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報 》（ 2016年07月17日 05 版）

　　長期以來，在很多人心目中，歐洲大概是最適合生活的地方之一。人們對歐洲的印象，比較多的是充滿宏偉古老建築的都市、田園牧歌式的鄉村、「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良好的人權保護以及祥和安寧的社會氛圍。此外，歐洲也是資本主義和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發源地，是現代化的濫觴之地，目前看來也是世界上經濟、政治和社會一體化比較成功的地區。

　　但是，已經制度化為「歐洲聯盟」的歐洲，如今面臨著至少四大挑戰：一是經濟增長乏力和金融危機所導致的歐元區分裂危險；二是來自中東和北非的難民大量湧入所引發的社會治理危機；三是日益囂張的恐怖主義威脅；四是英國「脫歐」所引發的歐盟本身分裂風險。

　　所有這些挑戰中，經濟增長自有其周期，也許是遲早都能解決的問題，但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卻可能演變為歐洲的生存危機。這些危機的背後，是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理念及制度面臨的困境。

　　多元文化主義的要旨在於以制度保障來維護種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樣性，促進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相互尊重和寬容，確保不同文化傳統成員在社會上平等和諧。這本來是公認的管理多民族社會的正確政策。歐盟自上個世紀90年代正式將多元文化主義議題納入一體化議程，以期建立一個重視基本人權、尊重多元宗教信仰、尊重文化多樣性與平等的歐盟。

　　應該說，多元文化主義理念如果能切實得到實施的話，也有可能真的建立一個兼具多樣化與和諧性的社會。但歐洲國家的現實表明，這樣的理想社會尚未建立起來，歐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一是歐洲在奉行多元文化主義上始終半心半意；二是更確切地講，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雖然很好，但現有的各種制度措施未能與之很好匹配。

　　二戰以後，歐洲社會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大量移民湧入，造成原來單一民族國家的人口構成改變，其主要原因是戰後歐洲重建，需要大量勞動力，只好從中東和北非地區引入。如何對待這些移民，歐洲主要國家形成了幾種模式。

　　一種是英國模式。多元文化主義其實最初產生於英國，因為英國當局認識到必須通過公共政策解決移民的政治參與問題，讓他們成為本國政治體制的利益相關者。英國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了各種團體和機構，幫助移民參與政治，並根據他們的需要來分配資源。這樣，眾多基於種族和宗教建立的特殊組織就在社會上大量浮現，但這些組織反倒凸顯了少數族裔的差異性和不同於主流的特殊性。

　　一種是德國模式。德國模式正好相反，是從拒絕移民融入德國社會的政策起步的。來自地中海沿岸的移民，主要是土耳其人，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德國社會的客工，被期待在完成建設工程後就回到他們的母國。德國迄今只給了1/4客工公民身份。多元文化主義在德國反而使這種「不接受」待遇正當化，德國政府鼓勵土耳其人保留其自身文化、語言與生活方式，實際上在德國領土上創設了互不往來的平行社區。

　　一種是法國模式。法國的做法與以上兩種模式都大相徑庭，其初衷也許是最理想的。法國以本國長期奉行的自由、平等、博愛政治哲學為由，拒絕給移民以特殊待遇以及認可移民社區的文化獨特性。相反，法國採取一種「共和模式」，希冀抹平差異，將移民完全吸納到本民族的文化之中。其結果是貌似一視同仁，但眾多移民得不到必要的幫助，徘徊在社會底層，而由於生活習慣、宗教、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差異，實際上始終難以融入主流社會。

　　總體上講，移民在歐洲的融合併不成功，移民社區也與主流社區頗多隔閡，多次發生激烈的種群衝突。多元政策的一大後果是身份政治興起，人們更多的是以種群身份來互相區分，這又引發了兩種社會思潮。一種是主流民族的種族民粹主義。對差異群體的偏見、社會地位降低帶來的失落、經濟上的損失、失去工作機會等，使得眾多歐洲民眾產生強烈排外情緒，表現為反移民、反自由貿易、反歐盟、反歐元等，民粹主義政黨在不少歐洲國家重新興起，且已經開始參與民主選舉，試圖掌握國家或地方的政治權力。另一種是宗教原教旨主義，尤其是激進的伊斯蘭主義，開始越來越有影響力。由於認定自己家庭和種群長期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很多年輕人開始訴諸自身種族背景的宗教來尋求身份認同，到最後往往受到極端主義思潮甚至是恐怖主義思想的吸引。

　　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的實踐經驗，可以給世界其他地區帶來觀察和思考的素材。誠然，尊重差異，承認多樣性，平等對待來自每一個種族、宗教和文化傳統的個人，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道路，但朝著這個目標努力註定歷程艱難。因為任何制度化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都必然利弊相伴，而且利弊之間不能互相抵消，使得一些本來為了實現平等的措施，其效果反倒促進了分化和割裂。有著同樣問題的其他地區人們，應該試著走出一條新路來。

　　（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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