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0-08-01 00:15 作者:廖保平

　　

很多人也認為，袁世凱是賣國賊，他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可有趣的是，袁世凱執政的合法性，從法理角度卻是「無懈可擊」的。

　　這裡所說的執政合法性當然是權力的合法性。民主制下，權力來源於民授，通過選舉這樣的合法程序，人民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力給執政者，而讓執政者獲得執政的合法性。僭主制不同於以上兩者，執政者不是通過合法程序獲得權力，而是憑藉強權取得統治地位，是既沒有歷史的傳統也得不到民眾的認可。

　　偶像化或是神化執政者在強權之下可以獲得民眾的膜拜，但未必說明其執政就具有合法性，因為這可能不是民眾發自內心的認同，而是「被認同」，並不具有公信力。

　　一旦強權鬆動，民眾就會離心，而統治集團內部也會眾叛親離，就會面臨解體之危險，也正因為它不具有合法性，執政者的權力是代際遞減的，直到有一天被另外的力量取而代之。

　　按此分類，袁世凱是在民主制下，通過自由選舉獲得權力，其權力是人民授予的，具有合法性。

　　袁世凱執政合法性如何建立

　　從純法理上說，袁世凱大總統的正統地位，和美國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的「正統地位」是完全一樣的。

　　用歷史學家唐德剛的話說：袁世凱是中華民國全國大總統，包括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和西藏在內（臺灣那時在國際法上和香港一樣，是被割讓成外國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黨各派（包括「國民黨」），一致「公選」的、「正式」的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

　　從純法理上說，袁世凱大總統的正統地位，和美國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的「正統地位」是完全一樣的。美國的國父華盛頓大總統，並不是「全民直選」的——他是在美國「正式獨立」之後五年，才由美國國會公選（並非全民直選）出來，翌年（1789年）在紐約宣誓當總統。

　　袁世凱則是在「辛亥武昌起義」一週年時，經由當時的中華民國正式國會合法選出來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其合法性和當選的法律程序，與華盛頓所經過的法律程序完全一樣。

　　不管袁世凱是不是在國會選舉他們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時耍了手段，比如指派「公民團」去包圍國會，給議員施加壓力等，誰也不能否定袁世凱是一致公選的、正式的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這一事實，而且，當時國會中佔絕對優勢的正是反對袁世凱的國民黨，這就是袁世凱執政合法性之所在。

　　如果我們把執政合法性廣泛一點看，袁世凱權力的合法性在當時也是當仁不讓的。

　　當時的中國社會面臨社會的轉型歷史性課題，且當時的中國外部環境非常惡劣，面臨俄羅斯與日本兩大惡鄰的巨大威脅，歷史和人民呼喚中國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應對外部的挑戰。

　　所以，辛亥年之後，確實應該把政治權力委託給那些有道德力、智識力、有組織力的領導者去管理，袁世凱無疑是最佳人選。

　　就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前的南北和議之中，南方革命黨就主張，袁世凱反正之後，推他當新政權的大總統。當時包括英美等列強，也認為袁世凱是執掌中國的不二人選。在袁世凱著手組織北京政府之際，他獲得了列強的貸款支持，而孫中山四處求貸卻無門，可以充分地看出列強的態度。立憲派大多支持袁世凱更不在話下。

　　袁世凱本身是個非常出色的技術官僚，在讀史過程之中，除了發現他對權力特別偏好之外，並不十分貪財，在領袖級政客這個層面的人物中，他的品質、操守、見識是比較好的。他能多為各方勢力所認可，才能平衡各方利益，才能平息混亂，回歸穩定。他能從一個小小的幕僚迅速崛起，成為北洋軍閥的一號人物，一直做到清政府的總理大臣、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肯定有其過人之處。

　　最為重要的是，在仍然無法擺脫槍杆子說話的時代，袁世凱的槍杆子最強，統治權旁落他手，也符合歷史邏輯。因此，雖然，革命黨在前面拋頭顱灑熱血，袁世凱成就了臨門一腳之功，所有的榮譽都加身於他。有人心裡可能很是不服，但是，誰能否定逼退清帝的蓋世之功。

　　中國皇權專制時代，每次改朝換代無不伴隨著血雨腥風、無數人頭落地，不管袁世凱抱著怎樣的個人目的，是他促成了南北和談，逼迫清帝退位，不費一兵一卒，避免流血犧牲，實現了舊政權向新政權的順利過渡。

　　為此，孫中山曾公開稱隆裕太后「女中堯舜」，對袁世凱也是極加讚譽。如此看，袁世凱確實有締造共和之偉功，也無怪乎，在民國初年，世人稱袁世凱為：中國的拿破崙，中國的華盛頓，中國共和之父。民國初年，世人稱袁世凱家族為「民國第一家」，比孫中山還要享受盛譽。

　　可惜袁世凱自毀長城，辜負了民眾，辜負了歷史，他沒有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統治合法性來推動中國的社會轉型，而是一再地損耗自己的統治合法性，當他的統治合法性流失殆盡之時，也正是他窮途末路之時。

　　推毀共和，一步步地喪失合法性

　　當一種制度或是文明本身代表了潮流或先進，它就容易獲得獨佔鰲頭的「合法性」，而反其道而行，就會被視為倒行逆施。

　　辛亥革命結束了帝制，至少在名義上將共和制的招牌掛在了政府的城門上，建立了代議制民主政府，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破天荒的事。

　　由於被西方堅船利炮一而再再而三地教訓，中國人對進化論的認識，從對簡單的西方技術層面的服膺和學習，到政治制度層面的服膺和學習，經歷了半個多世紀。

　　我們不能說民主政治在中國的基層民眾那裡深深紮根了，但至少在精英階層，已經有了大體的共識，而且把中國腐朽落後的根源歸結為沒有實行憲政，沒有搞民主，哪怕是君主立憲式的民主。

　　即便是像袁世凱以及他的繼承者這樣的軍閥武夫，他們對西方民主制度一知半解，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是，在當時，進化論是尚方寶劍，西方的制度代表著潮流，意味著先進，這是毫無疑問的，也是他們所清楚的。

　　所以，不瞭解西方民主政治，不瞭解代議制度，不代表他們可以不理會。他們也曾希望拿來嘗試一下，讓中國強盛起來，誰都不願意在自己的執政之下，國家衰落不堪，自己臉上無光。

　　當一種制度或是文明本身代表了潮流或先進，它就容易獲得獨佔鰲頭的「合法性」，而反其道而行，就會被視為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成為反動，從而喪失合法性。

　　儘管中國進入共和政體以來，政爭不斷，戰爭頻繁，也有人說「民國不如大清」，但是往回走，搞復闢非常不容易，甚至連退半步，搞君主立憲也非常難，這正像梁啟超所說，君主立憲是一面鏡子，一旦被打破，就破鏡難圓了。可見進化論在那個時代有著不可抵擋的魅力。袁世凱的統治合法就是在一步步地反共和反民主的過程中喪失掉的。

　　袁世凱反民主破壞憲政的行為有很多。最為核心的，一個是廢毀憲法，一個是解散國會，一個是打擊政黨。

　　如此就出現了一個悖論，中華民國仍然是共和制國家，則主權在於全體國民，現在經袁氏壟斷，變為袁氏一這姓一家所有，則袁世凱這個民選的總統已不合法。

　　中華民國仍然是共和制國家，但與之匹配的憲法、國會、政黨要麼消亡，要麼名存實亡，這不是真共和，而是假共和，共和如果是假的，袁世凱這個總統就是個假總統，是非法的。

　　再有，袁世凱此時畢竟不是皇帝，也沒有世俗的認可，他沒有權利將國家主權變為一姓一家之產，這又是不合法。總之，其執政合法性經過自己一番搗騰，已蕩然無存。

　　簽訂「二十一條」，道德面孔被描黑

　　袁世凱本身是一個親英美的人，與日本素來有仇，他早年在朝鮮的時候就一直與日本人鬥法，日本人深知，雙方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中國近代歷史上，凡參與簽訂不平等條約的人，都沒有得到好名聲，李鴻章如此，袁世凱也不例外。

　　「二十一條」是袁世凱執政以來最嚴重的外交危機，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恥辱，當然也是中國的一大恥辱。

　　對於日本的橫蠻，袁世凱顯然無力抵抗。袁世凱當時問陸軍總長段祺瑞，如果抵抗的話可以維持多久，段祺瑞說可以抵抗48小時。在「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情況下，袁世凱只好「顧全大局」，權衡利弊，用軟磨硬泡的辦法使得日本降低要求，把危害中國最大的條款去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和後來簽定的《中日新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版本。

　　一般人都認為袁世凱為了獲得日本對他稱帝而甘願出賣國權，這是缺乏史料及道理的。袁世凱本身是一個親英美的人，與日本素來有仇，他早年在朝鮮的時候就一直與日本人鬥法，日本人深知，袁世凱一貫主張聯英美以制日俄，日本人對他，他對日本人，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如果袁世凱真的要出賣國權以換取日本支持他稱帝，日本要求中方「絕對保密，儘速答覆」時，袁世凱就沒有必要故意泄露交涉內容，施展「以夷制夷」的方策。袁世凱死前為自己寫下了一幅耐人尋味的輓聯：「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 自認為他一生都是日本的勁敵，自己的離去，使日本在中國少了一個絆腳石，這多少說明袁世凱對日本並沒有那麼的親善。

　　不管袁世凱在這次危機中立場如何，以及進行了多少個人的努力，有一點是他無可推卸的，那就是這樣的奇恥大辱是在他執政期間發生的。而國恥面前，國人的沉痛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當時全國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抵制日貨運動、救國儲金運動，斷指血書的都有，堅決反對與日本簽約，對政府和袁世凱提出嚴厲質問，甚至極盡咒罵也是理所當然。

　　據當事人曹汝霖後來的回憶說：「當時，我心感悽涼，有一種親遞降表的感覺。」可想一般人對袁世凱的悲痛心情與對袁世凱的失望和憤恨。

　　客觀公平地講，弱國無外交，袁世凱在他那個位置，最大的努力，也只能盡己所能與列強周旋，減少國家與民族利益的損失。應該說，袁世凱處理得還算體面，既沒有點頭哈腰，也沒有雞蛋碰石頭。我們客觀理性地想，換任何一個人在他那個位置，都將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抉擇。

　　得承認一點的是，袁世凱當政時期，畢竟掛著共和的招牌，新聞相對自由，罵袁世凱罵得特別的多而狠，尤其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也正對袁發動輿論攻勢，稱袁氏政府為「惡劣政府」，落下賣國賊的罵名，並直接影響他的統治合法性並不稀奇，要是換在一個萬馬齊喑的時代，誰敢罵，不要命了就罵。但是當時這一罵，讓袁世凱抬不起頭，做不起人，出現了合法性危機。

　　到後來，袁世凱這張道德臉譜是越畫越不成樣子，新賬舊賬一起算上去，說他背叛光緒皇帝和維新派，是個騙子，說他背叛清室，是個亂臣，說他背叛了共和，是個賊子，說他竊取辛亥革命果實，是竊國大盜，說他簽訂「二十一條」，是賣國賊，說他掌握強大軍事力量，是軍閥，說他登基做皇帝，是復闢先鋒……總之，袁世凱從一個逼清帝遜位的「能臣」退化成終於自立為帝而被永遠釘在中華歷史的恥辱柱上的「奸雄」。

　　如此一個在道德上無一可取之人，哪裡還有執政合法性。好在，歷史被不斷地還原，為袁世凱的聯名「辯護」聲中，其中不乏楊天石、房德鄰、孔祥吉、茅海建、劉憶江等知名史家的身影，說明，這種現象的出現恐怕並非偶然。

　　當然，袁世凱似乎還沒有學會將「喪事辦成喜事」的手腕，沒有儘力去漂白自己的「道德污點」。他自稱簽訂「二十一條」，還自認是奇恥大辱。

強力「削藩」，等於自我拆臺

　　隨著袁世凱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勢力，袁遇到了晚清相同的命運，得罪了地方勢力，導致眾叛親離。

　　我們知道，袁世凱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中國社會大轉型的時代，也是一個新舊混雜、新舊交替的時代，用新的政治眼光看，執政者的權力合法性邏輯是「政權民授」，是民授，即國家屬於全體國民，國民讓渡自己的一部分權利組成國家，國民選出國家的執政者。

　　如果用舊的政治眼光看，執政者的權力合法性邏輯是「掌頭說話」，誰的誰拳頭硬，誰說話就算數，誰的實力強，誰就當老大，誰掌握靠槍杆子，誰就掌握國家權力。

　　袁世凱是一個新舊混合的人物，不管我們承不承認，他的執政合法性具有新舊混雜的特徵，是兩種執政權力合法性邏輯疊加的結果，甚至可以這樣說，舊邏輯主導新邏輯。

　　因此，雖然袁世凱是民選的總統，但因為袁世凱是當時各種勢力中最強勢者，仍然依靠誰的實力強，誰就當老大的邏輯來演繹，否則，孫中山就沒有必要讓位給袁，就是因為孫在拳頭上敵不過袁，於是袁世凱有合法性，而孫就沒有合法性。民眾是或真或假，或明或暗地「認可」這一現實的，槍杆子打下來的合法性在當時是有效的，儘管不能指望永遠有效，這是不能不忽視的一個歷史場景。

　　很顯然地，按舊規矩袁世凱取得執政合法性，很大一部分是由於他手中撐握著北洋軍閥，同時在辛亥革命之後，得到了包括國民黨地方都督的支持，才攀上權力的頂峯，大大小小的軍閥就是給袁抬樁的。

　　在軍閥們的支持下，袁世凱登上權力頂峯後，反過來，袁世凱要「削藩」，這等於拆自己的檯子，也等於把自己舊的執政合法性給否定掉一樣。

　　本來，按照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常例，袁世凱對地方軍隊進國家化轉變，實行軍政分離，逐步削藩，加強中央集權，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符合憲政原則。但是，自曾國藩以降，軍隊已經私有化很嚴重，地方主義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內輕外重，地方勢力坐大的局面，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辛亥革命後，更是羣雄割據，如果得不到地方軍閥的贊同，中央政府就難有作為。袁世凱要想做一個真正的大總統，一個號令全國的大總統，就要削藩。

　　但具體實行起來，也是障礙重重。袁世凱要想削藩， 給軍閥們一個鳥盡弓藏的感覺，談何容易。

　　不過，袁在削國民黨的這個大藩幹得還是挺漂亮的。

　　其實，袁世凱最難削的是那些與他已經貌合神離的嫡系武力北洋軍閥，此時，段祺瑞、馮國璋、張勳等一個個羽翼豐滿。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後，袁世凱削了弱藩換上強藩，龍濟光、張勳、李純甚至袁世凱最得力的大將馮國璋，佔了國民黨人的地盤之後，更是尾大難掉，不聽他的招呼。一旦袁要對他們行削藩之事，一下子就觸發眾怨，袁氏勢力隨之削弱。

　　袁世凱一手削藩，一手重建自己的親信部隊——模範團。表面上是在軍隊中起模範作用，逐步改造北洋軍，其實是因為北洋大將們各個羽翼豐滿，不再聽他的話，他要建立專供自己指揮絕對地忠於自己的軍隊。

　　削藩和建立模範團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自己的執政合法性，而加強中央集權的削藩又令地方勢力惴惴不安，隨時都打算反袁，這又威脅著袁的執政合法性。

　　隨著袁世凱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勢力，袁遇到了晚清相同的命運，得罪了地方勢力，導致眾叛親離。

　　這隻能說袁世凱太急功近利了，地方軍閥勢力割據非一日之功，袁此時連屁股都還沒有坐穩當，正是當拉攏舊部，以共圖大業之時，此時就急著想鳥盡弓藏，不僅太暴露，而且也是不量力而行。

　　復闢帝制，徹底葬送合法性

　　袁的新舊合法性統統喪失，既沒有了民眾認同，也沒有了強大的武力作為背景。當袁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時，為時已晚，上蒼已不再給他時間。

　　前面講到，袁世凱削藩遇到重重阻力，其實，袁世凱在執政之中遇到的阻力又何止削藩一事，總之，在當時，袁感到辦什麼事情都十分困難，這就很容易讓袁想到，他搞不定一盤散沙盤的國家，就想集權，集權遇到阻力，就越想集權，只有集權了，他的很多政治理想或野心才能現實。

　　開始的時候，袁世凱只是想集權，把總統的權力做大，既可避免府院之爭（總統與總理）、府會之爭（總統與國會），平息黨派之爭，號令天下軍閥。否則，一味地尊重代議制，處處是坎，衝突不斷，什麼事都做不成。

　　隨著權力起來越集中，這個時候，他那個想做太子的大兒子袁克定就唆使袁世凱做皇帝，而袁周圍的一班子謀士也想撈個開國元勛，也極力勸袁做皇帝。

　　袁世凱也是一個常人，也有人性的弱點，他自然知道皇帝比總統爽，而且他就是眼見著皇帝是怎麼個好法的（當然也知道萬一被推翻是如何之不好法）。是人性的弱點促使袁走出了冒險的一著棋——復闢帝制。

　　應該說，袁世凱復闢帝制只是往回走了一小步，想搞君主立憲，叫洪憲帝制，洪憲弘揚憲政嘛。可是，就是這麼一小步，立即讓他失去了執政的新舊兩種合法性。

　　從新的合法性講，老袁你要稱帝，等於不承認自己的權力是民授的，自己的道統和法統蕩然無存。

　　從舊的合法性講，老袁你要稱帝，把整個國家搞成你一家一姓，萬世一系，那等於斷絕了那些巴望著輪流坐莊當總統的軍閥們的美夢，那些地方勢力、驕兵悍將，被袁壓得正鬱悶，正苦於沒有藉口來反對袁重樹中央權威的舉措，袁的稱帝之舉，恰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討伐叛逆的合法性藉口。

　　袁稱帝不得軍閥們的人心，尤其不得曾經十分效忠於他的北洋派的心，在袁尚未做大做強自己的時候，就輕率稱帝，註定了他必將失敗。

　　復闢帝制，讓袁的新舊合法性統統喪失，既沒有了民眾認同，也沒有了強大的武力作為背景。當袁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時，為時已晚，上蒼已不再給他時間，這是一件值得扼腕長嘆的事。

　　袁氏教訓，做真小人還是偽君子

　　如果從「社會倫理學」的觀點來看，則「做偽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氣。

　　袁世凱的合法性喪失了，執政也垮臺，隨之而來的，是更加嚴重的抹黑和妖魔化袁世凱，「告密者」、「竊國大盜」、「賣國賊」和「復闢先鋒」幾頂大帽子是戴定了，袁氏本來是有巨大功績的人，一下子好像一生乏善可陳了，這是不能不令後來的執政者深有感觸的，一定要總結經驗教訓，以防重蹈覆轍。

　　袁氏的經驗是什麼？無非是操弄權術尤為突出，這並非每個執政者可以學得來的。但是有一點，是後來的執政者學到了，那就不管怎麼樣，你必須為自己的執政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哪怕你是新瓶裝舊酒也行，你也要塑造和維護自己的合法性。

　　一旦合法性喪失，一切就都竹籃打水一場空。這個所謂的合法性就是「名」，而自己實實在在的權力纔是「器」。

　　袁世凱這個老政客，應該是懂得這些道理的，只怪袁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連當了一個跟皇帝都差不多的總統都不知足，還要想要皇帝那個名。其實，老袁不搞那個形式，當個總統皇帝跟當一個真的皇帝有什麼不一樣嗎？老袁也許會一直統治下去。所以歷史學家唐德剛在評價袁這一臭招時說：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無做皇帝之實，卻背了個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被認為是「萬惡之源」。一個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惡名，他就會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遺臭萬年了。

　　可是一個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個帝制運動，努力去做皇帝，這種政客雖是個「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頭獨裁者，他分明早已是個事實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卻偏偏偽裝成「總統」去向民眾打馬虎眼，那這種政客就是「偽君子」了。我們如果從「社會倫理學」的觀點來看，則「做偽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氣。

　　是的，唐先生火眼金睛，一語中的，這其實也總結了袁氏教訓，那就是，在一個向現代轉型的社會，20世紀以來人類政治文明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根本否定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家天下」意識形態，民主、法治、人權已經成為普世潮流。

　　也許民主的觀念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深入人心（否則不會上演一再復闢事件），但專制確實走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來源:長城月報

推薦閱讀：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