳仍然要140兩銀子，聽來嚇人，一個雞蛋就要5兩銀子。有一天，道光皇帝和曹大學士閑聊，就問起雞蛋的事情。
「你在家也喫雞蛋嗎？」
「雞蛋是營養品，臣每天清早都要喫四個雞蛋。」
道光皇帝聽了嚇了一跳，說到：「一個雞蛋五兩銀子，你每天喫四個雞蛋，豈不是每天要喫掉20兩銀子嗎？」
「不，臣家裡原養的雞，臣喫的雞蛋都是臣家裡的雞下的蛋，不花錢的。」
「有這樣便宜的事，養幾隻母雞，就可以喫不花錢的雞蛋。」道光皇帝聽了曹大學士的話，恍然大悟，當下就吩咐內務府去買母雞，一時，宮廷變成了養雞場，宮中養雞也是聞所未聞之怪事呀！
又有一天，曹大學士從前門外飯館打聽到一件便宜的菜，趕忙進宮，見了道光皇帝就說：「前門外福興飯莊裏有一樣豆腐燒豬肝的暈菜，味道十分好，價格也十分便宜。」
「豆腐豬肝朕卻不曾喫過，不知一碗要賣多少銀子。」道光皇帝聽有便宜菜便問道。
「在飯莊裏買，每碗只要40文錢。」
道光皇帝聽了直跳起來：「天下竟有這樣便宜的菜！」於是立刻吩咐內侍太監傳話到御膳房去：「從明天其，旁的東西都不用，每膳只要一碗豆腐豬肝就可以了。」
第二天，道光皇帝便喫到了豆腐豬肝，果然又鮮又嫩個，於是一道菜連喫了十幾天。到了月終，內務府呈上賬目來，道光皇帝一看又嚇了一大跳，只是豆腐豬肝一項就花了2000多兩銀子。底下的細賬囉裏囉嗦一大堆，道光皇帝再也無心看，連連拍著桌子連道嚇死人，立即把御膳房的總管傳上來，狠狠的訓斥了一頓。
「前門外福興飯莊，賣40文一碗，偏是朕喫的要這麼多銀子，以後把這一項開支取消了。要喫豆腐豬肝，只要每天拿40文錢到前門外去跑一趟便得了。」
「敗由奢侈、興由節儉」，一個皇帝節儉固然是美德，但是過分的節儉就是吝嗇，一個皇帝吝嗇到海防廢弛、宮廷破敗蕭條，不但不是美德而是「本末倒置」，不但有損皇家的臉面，而且是國家破敗的開始呀！
參考資料：《中國近代史》、紫虛生《古今大預言縱觀》。如果您喜歡，敬請關注「冷清先生」賬號。
守成之主，無過多建樹，內憂外患之際，又無力挽狂瀾之力，而是循規蹈矩，按部就班的處理各種事情，不懂變通，且迂腐之極，但其身性勤儉，還算是有點稱譽。
道光之帝，被後世所詬病最深的兩件事，一是簽訂了《南京條約》，二是選定了一個不靠譜的皇位繼承人。正因這兩件事，讓其一生遺留下了揮之不去的敗筆。
先來說說第一件事情，《南京條約》的簽訂，雖說不是道光之帝的本意，但其事後不思進取，不容變通，就是迂腐之極，明明列強已經當頭棒喝了，卻還是愣頭青一樣，按部就班的處理著各種事情，簡直愚昧至極。
然後再來說說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皇位繼承人這件事上，猶豫不決。本身國內的形勢明明已經十分嚴峻了，卻還是選定了一個平庸之輩來繼承皇位，簡直是迂腐至極。
正因如此，其不辯形勢，和錯扶繼承，也讓自己的國家深陷了泥濘之中，無法自拔。最終導致其後世，也再無能力在去改變已成定局的事實，而是逐漸地走向了滅亡。
都知道道光皇帝是個節儉是出了名的皇帝。在其在位期間清朝已經日益衰弱，為挽救大清他也做出一些改革。比如近代史上著名的重用林則徐銷煙，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處於那個封建王朝時代繼續閉關鎖國與西方差距越來越大，在鴉片戰爭戰敗喪權辱國之時還不進行振興中國改革，還沒意識到自己的落後，得過且過，不以為然。綜合來看他屬於一個平庸無為的統治者，算不上昏庸是因為還有後來的慈禧等輩墊底！照此對比甚至還有些優秀
道光帝是清王朝唯一的嫡子繼承大統的人，他一生勤儉節約，勞於政事，他在位的30年，是清王朝由強盛轉向衰敗的時期。他一生最大的敗筆就是同意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他在選擇繼承人的問題上，出現了很大的錯誤。清王朝在這個時期，非常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有為之君，道光皇帝顯然不具備這種能力。他只能算一個平庸的守成之君。
理想很遙遠，但很想做個有作為的皇帝
沒法評價，我們所有的資料都來自史書，所謂史書，不可盡信
歷史功過，何以論足，平庸但是又想有作為的一個勤儉節約的君王。
勵志圖新，勤儉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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