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語料庫翻譯學的研究現狀：回顧與展望——一項基於15種語言學核心期刊（2005~2014）的調查研究作者： 馮紹鋒、馮志偉（杭州師範大學）3. 3 研究類別根據Biber（2000）和Kennedy（2000）對語料庫語言學研究領域的分類方法，並考慮當下我國語料庫翻譯學實證性研究的實際，我們在此將該領域的實證性研究分為以下九大研究類別：辭彙、句法、語義、語篇、翻譯共性、翻譯策略、教學與測試、譯本以及譯者，並統計每個研究類別在這十年間的發文量（見圖5）。 從發文量的角度剖析，在這十年間，語料庫翻譯學在辭彙類別上的實證性研究深受我國譯學研究者的關注，發文量共計達十篇。相比之下，在語義、語篇這兩個類別上的實證性研究幾乎無人問津，發文量均為一篇。由此可見，語料庫翻譯學在辭彙類別上的實證性研究在今後將走向飽和態勢，而在語義、語篇這兩個類別上的實證性研究在今後將是我國譯學研究者所關注的研究熱點。我們以五篇為分水嶺，將十年發文量大於或等於五篇的研究類別歸為一類，剩餘的研究類別歸為另一類。前者有以下四大研究類別：辭彙、句法、翻譯共性以及翻譯策略。後者有以下五個研究類別：語義、語篇、教學與測試、譯本以及譯者。這些研究類別的發文量如圖5所示。

3. 3. 1 辭彙胡顯耀（2007）通過分析和對比漢語翻譯語料庫與非翻譯語料庫的詞語統計特徵，對當代翻譯小說的詞語特徵進行實證描述，探尋漢語翻譯文本的規律性特徵或翻譯規範。其研究表明，與同一語言的非翻譯文本相比，漢語翻譯小說存在傾向於使用更少的辭彙，重複使用一定數量的常用詞，實詞減少等特徵。唐樹華等（2011）將翻譯看作概念映射和範疇重構的過程。通過基於語料庫的「酸」和「sour」語料對比研究發現，除了典型隱喻表達的概念和範疇映射問題，語言規約性差異也是隱喻拓展差異形成的主要因素，他們並以此為依據，提出了譯文功能對等原則關照下的常規隱喻投射路徑顯性和隱性處理方式。李鑫和胡開寶（2013）運用自建語料庫，考察了記者招待會漢英口譯中情態動詞的使用特徵及其動因。其研究表明，與美國政府記者招待會原創語料相比，中國政府記者招待會漢英口譯中過多使用高值和中高值情態動詞，過少使用表示委婉語氣的較低值情態動詞以及情態動詞縮略式。從情態動詞的語義類型分佈來看，口譯英語過多使用義務情態而過少使用認識情態，其背後主要有三大動因：中美政府記者招待會語篇的話語基調差異、漢英語法差異和口譯譯員的主體性。3. 3. 2 句法秦洪武（2010）運用多譯本文學翻譯語料庫，探討了影響漢語翻譯文本語言運用質量的兩個因素：句段長度和結構容量。他的研究表明，結構容量直接影響句段長度，譯本在句段長度上存在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它們在結構容量上有差異；句段長度和結構容量直接影響行文的流暢和語言運用質量。朱一凡（2011）利用CCL古代漢語語料庫、CCRL檢索工具以及現代名家小說文本庫，對五四時期流行於現代漢語中的歐化結構進行了全面考察，他的研究總結了翻譯歐化漢語句法的三種機制，即通過翻譯借用的歐化結構、通過翻譯激活的漢語結構、通過翻譯轉用的漢語結構。王慧蘭和張克亮（2014）利用漢英雙語平行語料庫，以「進行」類結構為例，研究輕動詞結構的漢英機器翻譯問題。首先對輕動詞結構對譯的英語結構進行分類，再利用語言信息處理技術對各類對譯結構的分佈進行統計分析，然後以此為基礎分析制約對譯英語結構選擇的三個語言學因素，即「進行」的動詞賓語V的語義類別；包含「進行」的小句的格式；輕動詞結構在小句中的地位。3. 3. 3 語義朱一凡和胡開寶（2014）運用新聞漢譯語料庫和原創語料庫，對比分析「被」字句在這兩個語料庫中的語義趨向和語義韻。他們的研究表明，「被」字句在漢譯語料庫中的主導語義趨向為「弱及物義」，而其在原創語料庫中的主導語義趨向為「遭受義」，而造成該變化的根源在於英語被動句含有大量的「弱及物義」動詞，譯者受源語的影響和省力原則的操縱，英語被動句多被譯為「被」字句，這促使漢譯語料庫中出現了大量的弱及物義的「被」字句，甚至超過了遭受義「被」字句。他們的研究還表明，「被」字句的語義韻在漢譯語料庫中總體呈中性趨勢，而其在原創語料庫中總體呈消極趨勢。3. 3. 4 語篇尹富林和胡元江（2010）運用自建的小型英漢科技語篇語料庫，從中隨機選擇了20篇相關主題的科技語篇，對其主位推進模式進行了比較和分析。他們的研究表明，在結構性銜接方面，英漢兩種科技語篇中都較多使用平行型和延續型主位推進模式生成語篇；在非結構性銜接方面，名詞照應關係和重複同現關係均較為突出，只有指代照應關係、其他同現關係以及搭配關係在英語科技語篇中明顯多於漢語科技語篇。3. 3. 5 翻譯共性黃立波（2008）運用雙語平行語料庫，考察了英漢翻譯中人稱代詞主語在文學和非文學兩種文體類型中的數量、頻次和轉換類型。他的研究表明，文學與非文學英譯漢時，人稱代詞主語數量和頻次都呈減少趨勢。從轉換類型看，人稱代詞主語轉換以對應關係為主，語際顯化和隱化均不明顯。相對非翻譯漢語文本，漢語翻譯文本類比顯化突出。胡顯耀和曾佳（2009）運用語料庫考察漢語翻譯小說中的語法標記詞，他們的研究表明，漢語翻譯小說中各類語法標記詞的使用頻率明顯高於非翻譯小說。翻譯小說定語標記明顯增多，而時體標記減少。 一些語法標記詞的增減在客觀上起到了口語化或簡化的效果。因此，他們認為，「語法標記顯化」是漢語翻譯小說的重要特徵之一。胡開寶和陶慶（2009）的研究表明，在漢英會議口譯中譯員常常選用連接詞that,不定式標記to以及邏輯關係連接詞來明示源語語句之間的關係，並且明確交代「這個（些）＋名詞」結構所指代的對象。 因此，他們認為，漢英會議中語篇意義顯化程度相當顯著。3. 3. 6 翻譯策略戈玲玲（2011）以言語幽默概論作為理論框架，並以錢鍾書的小說《圍城》及其英譯本為語料，建立起原文和譯文對照的雙語平行語料庫。她的研究表明，本源概念影響著幽默的生成和理解，不同的翻譯模式決定幽默文本中本源概念的成功轉換。劉彬（2014）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局進口藥品名稱資料庫為主要語料來源，通過對比分析該語料庫中的語料，揭示了進口藥品商標名英漢翻譯的六個原則，即關聯、循法、從主、簡明、真實、尊重傳統。3. 3. 7 教學與測試李德超和Sara Laviosa（2011）的研究表明，譯員培訓和譯員教育對語料庫的運用有很大的區別，前者對語料庫的使用已經相當成熟，而後者只是剛剛取得一些進展。導致這種差別的一個可能原因就是譯員教育方面缺乏專門為其設計的跨學科理論框架。王健佳（2013）以大學英語英漢翻譯測試的譯文為語料，揭示翻譯測試人工評分中考官所關注的主要因素，並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自動構建評估模型加以驗證，其評價結果與人工評分的皮爾森相關係數達到0.78。3. 3. 8 譯本任曉霏等（2011）自建了英若誠、朱生豪和梁實秋漢譯莎士比亞《請君入甕》譯本小型語料庫，並比較三個譯本，再運用文本處理軟體統計三個譯本的詞頻和平均句長。其研究表明，英譯本平均句長最短，成語、諺語、習語、俗語等的使用頻率最高。在話輪管理和話語標記語的翻譯方面，英譯本同樣獨具匠心，保證了臺詞的簡練明快和對白的自然順暢，理想地實現了其倡導的戲劇翻譯口語化的兩個標準，即「活」的語言和「脆」的語言。3. 3. 9 譯者司炳月和霍躍紅（2014）從翻譯文體學的視角對著名翻譯家葛浩文夫婦在其所譯阿來小說《塵埃落定》中所留下的情感指紋進行了研究。她們的研究表明，英文譯本與漢語原文無論是在情感辭彙的使用數量、密度還是情感強度方面都存在差異，即漢語原文帶有明顯的消極情感傾向，而英語譯文則表現出明顯的積極情感趨勢。但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二者都呈現為消極情感和積極情感交替出現的波浪式流動模式。這說明譯者對於中國語言文字及情感因素能夠精準把握，但也出現了一些偏差。4. 研究不足4. 1 研究領域缺乏廣度和深度從深度上講我國譯學研究者在翻譯共性的研究上較為狹隘，缺乏深度。Chesterman將翻譯共性分為源語型共性和目標語型共性這兩大類別，前者是基於源語文本與譯文之間的語際對比關係，關註譯者對源語文本的處理方式；後者是關於目標語中翻譯文本與非翻譯文本之間的語內類比關係，重點放在譯者對目標語語言的處理方式上（王克非、黃立波 2008）。翻譯共性的實證性研究在我國受到黃立波（2008）、胡開寶和陶慶（2009）、肖忠華和戴光榮（2010）、姚琴（2013）、佟玉平（2014）等譯學研究者的關注，但是他們的研究焦點均在於顯化、隱化、簡化和範化。此四者在譯文中呈現出有別於原文的、典型的、跨語言的普遍性特徵。由此可見，我國譯學研究者對於翻譯共性的研究僅侷限於Chesterman所提出的源語型共性的研究，對於目標語型共性的研究則無人問津，所以他們在翻譯共性的實證性研究上缺乏深度，較為狹隘。有鑒於此，目標語型共性的研究將是未來研究者關注的研究對象，這種研究是新事物，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從廣度上講，我國譯學研究者在語料庫翻譯學的研究上較為狹隘，缺乏廣度。語料庫翻譯學的研究主要分為實證性研究和非實證性研究。前者主要集中於對翻譯共性、譯本以及譯者風格的研究，而後者主要集中於對語料庫的研發、建設和應用的研究。然而，關於具體語言中的翻譯特徵和策略、翻譯與口譯教學、文體學翻譯等領域的研究，我國譯學研究者並未給予其更多的關注。此外，學界很少選取（跨）文化理論、文學理論視角開展語料庫翻譯學研究（龍紹贇 2012）。有鑒於此，未來語料庫翻譯學研究既要從語言學視域出發，也要選取文學理論或文化理論視角，從而實現語料庫翻譯學與翻譯學跨學科研究的有機結合（胡開寶、毛鵬飛 2012）。4. 2 定量研究較為簡單我國語料庫翻譯學的實證性研究分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以及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研究。該領域的定量研究尚處於初級階段，研究僅僅侷限於詞頻統計、形類符比、辭彙密度以及平均句長等簡單的數據分析，例如，楊曉軍（2007）、黃立波（2014）。這些數據分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揭示譯者的風格，但所發揮的作用卻比較有限。如果要將定量研究真正引入我國語料庫翻譯學的實證性研究，今後語料庫翻譯學研究應該運用更加複雜的定量分析方法，如卡方檢驗和統計量測試等，以切實提高譯學研究的科學性（胡開寶、毛鵬飛 2012）。4. 3 語料庫驅動的譯學研究尚未開展語料庫方法包括基於語料庫的方法和語料庫驅動的方法。 目前，我國譯學研究者主要採用基於語料庫的方法，正如Laviosa（2002：2）指出，語料庫翻譯研究的本質就是對假設進行檢驗，具體表現為以下步驟：（1）提出假設；（2）建立研究目標並對假設進行驗證；（3）描寫和分析數據；（4）對發現進行理論闡述；（5）將假設精確化；（6）在此基礎上，為將來的研究提出新的假設，在重複運作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修正和完善並建立初步的方法論體系。然而，這樣的語料庫驅動的方法很少被我國譯學研究者所採用。因此，我們在今後有必要開展語料庫驅動的翻譯學研究。5. 結語與展望我們對2005~2014年這十年間我國語料庫翻譯學的發展現狀和趨勢，尤其是該領域實證性研究的發展現狀和趨勢做出了多維度的考察和分析。從期刊發文量的視角出發，我國語料庫翻譯學的論文深受《中國翻譯》和《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垂青。從發展趨勢的視角出發，我國語料庫翻譯學在這十年間的發展雖幾經波折，但總體呈向上蓬勃發展趨勢。從研究方法的視角出發，我國語料庫翻譯學的研究以實證性研究為主，以非實證性研究為輔。從研究類別的視角出發，我國語料庫翻譯學的實證性研究分為以下九大研究類別：辭彙、句法、語義、語篇、翻譯共性、翻譯策略、教學與測試、譯本、譯者。雖然近十年來語料庫翻譯學在我國發展迅猛，但其仍有以下三點缺陷，亟待改進：第一，研究領域缺乏廣度和深度；第二，定量研究較為簡單；第三，語料庫驅動的譯學研究尚未展開。由此我們可以預測，我國語料庫翻譯學在今後的幾十年間仍有長足的發展空間，正如黃立波和王克非（2011）所指出的，今後我國語料庫翻譯學的關注點將從翻譯本身擴大到翻譯外部，從翻譯文本轉向制約翻譯文本生成的各類因素以及翻譯帶來的語言互動與變化；從描寫轉向解釋，實證性和跨學科性進一步增強；將打破從前單語類比或單語類比加雙語平行的綜合研究模式，轉變為根據實際研究需要建立的多重複合對比模式，並由對比模式向過程和因果模式過渡。上期回顧：期刊好文 | 我國語料庫翻譯學的研究現狀回顧與展望（上）【聲明】本文原載於《當代外語研究》2016年第2期，感謝《當代外語研究》編輯部授權iResearch轉載發布此文。其他任何學術平臺若有轉載需要，可致電010-88819585或發送郵件至[email protected]，我們將幫您聯繫原文作者聯繫授權事宜，請勿擅自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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